第三章
自强不息

1.纤夫的故事

钱江明背着行李回到了辽里村夏家埭——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坐了几个小时的船，早就饿了，他在厨房里找到番薯吃了，然后拿着镰刀去给羊割草去了。奶奶兴奋地问：“是不是毕业了？”钱江明点了点头。奶奶说：“毕业后不是就要分配工作吗？你分配到什么地方了？什么时候去上班呢？”钱江明说：“暂时还没有分配，让我们回来锻炼一段时间再说。”奶奶若有所思，见孙子的表情很严肃，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于是就相信了。晚上一家人都回来的时候，父母把奶奶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钱江明还是那样说。他不想让父母过早地知道真相，那样他们会受不了的。他想让时间慢慢地去冲涤、淡化，最后归于平静。

钱江明毕业的时候已经 18 岁了，是一个大小伙子了。他决定去生产队报到，开始挣工分，减轻家庭的沉重负担。村支书姓鲍，年纪和他的父亲相仿，因为家里劳力较多，所以光景在村里过得比较好。鲍支书瞧不起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他认为只要日子没过好就是因为好吃懒做，没有别的原因。钱江明去的时候，鲍支书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说：“你回来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钱江明一直在想，如果鲍支书问他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工作了，该如何回答呢？没想到人家压根儿就没问。按说鲍支书是知道钱江明在湖州工专上学的事的，也知道他已经毕业了。乡里乡亲的，谁家夫妻吵个架第二天整个夏家埭都传开了，何况整个村子就出了钱江明这么一个中专生，鲍支书不可能不关注他的动向。可是他没有问，脸上依然挂着一副轻蔑的表情，用余光睨斜着扫了过来，透着一股傲慢。

“队上准备派几个社员去湖州捻河泥、掏粪，每天记 10 工分，你去不去？”鲍支书吸了一口烟，喷出一团浓稠的烟雾。

捻河泥、掏粪，钱江明见过。捻河泥是水乡农村体力强度最大的一种农活，就是把水乡地区独有的小河的河底表层河泥挖掘起来，河泥也是肥田地用的一种有机肥料。钱江明在湖州求学三年，他经常能见到大街上有拉粪车经过。那时候，人工手拉车很普遍，大街小巷到处有公厕，虽然镇上有环卫所清扫，但农民为了田地里的庄稼也时不时地去城镇偷偷地掏粪用来肥地，庄稼就会长势旺盛，亩产大增。“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乡下的人都知道这句农谚。因为，当时化肥在农村并不普及，种田地的主要是农家肥，因此，才有捻河泥和掏粪的农活。还有，为了肥农田，南浔北里乡专门有相关部门与上海环卫部门联系好，将上海的大粪通过南浔頔塘大运河，用轮拖船十几条船串联再一起运到农村给生产队肥田。去挑粪又是一件又脏又累的苦差事，这种活又脏又臭，一般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去干，年轻人受不了那种臭气熏天的味道，因此宁愿在地里少挣几分，也不愿意去轮拖船上挑粪或去城里掏粪和捻河泥。

鲍支书见钱江明的脸憋得通红，半天沉默不语，猛地又吸了一口烟，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鲍支书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对钱江明真是嫉妒羡慕恨，说不出来的综合因素，构成了他扭曲的性格，所以处处刁难钱江明，不想让他出人头地。

鲍支书知道，这个身子单薄、白白净净的书生是不会答应捻河泥、挑粪和去城里掏粪的。他这样安排，无非想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他知道支书掌握着村里的“生杀大权”，要敬自己三分。鲍支书叹气了一声，说：“你回去吧。”

“鲍支书，我可以捻河泥也可以去掏粪。”钱江明的声音不是很大，但脸上的表情却很坚定。鲍支书愣了一下，说：“哦！那你明天一大早就随他们去吧。”

掏粪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钱江明被迫放弃了这项“工作”，因为湖州的厕所实在掏不到粪了，他们常常空手而归，无法向生产队交账。这个时候，鲍支书又给钱江明派了个下苦力的活——拉纤。

那时候，从南浔到湖州有 60 里地，人们主要走水路。逆流而上时阻力很大，需有人拉纤，船才能行动。从南浔到湖州，几乎要走整整一天时间。

钱江明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差事，上学的时候他也坐过那种船，纤夫拼尽全力往前拽，船在水里吃力地往前一点点地挪动。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看过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深深地被震撼了。油画描绘的是在被烈日炙烤得焦黄的河岸上，一队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沉重的脚步拉着货船，在酷日下精疲力竭地向前挣扎着。他们之中有老有少，个个都衣着破烂，面容憔悴。领头的是一位胡须斑白的老者，眼睛深陷，坚毅的面孔透出饱经风霜的智慧，但愁苦的表情也显示了他对艰苦生活的无奈。走在最后的纤夫低头垂手，麻木地随着队伍向前挪动，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日日苦役般的生活。队伍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形象，就是队伍中间的一位少年，可以看出他才开始这样的工作不久，皱着眉头不太习惯的样子。他直起腰，想用手松一松肩头上紧勒的纤绳，他毕竟还年轻，还不能忍受这样的苦楚。其余的纤夫都弯着腰、低着头，似乎已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来表现点什么。在他们身上，剩下的唯有贫苦、艰难与无奈。

钱江明没想到，时隔几年后，自己也要当纤夫了，就像油画中的那位少年。不过拉纤虽然辛苦，却不像掏粪那么脏，拉一天就可以挣10 工分；也不像掏粪那么艰难，常常空手而归。那时候，拉纤这活对于一直从事农业劳动的男劳力来说不算太艰苦，并且可以享受到每人每天 5 毛钱的现金补贴。轮到一次连续干半个月，除了正常所得的工分外，还能有 7.5 元的现金补贴。因此，钱江明欣然地接受了。

最初，钱江明拉的是那种小船。三个人一条船，留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在船上当舵手，其他两人上岸拉纤。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钱江明便和另外两位社员来到了码头。码头上已有乘客在等待，掌舵的社员跳上船，乘客分两边坐好，船夫一声长长的号子，船便出发了。钱江明和另一位社员肩上挎着绳索顺岸边走。刚开始水流比较平缓，行船没有多大的阻力，人也走得飞快。等到出了南浔镇的时候，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沐浴在船上人们的脸上，很有画面感。

拉纤很有讲究，主纤手在最后，他需要随时随地配合舵手调整行船的方向，像钱江明这样有力气没经验的人，只能在有纤道的地方拉个头纤。拉纤是集体行动，一旦人与人之间的纤绳下垂了，后面的人会立即发现，谁也不好意思这样偷懒，所以上了纤道，就得弯腰躬行，不遗余力。拉纤并不是直接以手把绳，有的纤绳是以腰带式直接套在肩上，有的纤绳是用纤板做成的，拉纤时将纤板套挂在左肩右肋或右肩左肋，挽拽而行。初当纤夫，拉上一小时左右，就感到脚酸无力，肩膀开始红肿。第二天再上纤道时，纤绳一受力，肩膀就会有种钻心之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坚持再坚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唯一能用的招数就是短时将双掌使劲儿地按住纤板，以减少肩膀的受力，人尽量弯腰，两脚拼命地朝前撑，这样便稍能减轻肩膀的皮肉之痛。有时遇到穿绕树木、船过桥洞等复杂情况，钱江明只能将头衔还给主纤手，他在后面听从指挥当助手。

钱江明初次拉纤的时候正值初秋，烈日炎炎。他光着膀子，头戴草帽，用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大汗淋漓，下身穿的短裤就像刚从河里捞上来似的，全湿透了。几天下来，他的肩膀先是红肿，后来溃烂，拉纤时稍一使力便疼痛难忍。长途跋涉中，脚上很快便磨出了血泡，血泡磨破后与草鞋黏在一起，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一天下来，腿肿得老粗，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有的地段感觉船特别沉，需要手脚并用才能拖动，汗水像雨点一样滴落了下来，顺着额头往下淌，又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砸在地上。钱江明感到自己快要虚脱了，口渴难耐，于是捧起河水，咕咚咕咚地喝上了几口，然后挂上纤索继续前进。拉纤最难熬的是最初的三五天，等疼痛过了，考验过了，以后便慢慢地适应了。开始几天回到家中，母亲见他肩膀溃烂，脚底都是血，心疼得直掉眼泪，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去了。钱江明忍着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什么也不愿放弃。他知道半个月 150 个工分的重要性，也明白 7.5 元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坚持就是胜利，他需要咬紧牙关继续干下去。此时，钱江明想起了那句“男儿何不带吴钩”的诗句。是的，他要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拉纤非常辛苦。虽然每天有 5 毛钱的补贴，但大多数人都不舍得把预支的钱用掉。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将咸菜、青菜、萝卜干、酱油汤当作主菜，然后再吃一些番薯或土豆。鸡蛋和肉是奢侈品，几毛钱一斤，钱江明当然舍不得吃。

后来，钱江明加入了拉大木船的纤夫队伍。大木船一般走的是“长湖申线”，这里是长三角地区的骨干航道，西起长兴县小浦镇，经湖州入江苏省，至上海市接黄浦江到苏州河口，全长 225.4 公里。其中湖州境内河段长 78.4 公里，是湖州连接上海、融入长三角的水上“大动脉”，是湖州市域内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一些河段淤塞严重，许多堤岸塌损陷落，经常堵航。一只十几吨重的大木船，一般需要十几个纤夫才能拉得动。拉这种船不比那种三个人的小船，需要协调性更好才行。一般拉纤的队伍中都会有一位队长，队长就是号子头，得有一副好嗓子，且能随形势唱出名堂来。纤夫们就在应和号子头的同时，调整呼吸、协调节奏，聚起力量让船前行。队长自当负有监督的职责，若发现某人背后的纤绳软了，便将那人的名字编入号子吼起来，那人从此便不敢再偷懒了。纤头就是最前面的那个，他要负责拉纤找路，每次出船的路都要以当时的水位来确定，纤头事实上就是领路的人。“清早起来把门开，呦吼——嘿——”在朝霞辉映中，号子头吼得有缓有疾，有板有眼，清脆响亮，舒缓悠长。大船就在众纤夫“嘿——呼”的雄厚应和声中出了航。对于拉纤的人来说，石板路算是最好的路了，平顺，脚板能使上力。最难走的是沙地，踩在上面软软的。许多地方还有淤泥，一步三滑，弄不好便会摔倒。

虽然已是秋天，秋老虎依然气势汹汹，十分闷热。一些初次拉纤的人脚底很快便会磨出血泡，背上晒得起皮，纤索一搭到肩上，便如刀割般钻心的疼痛，有时甚至被拉得皮开肉绽。到了冬天，若是船搁浅了，就得下水推船，冰冷的河水冻得人牙齿咯咯直响。号子头吼着：“运河的水哟，浪悠悠哟，联手推船哟，到河里走哟……”众人照例在“吼——哟”的应和声中，齐心协力把船推至深水中。数九寒天，纤夫们上岸几个时辰后，仍会感到骨髓都是冰冷的。没有人叫苦，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不愿在众人面前展现出自己懦弱的一面，那样只能让人瞧不起，说你不像个男子汉，所以每个人都在咬着牙坚持。

多年后，钱江明驱车路过“长湖申航道”南浔大桥，想起五十多年前走过的纤道，不免触景生情。因为他和老乡们曾在南浔镇沿河街道的某个屋檐下露宿过。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水路都曾留下过他的脚印。那些沉重的脚印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虽举步维艰，却与时代的步伐合拍，走得扎扎实实、铿锵有力，逶迤绵延地成为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成就了恒达富士今天的磅礴之势和辉煌伟业！

2.五十年后再相聚

2015 年 5 月 13 日，风和日丽，草木葳蕤。年近七十的湖州工专老同学潘德馨与钱江明等人经过多次商量和筹备组织了这次同学聚会，并借机走访、寻找到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些老同学的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有好几位同学生活在山区农村）。学长潘德馨发扬一不怕麻烦、二不怕辛劳的精神，亲自跋山涉水，找到了几位居住在农村的同学，一个个上门通知。这是一次全校性的大聚会，他们在湖州南浔钱江明所创办的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相聚。来自湖州、嘉兴、杭州、吴江、长兴、新市、桐乡、长安、震泽、海宁的同学共 150 多人，分别乘火车或包车，赶到南浔会合。

湖州工专同学聚会，全校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湖州饭店，因为湖州饭店的总经理原是工专的学生，名叫吴承业。他是个热心人，因为是第一次，所以筹备这次会议费了好大劲，潘德馨等人又联系了一些多年未谋面、分散在各地特别是在农村的同学，还要组织会议以及各人表达心情的事件和照片录像等资料，忙得不可开交，付出了很多心血。第二次全校性的同学会就是在钱江明的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参加同学会的绝大部分是钱江明在校时的同班同学。他所在班级是306 班，原班长吴经富也是一名热心人。从学校出来后吴经富一直生活在农村，后来有机会当上了小学老师，不久后又当上了该校的校长，所以办事比较方便并且热心，基本上每隔一年就会组织一次同班同学聚会。

“‘人生七十今不稀’，我们这些已年过古稀之人太想念老同学了。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大家赶快聚一聚吧。都说迟暮老人爱怀旧，其实是对自己曾走过的路的一种深情怀念。我们从湖州工专毕业后学校就停办了，同学们各自伤悲地回到故乡。一晃半个世纪过去，虽然常常思念，但出于各种原因，好多同学离校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今日一聚，‘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们这群人似乎都变回了年轻人。大家手拉着手，你围着我，我围着他，需要仔细端详才能识别眼前人，半晌犹疑方才叫得出对方的名字。一时多少笑声都被友情唤起，多少泪水都被同学之谊擦干。”谈起几年前的那次相聚，湖州工专的校友陈泽铭感慨万千。

此情此景，有诗为证：

悲别半百，嘉兴相聚已不识，皱满面鬓如霜；

同窗四载，执手互看均泪眼，谁忍手松再别？

“同学相聚是一种福气！人老了还有这样的幸福，感谢苍天相助。我们虽然老了，可身体还健康，耳不聋眼不花，背脊还挺得直，过个桥稳稳当当的，还能奔来参加同学聚会，真是有缘啊！”同学重聚，讲得最多的是当年在湖州工专时的生活，回忆起当年同学们意气风发，不畏艰难，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正是有了一代代人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当年我们考进工专，是奔着建设祖国、振兴家乡的目标去读书的。四年的求学生活十分辛苦，但有幸碰到好老师，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离校后工专的同学们经历了一番风雨和磨难，虽然学校抛弃了我们，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通过努力奋斗，自强不息，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每个人在通往成功的途中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充满坎坷，洒下了汗水和泪水，甚至彷徨过，挣扎过，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但这并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同学们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拼搏在各条战线上，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令人引以为傲。回首往事，我们没有因虚度年华而碌碌无为，也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理想和追求。我们坚定自己的人生之路，坚定自己追求的信念和目标。我们成功地到达幸福的彼岸，所以今天大家才能相聚在一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一个奋进的新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是一个离梦想最为接近的新时代。每一个经历过艰难困苦和享受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都应该不负新时代、勇担新使命、再建新辉煌。我们虽然已经步入老年，可一些同学如钱江明等人还奋斗在工业一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着自己的余热，值得大家学习和尊重。他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今天的这次相聚之后，他计划出一本《湖州工专纪念册》，让来南浔的同学人手一册，留作纪念。钱江明同学慨然承诺：出书的费用由他来承担！人间重晚晴，殷殷寸草心；霜叶红胜花，岁岁好年华；莫道桑榆晚，友情最珍贵。杜甫诗云：‘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无论分别多少年，无论贫与富，同学一直在你身边。参加聚会，每个人最在乎的是那份纯真的情怀。分别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南浔再见一面，而真正会晤的时间也仅有几个小时，令人十分留恋！湖州工专的情不是在校舍的‘破旧’处，而是在它的‘绝情’处，让大家永生难忘的便是工专毕业即关门的残酷现实，那句‘等待毕业分配’，我们整整等了54 年！大家没有放弃，没有埋怨，没有沉沦。今天，虽然已经有一小批同学先走一步，所幸在场的我们都还活着。‘半生风雨工专情，归来仍是少年！’”陈泽铭兴奋地说。

分别了半个多世纪的湖州工专同学在聚会后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大家纷纷拿起笔，写下了一些回忆性的文字。这些文字后来均被收入《工专情——湖州工专纪念册》中。

下面摘录几篇，作为对那段岁月的默默见证。

有多少工专情可以重来？

陈泽铭

QQ群上，陈孝勤、钱江明他们决定要编印一册“工专情”专刊。我思忖自己人微言轻，有何德何能敢当此重任？孝勤即邀视频聊天，坦陈要做一个工专纪念册，最好加个工专简史，因老府庙那段建校史只有上届同学知晓，近电潘德罄关机，故而想到我。即刻谈话，深感其谈吐真诚直率，充满信任。我自是感动，欣然应允。湖州工专的校史，一定要由权威专家来写。我从未做过组长以上的官，一介普通书生实在为难。好在我深知自己虽没有超人的智商，不过可以不耻下问。昨天下午约定凌志浩、胡松富、王姚铭茶聚，在茶室畅谈工专的历程，由此勾起自己对那段已逝青春的怅然回忆。回忆是美好的，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同学之间的真诚友谊令人感动，大家不禁喟叹有多少往事可以重来？什么叫往事？已经过去的事情就叫往事。即使你再去挽留，过去的那些事也不会再一次回头。但是，在这件事中，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是很难让人忘记的，点点滴滴，都值得珍藏和回味。当然回忆中也有许多酸涩和痛苦的叹息。人们对于痛苦的记忆，容易趋向于忘却，所以必须要有人记录下来，为我们的青春作证。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纳兰性德的这首词，让我不禁想到了那一年。1958 年 4 月，春风拂面，草长莺飞。湖州的大街上绿树如茵，一群麻雀在树梢上蹦来蹦去，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突然，有人发现大街上贴出公告：湖州工业学校招生了！我和一批初中同学奔走相告，相约同去湖州古老的府庙报名。到临时招生办公室后碰到一个熟人——湖州一中的老校长丁立勇老师。他热情地欢迎我们：“湖州工业学校要为嘉兴地区培养工业战线的技术人才！”丁老师的谆谆教导，我深深地牢记着。

1958 年 5 月 1 日，湖州当地的最高学府——湖州工业学校诞生了。记得那天是在古老府庙的东大殿举行的开学典礼。首届约二百多位学生，分为机一、机二、电工、化工四个专业班。同学们满脸喜悦，群情激荡，静静地聆听书记兼校长洪克刚做报告。洪书记声如洪钟，掷地有声，带着部队习惯的语调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不同凡响。他谈当前形势、谈学校的发展理念、谈学生的纪律要求，大家听得热血沸腾，群情激昂。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有气魄、有能力、有水平、有风度的好领导。有这样的校长带队，湖州专科学校的前途一定是灿烂的、光明的。开学典礼后，同学们纷纷暗下决心：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听党的话。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开学后，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我们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开始制作蒜氯剂农药。学校要求当年暑假不放假，继续上课、劳动。制作蒜氯剂农药，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剥大蒜、敲大蒜、洗大蒜，然后将加工好的蒜氯剂灌进容器，封口后抬到河埠头装船。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每天的主要任务都是那些活，天天做，将府庙前边的大井也打干了，弄得四周居民无水可用，大家都颇有微词，敢怒而不敢言。那时候，经过 1957 年的“反右倾”运动，天天搞思想斗争。在做蒜氯剂农药的同时，机一班吴德育同学不知跟谁发了句牢骚，引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大字报围攻，连他的名字都被打了大红叉。第二学期他不知是被劝退还是自辞，就那样从学校里消失了。

湖州工专制造蒜氯剂农药所取得的成绩曾发表在 1959 年 6 月 26日的《吴兴日报》上。据该报公布，当时我们共制造了蒜氯剂农药 30万斤，可供防治 8 万多亩稻热病之需。后来，学校在潮音桥的青年公园前、慈感寺两大池塘边的空地上办起了炼焦厂。记得教数学的尤鹤鸣老师年轻有为，干劲最足，连续几天几夜都奋战在炼焦炉边，荣获全国级别的先进个人荣誉，还赴京领奖，十分风光。

老师苦干，学生也没有闲着。我们常常在深夜里被叫醒，摸黑到河埠抬煤卸煤，白天沿街串巷扒高墙，拆人家高墙上的老砖头，运回去建造炼焦大炉。打浆、砌砖、造围炉，然后再将煤抬进来，堆高建通风通道，再封顶，然后点火烧煤，24 小时值班不熄火。将煤烧透后，几乎全校学生都到场了，排成了几队，用自己的洗脸盆将頔塘的水以接力的方式传递到炉边，来冲燃烧着结了块的煤。这是一场比较原始又很笨促的人力大战，场面盛大，看起来十分感人，但炼出的所谓焦炭能否达标，这可能永远是个未知数。后来，在那块炼焦厂的场地上建起了十四间平房，作为厂房，先后自制了八台土机床，成立了湖州工专机械厂，设翻砂、金工两个车间，对外承接加工等活儿。效益如何，亦不得而知。

1959 年，我们搬到朝阳巷温氏老宅继续求学。在校庆一周年的大会上，校长宣布我校老师增加至 32 人。学习知识由基础课向专业课转移，同时扩招了两个班：机五班和机六班，又增添了 100 多位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我们连续在湖州通用机器厂（湖州机床厂前身）、湖州轴承厂（湖州农机实验厂前身）实习。学生进厂轮班到各车间、班组进行实践劳动，拜师学艺，在劳动中与师傅们结下了友谊。光阴荏苒，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如果大家突然在超市、大街、公交车上偶遇，还能叫得出对方的姓名，互问近好。

在学习、实习的间隙，湖州工专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定期地要我们向农民伯伯学习，经常组织大家下乡参加劳动。记得我们曾到湖州妙西山区去插秧，去湖州东门外轧村“双抢”半个多月，到东门外祜村“双抢”半个多月，去双林三田漾“双抢”半个多月。“一颗红心向太阳”——同学们的红心已炼到羊圈里，用双手抓羊粪，在牛圈里抓牛粪。饭送来了，大家只是在田畦旁的水沟里简单地甩甩水，就可捧起碗吃饭，不怕脏和臭。如果有谁表现出嫌脏的样子，立即就会被组织批判，毫不留情。在组织下乡务农的同时，还要抽时间去工厂，向工人叔叔学习。我们先后去嘉兴王店机床厂、海宁濮石通用机器厂、杭州机床厂等企业实习。杭州机床厂主要以生产液压磨床为主，由方复兴老师带队，同学们轮流到各车间实习劳动，熟悉该厂的设备、生产过程和工艺流程。实习期间，工厂不提供吃住，我们统一在刀茅巷的一个很大的像祠堂一样的两层楼民居里睡觉，男生住楼下，女生住在二楼的木地板上。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全体男生分成四排席地而卧，中间留走廊。时节已是深秋，人们半夜常被冷风吹醒，冻得瑟瑟发抖。吃饭在刀茅巷办的居民食堂搭伙购券凑合，晚上自修借用刀茅巷小学的教室。同学们聚在一起，挑灯夜战，认真研习……

想起了明代诗人杨慎的那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是啊，多少值得回味的时光都消失在茫茫的岁月里了。

转眼来到了毕业季。我们的毕业设计和毕业答辩是在分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专业老师集体提问和监督，毕业答辩评分记入档案。毕业前，银行又派员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如何理财。一切都准备就绪，1962 年 2 月，校方却通知毕业班的同学：回家待命，等待分配。

等待，无情的等待。许多同学返乡后又成为公社社员，加入父辈们领衔的农民大军中。大家困惑、不甘，甚至愤怒，但在时代的浪潮下，我们显得是多么渺小和无奈。那些墨水足够用来痛哭一场啊！幸好我们的国家在度过困难时期后，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披荆斩棘，阔步前进。我们在有生之年遇上了最好的时代，湖州工专的同学们有幸还能聚在一起，把酒临风，畅所欲言，此生足矣！

湖州工专二三事

陶希英

（第一件事）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在心灵深处打上烙印，就很难抹掉了。

那一年盛夏，我们机械班奉命去八里店的一个村庄参加劳动。一条大木船满载着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满载着一船欢笑出发了。一位农民摇啊摇，慢悠悠地揺了一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是个产竹笋的地方，鲜嫩的竹笋比比皆是。村民就地取材，给我们吃稀饭和“竹笋蘸酱油”，一日三餐基本都如此。一开始，同学们都兴高采烈的——新鲜、爽口、清脆的竹笋，入口不用说有多么美味，年轻人的牙又好，吃得“咯吱咯吱”响，稀里哗啦，满头是汗，赞不绝口。可是时间一长，肚里的胃就开始抗议、烦躁不安了，让需要滋润的胃，长期磨碎没有油的笋，好比石磨辗糙米，石磨能不“咯吱咯吱”地叫苦吗？可是谁也没法克服这不协调的事实。大家只有拼命干活，以求早日返校。

有一天，我在插秧时逮到了一条黄鳍鲳。有道是“死人抓秋，活人捉鳍”，我这个农村出生的人自然知道怎么对付它。这下子几个男同学可兴奋了，回村后，他们杀了黄鳍鲳，煮熟后用酱油蘸着吃。那高兴劲儿好像老鼠跳进了白米缸，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大餐。劳动结束时，我被评为插秧能手，队长奖励我一个硬封面日记本，我总怀疑是那条黄鳍鲳给我带来的“福音”。

繁重而又乏味的劳动终于结束了，吃了午饭就要离村。这顿午饭还是稀饭加竹笋，反正是最后一顿了，又怕路上饿，同学们不管自己的胃而尽量地多吃。回来仍然是乘坐那条大木船，然后由一位农民优哉游哉地摇啊摇。船里的气氛有些沉闷，不像来时那么活跃，嬉笑怒骂、插科打诨全消失了。可能是劳动累的，又或是胃在作怪，大家闷声不响。为了打破沉闷，一位男同学开始吹口琴，他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可他的口琴吹得非常好，在支农的夜晚，他常常吹了一曲又一曲。同学们坐在院子里，眼望月亮，跟着他有节奏的琴声和唱。那时候，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就这样给大家解解闷，也算是尽力了。到了船里，他又吹开了，同学们又跟着哼呀哼的，吹累了，他放下口琴，给大家讲笑话。不曾想他的口琴吹得好，讲笑话也是一流的，竟能像说相声一样，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全船的活跃气氛比来时还盛。同学们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有的捂着肚子讨饶：“够了，够了，别讲了！”可他已然讲得兴起，哪肯收口！看着同学们东倒西歪，他自己竟有本事不笑，仍然一本正经地说下去……就这样，船快到码头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同学突然头靠上了我肩膀，身子瑟瑟发抖，紧接着她撑不住了……坐在不远处的同学看见，发出“啊呀”的惊叫声。毕竟我们已经长大，叫声被制止后，再也没有人开口，船上暂时鸦雀无声。

同学们上岸返校了，只有我与她还留在船上。我不停地安慰她说：“没关系，没事的，你只要跑步进校，谁也不会注意。”她突然放开我，跳上岸拼命地奔跑，一阵风似的就不见了踪影。岂知她这一跑，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她是我的好朋友，家住湖州，我几次到她家，劝她回校读书，她都不干。如果是现在，有的女孩子不要说在船上拉尿，就是在船上生孩子恐怕也若无其事。可是在那个时代，我这个好朋友却要为此辍学，我真为她感到惋惜，觉得太遗憾了。可这能怪谁呢？怪她太要面子了？怪那个讲笑话的男同学？怪那薄薄的稀饭？好像谁都有不能怪的理由。

这件小事，我一想起来就心绪难平。

（第二件事）

学期快要结束时，同学们坐着讨论品德评语，他们对我的评价是其他都可以，就是太内向，有时三天不跟人讲一句话。有什么事，可以说出来，大家互相帮助解开心结。同学们的话说得我心里暖烘烘的，可是有的话是不能说出口的呀。那时我接到家里的一封信，父母让我嫁给一个大龄军人，以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可是婚姻大事，怎能当买卖呢？令我苦恼的是，我家的经济状况实在堪忧，对我的支持几乎为零，怎么办？学校助学金只够解决我三餐的温饱，可是零花、衣着也还需要钱。记得有一次劳动回来，路上下雨了，我们被淋成了落汤鸡，昨天晾着的衣服又没干。我正在发愁，有位女同学碰见了我，偷偷与我耳语：“换不成内衣了，怎么办呀！”实在无奈，我找到了团委书记蒋老师，蒋老师给了我几元钱，我连忙上街剪了块花布，回来她做了条短衬裤，我做了件圆领衬衫。向蒋老师求助，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吧，这也太丢人了呀！我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从嘴上省下来！每次午饭时，省下一半的菜肴以备晚餐食用，这样晚上的菜就可以不买了，还可以省下一些钱，以解困境。我正为自己的绝招而得意，屋漏偏遭连夜雨，一次我吃过中饭，洗好碗筷，正把剩下的一半菜盖起来，却被到食堂巡视的洪校长看见了。

他站在饭桌前问：“你饭吃过了吗？”

我“嗯”了一声。

洪校长伸手掀开我的菜碗问：“这是干什么？”

“放着晚上吃。”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他突然大声地发火了：“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们现在正在长身体，以后不准这样！”他脸红脖子粗地说。我不敢顶嘴，脸在发烫，几滴眼泪掉在了饭桌上。完了！我的“绝招”被封杀了。当然，我知道洪校长也是为我好。

此后不久，我们班去轴承厂实习，实习有补贴，可解燃眉之急，我很乐意去干。我师傅是个 30 多岁的男性，他教了我几招后就放手让我干，自己便东走西逛地与其他师傅谈天说地去了。

有一次，一位男同学来找我。他对着我说：“洪校长发火了！”

“他发火与我有什么关系？”

“他几次打电话找你，你不接，他说你架子大！”

“说什么呀？找我？我不知道嘛！找我干什么？”

“快去接电话！”

我接了电话，原来校领导要我回工专机械厂做刨床，刨大齿轮内径的梢子槽。这活儿难做，误差几乎是零，眼睛又看不见，弄不好就把大齿轮给报废了，事实上已经报废掉几个了。刨床的活我在过去实习中干过。于是任务就交给我与谭师傅二人，师傅白天干，我接深夜的班。一个女孩子，在偌大的厂房车间里，与冰冷的铁件打交道，除了机床声，只有远处传来的狗吠声。我一会儿觉得太平无事，一会儿又感到心惊肉跳。但是为了学习，为了今后的工作，我必须心甘情愿地为“三斗米折腰”。这期间到了国庆节，我听从工厂安排继续加班，紧赶慢赶地干了半个多月，竟然拿到近二十元的补贴，这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我开心了好几天，还兴冲冲地做了件红白格子相间的两用衫。这件衣服做好后我没有穿上一天，就被派去嘉兴实习的一位同学借穿了，而且此后她再也没有还我。这么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太小气了？可在那个年月，几年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啊！

实习结束后，我又回到班上学习和劳动。在一次劳动中，我突然感到身体一阵阵发冷，好友金爱琴同学怕我晚上有什么事，便跟我一起睡。第二天一早，她就说：“你的身体热得像火球，赶快去医务室看看吧。”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医生说我得了伤寒症，主要是疲劳过度引起的，建议我带点药回家休息。在家休息几天，我的热度刚退，就又返回学校。我的家已经不像个家了，我那驼背的爸爸更驼了，走路就像背着一只锅。妈妈已经离家去上海做帮佣，两个学龄弟弟已经退学在生产队里做童工……看着他们的惨状，我的心在流泪，怎能安心养病啊！

回校后，有同学高高兴兴地拿给我两张奖状——全校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我都得了第二名，据说洪校长在早晨做操集会上表扬了我。这本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可是我笑不出来，我的思绪还停留在“远方的家”里。正在凄苦无助的时候，岂知老天可怜我，转机来了。我和其他九位同学被抽调到嘉兴地委科委工作，那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搞科研同位素实验，异想天开，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竟然让我沾上了边。感谢上帝的眷顾，我的命运之神将我带到了一个新天地，同去的同学也都和我一样兴奋异常。

（第三件事）

在地委科委，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正当项目准备上马时，科委被撤销了，我们又回到了学校。我被分配到校机械厂，仍然做刨工。我想只要有工资拿，干什么都行。那时认识了在刨床旁边工作的车工刘建亚，我们很快便成了好朋友。为了多学知识，我们想趁工作之余学英语，听说湖州南街上有人举办英语补习班，而且收费很少，我们就去报了名。为了方便学习，我们偷偷地把床铺搬到工厂仓库所在的破庙里。可是还没上课，校领导就知道了，还公开批评，宣告谁也不准到南街那个英语补习班去，说那位教师是国民党的余孽。我们的这个计划泡汤了，然而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学校停办后，作为学校的实习基地，校办工厂理所当然也停办了。这下子真的玩完了！学校原则上规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不仅丢了工作，也丢了毕业证书——因为我没有完成学业，所以只拿了户粮证明便被遣返农村。

那时，学校看上去表面平静，实际上暗流涌动，同学们都在为今后的出路犯愁和奔忙。一部分同学被学校照顾安排了工作，这种情况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另一部分同学来自城镇，他们满怀希望地找当地的政府安排工作，因为他们毕竟是堂堂正正的中专毕业生。还有部分人虽然来自农村，但可以自己想办法，比如把户口迁到男朋友家里暂住，以便今后找到工作。我思前想后，以上条件都与我无关，只有返回老家去，就地“参加革命”。

那天，爸爸摇着一条小船载我返回农村老家，好朋友刘建亚在河埠送行。临走时，建亚看着我无语，眼窝里却盈满泪水，我尽量控制自己，劝她别难过……小船慢悠悠地行进，半路下起了蒙蒙细雨，我无限感慨：这几年，出去又回来，到底是在原地打转，浪费青春，还是在螺旋式上升？我在内心深处呐喊：谁能回答我啊？进工专是对还是错？

回家后不久，我竟然生了“流火”病——俗称大脚疯。这在我们村上有根源，好几个人都有这种病，走路拖着一条像廊柱那么粗大的腿，别人见了都恶心。那是蚊虫叮咬传染的，可是我一个姑娘，竟然中彩了。这种病发作起来一次比一次厉害，腿部慢慢地逐渐膨胀，一发不可收拾。要是这样长期下去，我不仅嫁不出去，而且要父母、兄弟养一辈子。这种情况，我连死的念头都有。想到死，我不甘心呀——不甘心自己在花季年华就凋零！

一次，我去湖州找中医治疗我那快要报废的腿，在船埠碰见同学邱剑虹，他虽然已经工作，可他想上大学，要我代他去湖州报名。这件事诱发了我，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终于，经过四个多月的发奋努力，我考取了现在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命运之神又一次为我开启了重生之门。

由此我想：挫折也是一种财富，许多事情是被逼出来的，逼到最后，只要你不认输，顽强地与命运搏斗，也许就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三秋支农

陈孝勤

陈泽铭的《有多少工专情可以重来》一文，写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勾起了我诸多回忆。想当年，每个学期总有到工厂实习、去农村劳动的课程安排。文中写到，我们的“红心已炼到羊圈里，用双手抓羊粪……”我立刻想起当年用双手抓、捧猪羊粪的经历。

1959 年初冬，我们班被安排到太湖边的一个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即秋收冬种。我们坐船去，中午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放下背包，听生产队长讲注意事项及主要农活。身强力壮的同学翻田、挑担，其余的同学下蚕豆种、种油菜、上肥等。其他几人一组，吃住在一个农户家，我一人被安顿在一家。讲完后，大家分头去农家。

出发前，赵自强悄悄地告诉我，这次劳动地点离他家很近，到时带我去看太湖。趁大家分手时，我紧跟着赵自强往太湖走，几分钟就到了太湖边。河岸边没有石块，唯有芦苇守护着堤岸。白花花的芦花随风一波一波地晃来晃去，并发出了沙沙声，湖水也随着波浪发出阵阵波波声，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向远处望去，灰蒙蒙的一片，一望无际，湖中隐约有几条船影。远处湖面上，点点黑影在随波晃动，赵自强对我讲，这是野鸭。湖中还静立着几张大网，我不解，他说这是捕捉野鸭的机关。不久，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声，越来越响亮，抬头一看，黑压压一片，天空很快就暗了下来。赵自强说，野鸭飞来了。几千只野鸭从头顶飞过，飞向太湖深处，尤为壮观。我从未见过野鸭，更不用说野鸭群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经历。我又问了很多，他讲了许多有关野鸭的趣闻。当天空刚有点亮光时，又一群野鸭遮天盖地地飞临，天空中再次阴暗起来。我感到有些凉意，就跟他告别，各自回农户家了。

回到农户家，见男主人正在准备工具出发，我紧随其后来到田头。田头有一个二米见方的肥料坑。他用铁耙拨开了上面的泥巴，露出自沤的有机肥。几铁耙下去就装满了一担，足有 150 斤。我使尽全力挑起来，却摇摇晃晃地迈不开步。见状他让我停下，利索地挑起担子，稳稳地在田埂上奔走，足足挑了百米路程后，在麦田边停下，把肥料倒进麦田里，又用双手抓捧肥料，均匀地撒到麦苗边。他看我挑不了担，就教我撒肥。我学着他的模样，双手插入粪肥堆，只觉得一阵刺痛，赶紧到田边冰水里甩了一下，拔出了一根刺。我忍着痛用另一只手挤出几点血，回到原地继续抓捧肥料，将其均匀地撒到麦苗边。在抓捧猪羊粪时，只觉臭气扑鼻。抓到羊粪还好，黑颗粒状，臭味小。抓到猪粪软绵绵的，臭气冲鼻，一阵恶心涌上来。臭水不时地溅到衣服上、脸上和嘴边，经常还会扎到刺。刚开始弯腰、站起、移步、撒肥时腰部都会酸疼难忍，加上粪肥又臭又恶心，心中着实委屈。后来看到远处同学的身影，他们在种油菜、下蚕豆种、挑担，个别同学也在撒肥，此时心情才慢慢地有所好转。

天渐渐地暗下来，那个社员叫我收工。我就在近旁冰水里洗了洗双手，一看，手已经呈浅黄色，感觉非常臭。于是用力擦洗，还是黄臭难闻。无奈，只好将湿手在衣服上擦了擦，跟着主人一起回家。

我们回去的时候，女主人已经从集体劳动的地方回来了，正忙着做晚餐。那时候肥皂凭票供应，农村基本不供应，他家没有肥皂。我从灶边抓了两把草木灰用力搓擦，剔去指甲内的脏东西，那些黄臭也无法去除。主人见状告诉我，说那些脏东西是无毒的，不碍事，过几天就会自己褪掉的。我脚上的球鞋早已湿透，满身都是泥巴。女主人让我换上男主人的布鞋，把我鞋面上的泥巴去掉，然后拿到灶口去烘烤。

社员家里是砖瓦平房，一家三口，小孩在念小学。晚上我们谈了很多，知道他家是中农，一日三餐，早、晚是粥，中午是米饭。社员说电力线路已接到队里，不久家里就可接上了，为此露出了喜悦之色。社员说，化肥是从苏联进口的，凭票供应，量少价高，土地易板结。自制基肥不花钱，废物利用，庄稼的长势也好。晚饭后，男社员陪我到隔壁的临时房间，30 多平方米的房内空空荡荡，中间搭了一张床，挂了一块蚊帐，床上铺了厚厚的稻草。我随即铺好被褥，他给了我一盏煤油灯，洗漱完我就钻入被窝中。袜子早已湿透，于是把它放在被子与衣服之间，让体温慢慢地将其烘干。

第二天鸡叫三遍，主人已摸黑起床，准备一天的用餐与农活了。我赶紧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我在他家住了一周，这一周一直是阴天，不见阳光。撒肥撒了一周，我双手蜡黄，浑身一股猪羊粪的臭味。一周劳动下来，田里大部分农活被我们班 50 余人完成了，社员们非常感激，希望我们多去支援。我们付清了粮票和生活费后，与社员们道别。回到学校后，同学们用肥皂使劲儿地搓洗衣服和双手，臭味没了，但手上的黄色一周后才慢慢地褪去。

往事如风。这些年来，我在工地接触的施工人员、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大都来自农村。聊起现今农村的情况，都说变化巨大，再也不用起早摸黑地干活，也没有早插、双抢、三秋、农忙的概念。农民种粮食不用人工翻耙、插秧、除草、收割，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替代了劳力，稍加管理，亩产便可达千斤。许多城里孩子不知庄稼是如何播种收割的，即使在农村，年轻人大多选择进城务工，村里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守着那一片故土。

摸焦炭

徐金林

说一段陈年往事给大家听听。

1959 年 9 月初，我们刚入学不到一星期，学校便给班里布置了一个任务：工专机械厂铸工车间化铁炉要上马，但焦炭没办法搞到，于是组织学生去杨家埠湖州钢铁厂焦炭码头河中去打捞。会游泳识水性的同学志愿报名，班里除了我，还有刘绍鹏等报了名。全校近 20 人乘坐一艘大木船，由沈承明老师带领，前往湖钢码头打捞焦炭。到了目的地，大木船停在河中央，船上留了两三个人接应，其余十多人下水，潜入河底，把湖钢在装卸作业中掉落河中的焦炭摸捞上船。大家七上八下，两三个小时后，一个大木船就装满了，沈承明老师开心得哈哈大笑起来。时隔不到一星期，学校又组织了第二次打捞，不过第二次的收获要少很多。进入冬季，我们班的黄益根等同学又去了几次。当时因为刚到学校，参加打捞的其他班的同学一个都不认识，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现在回想起来，潜入两三米深的河底去摸焦炭，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

据考勤的同学回忆，我们班的黄益根同学在寒冷的冬季参加过几次摸焦炭的行动，回到宿舍后呕吐不止。原来学校为了表达对这些同学的慰劳，给他们吃了一顿饭。黄益根为了驱寒祛湿，多喝了一点酒，结果却呕吐伤身。冬天下水摸焦炭真的不容易。这些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对身体的伤害是小事，其实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你想想看：十五六个人无序地上上下下潜入水中，要是有人在河底体力不支或脚抽筋上不来的话，上面的人第一时间是发现不了的。当时没有发生事故，实属幸运。打捞结束上岸后，沈承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仔细地清点人员，确认人员齐了，才叫大家搭乘汽车回校。

工专机械厂靠这个办法来维持铸工车间的运转，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

光阴荏苒，岁月匆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群同学，青春洋溢，挥斥方遒。经历了艰苦岁月的磨难，湖州工专学校的同学们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都会迎难而上，从未放弃。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便过去了，再聚首已是白发翁妪，年过古稀。回首当年往事，壮志犹在，雄心未灭。对于钱江明来说，正是有了那段艰难岁月的历练，造就了他不屈不挠、迎难而上、锐意进取、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带领恒达富士屡次在逆境中突围，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终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湖州工专师生相聚的那天，钱江明热情洋溢地写了一封《给湖州工专师生相聚恒达富士电梯公司的信》：

尊敬的各位恩师、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2015 年 5 月 27 日是个令人难忘、令人高兴、令人幸福的日子。在这美丽的初夏，我们再次相聚南浔，来到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见到了我们几位尊敬的恩师——特别是林去思老师，他送给我亲手写的祝福“祝恒达富士电梯兴旺发达”，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见到了情同手足、然已年迈的同班同学和湖州工专前来参加这次集会的其他校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比激动。五十多年了，由年少励志到白发古稀，更有已体弱染病在身的，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来了，更有提前到来的，所以我向各位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满载同学情谊、专程赶来参加这次聚会的各位表示诚挚的敬意！

同学相见，分外亲切。五十多年前的今天，我们在湖州工专（曾经人人对未来的人生都有着美好向往的地方）依依惜别，开始踏上了风雨人生路，有的人受尽了生活磨难，不止一次地倒下又爬起，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五十多年间，我们虽然相距较远，但我们的心却永远相连；我们虽然平时联系较少，但同学之间的情谊却没有间断。哪怕是一个电话、一条信息、一声问候，都无不饱含着同学的真情。今天的相聚，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昨天。三年中专生活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我们都历历在目。每一天的拼搏与努力，每一步的成功与喜悦，都是我们一生中永远珍藏的记忆，都是我们成长进步不可缺少的阶梯。

作为湖州工专 306 班的同学，我们经历了太多。我们经历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经历了上山下乡的洗礼，但还是在政府、社会、老师、亲朋、同学的关心和帮助下，得以走到今天，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感动，太多的真情。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林去思老师，是恩师教给了我们知识，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教给了我们热爱生活的信念；是恩师用汗水浇灌了我们人生的基础，用心血铸就了我们事业的辉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恩师与我情”。在这里，让我们发自肺腑地对林去思老师和其他未能到会的所有老师说一声：老师，你们辛苦了！今天我能将同学们组织在这里一起畅谈、一起回忆，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大家明天会更美好！

光阴似箭，五十年的离别，弹指一挥间。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的我们已经年迈。回首过去，我们无怨无悔，因为这五十年我们曾经受磨难，我们曾经把知识化作能力，我们曾经不断地创新和改变，有付出也有回报，都在描绘着自己的精彩人生。展望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强，所以我信心百倍、豪情满怀，有我们老一辈的多年积淀，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流水不因石而阻，友谊不因远而疏。三年的同窗苦读，三年的朝夕相处，让我们结下了不是兄弟姐妹却胜似兄弟姐妹的血肉亲情。虽然岁月渐远，但此情正浓，就让我们把握和珍惜这一年才一次的难得相聚，重叙往日的友情，倾诉生活的苦乐，互道别后的思念，尽享重逢的喜悦。相逢是短暂的，友谊是永恒的。同学们，让我们记住今天的相聚！

最后，祝各位同学，特别是林去思老师及夫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祝所有来到恒达富士电梯公司和不能参加此次聚会的同学身体健康，安度晚年，永葆年轻心态！祝我们的同学情谊地久天长！

湖州工专同学：钱江明
2015 年 5 月 27 日 2J+DBreo8UKiF//IWdn0XN4fu2USuH2XMNoXrVBX5E82/75qCvqRI73opdASgT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