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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毕业后，钱江明考进了位于北里乡的“浔东村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后来改名为“北里乡高级小学”。浔东小学旁边有个耶稣堂，看起来有些神秘。从入学开始，钱江明就很刻苦。小学毕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南浔中学。
南浔中学创办于 1925 年，自建校以来，共培养毕业生两万多名。其中原北大校长张龙翔、著名作家徐迟、我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徐舜寿等均毕业于南浔中学。
初中时期的钱江明
上中学后，钱江明每天从家里带饭，主要是米饭、稀饭、芋头和番薯。学校离家有五六里路，下雨时路上泥泞不堪，十分难走，一不留神就会跌倒在稀泥中。钱江明每天往返上学，春夏秋冬，风雨无阻。那时候，粮食很紧张，许多人都吃不饱。母亲心疼他在学校读书辛苦，尽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带给他，一家人往往靠野菜等来填饱肚子。由于正处在长身体的年龄，从家里带的东西根本吃不饱，钱江明常常饿得胃里反酸水。
春天来了，野地里突然冒出来的野荸荠，像是老天特意留给人们的一点生路。在那个困难的年月，同学们每天早晨喝一碗稀饭，上到第二节课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起来。有一天上午，第三节课才刚开始，钱江明就听不下去了。陈老师正在黑板上演算代数题，他就从后门溜了出去。因为钱江明听一位同学说，离学校七八里远的小湖边的洼地里有野荸荠，方圆几十里的社员都赶到那里挖野荸荠去了。
钱江明跑回家，从厨房的炉灶旁找到一把铁锹，又向小湖边奔去。那一个个小湖星罗棋布，既能蓄洪水，又能在干旱年份浇灌农作物。每到汛期，为减轻下游洪水的压力，就要破坝蓄水，田间的庄稼被淹得荡然无存，只有野生的水荸荠能存活下来。
在南浔，当地人心目中最难忘的就是野荸荠。许多从南浔走出去的人，都很惦念这份家乡的味道。只要一说起野荸荠，大家脑海中就会生出许多美好的回忆。
钱江明割草时曾见过野荸荠。水面上生长着齐刷刷的荸荠茎苗，像细细的葱管，一尺多深，一片葱绿，一眼望不到边。到了冬天，荸荠苗枯萎了，淹没在湖水里。谁能想到，地下已结满了可供食用的荸荠。
钱江明来到湖边，远远望去，挖野荸荠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上百人。湖边还搭有庵棚，看来还有一些离湖区较远、夜不归家的人在此留宿。
钱江明赶到时，能挖着荸荠的地方却被别人占满了，他只能在别人挖过的地方挖。说起来很神奇，尽管别人挖过了，他还是挖到了不少荸荠。
野荸荠不同于家养的荸荠，个头很小，只有孩子玩的玻璃球那么大，但是很结实耐嚼。钱江明挖出第一个，揩掉上面的泥土就往嘴里填。虽汁水不多，但能嚼出一点淀粉，便足以让他兴奋了，于是他一边挖一边吃。
钱江明带的铁锹能铲不能挖，工具不得力，所以挖得很少。在他身旁挖荸荠的夫妻俩 30 多岁，虽然很瘦，但很有力气。男的用一把带锹拐子的锹挖下去，把一两尺深的泥土挖上来；女的只顾用手掰泥巴，将掰出来的荸荠一粒粒不停地往筐里丢。筐里的荸荠足有十来斤，看得人眼馋极了。
有位老人和他的儿子也在旁边挖着，老人感慨道：“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能想到这湖底下藏着这么多荸荠，真是救了咱老百姓的命了啊！”
天快黑的时候，钱江明赶紧收拾东西往学校赶，书包里的荸荠除了吃掉的还剩下一斤多。他在离校几百米远的坝子上遇见了一个同学，同学说：“钱江明，班主任正找你呢。你的胆子真大，上着课还去挖荸荠，老师可能要批评你了。”
钱江明心里原本就忐忑不安，经这一吓唬，更害怕了。他想着豁出去了，大不了让老师骂上几句，于是硬着头皮朝班主任的宿舍走去。
刚走到门口，钱江明就看到班主任站在那儿。班主任让他进了屋，还为他倒了一杯开水。班主任说：“江明，我知道你挖荸荠去了，也知道你饿。但是上着课不辞而别，这是你的错。”说着，他拿出钱江明的作文本批改起来，老师对他的作文评价很高，只指出了两个错别字。钱江明懵懵懂懂的，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想知道老师会怎样处罚他。
作文评讲完，老师拿出一本散文选和一小沓饭票，对他说：“这本书对你写文章很有帮助，你拿回去看吧。这几张饭票你可以买几个馒头充充饥，以后可别逃学了。你很聪明，也有天分，说不定将来能考取高中、大学，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钱江明的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语无伦次地说：“老师，我不要你的饭票，你看你的腿肿得……”
在那个年代里，钱江明能坚持到最后并考取中专，多亏了班主任老师的鼓励，才让他有了战胜饥饿的力量。
“说起野荸荠，就会生出许多美好的回忆。百年前南浔有一位姓沈的老板在南浔镇东大街上开了一间茶食南货店，以‘野荸荠’为店号，如今它已成了百余年历史的南浔著名的土特产商标。从此野荸荠就成了南浔人送他乡挚友及走亲望戚的必备品。野荸荠食品店做的正宗食品主要有定胜糕、糖年糕、橘红糕、麻酥糖和百果糕。这五种食品已成为南浔的特色礼品，来南浔旅游的四方之客都不会忘记带几盒野荸荠名点让家人品尝。”多年后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钱江明很是感慨地说。
钱江明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初中三年的课程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学完了。在 1958 年“大跃进”期间，南浔中学办了一个“跃进班”，把成绩好的学生都抽到这个班里重点培养。在全班 54 个同学中，钱江明的数学（代数）成绩名列前茅。老师在班里多次强调：“每次考试，钱江明就是你们的标准卷，大家要向他看齐。”那时候，学校开设了语文、数学（三角、几何、代数）、化学、物理、政治、体育等课程，钱江明不但数学（代数）成绩特别突出，语文成绩也十分优秀。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看书，不管白话还是文言，只要是书都爱看，且看得如痴如醉。小学时课程不太紧张，他便想方设法借书阅读。有时借到一本好书，白天看不完，晚上就到屋外借着月光看。他常常因看书着迷而忘记了吃饭，母亲喊他多次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
那时候，农村孩子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也很少能看电影。大家唯一能期待的就是皮影戏。有一次，村里来了演皮影戏的，大人们都去了，只有钱江明还静静地拿着一本书在煤油灯下阅读。对于他来说，看书便是他最大的乐趣。钱江明看书很快，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上下两册只需几天时间便能看完。割草的时候，伙伴们便会凑在一起让他讲故事。他常常讲得天快黑了，草还没割多少，大家听得如痴如醉，不愿让他停下来。上课时，不光数学老师喜欢让他回答问题，语文老师也经常叫他起来背诵课文。钱江明自小聪颖，记忆力特别好。像《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等较长的课文，别人花几个小时才能背完，他却可以在短时间内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同学们都很钦佩他，老师对他也刮目相看。
第一次跨进南浔中学的大门时，钱江明感觉一切都是新奇的。他带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南浔中学大门前，看着前辈们书写的“南浔中学”四个金漆招牌，不由得心生敬仰。校园里十分宁静，就像学校的严谨学风一样，每天在熏陶着他们。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钱江明想起母校，还觉得那样亲切、自豪。在南浔中学求学的许多场景都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进入中学后，钱江明感到多数老师都是极有教学经验的。听他们讲课，犹如在听生动的故事一样，能够全神贯注，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铃声“当当当”响起的时候，他才发现下课了。老师采用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把各种概念阐述得清清楚楚。如物理老师在讲牛顿三大定律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时，用鼓掌时两手同时感受力为例，把这一概念说得很透彻；上立体几何课时，老师用各种立体模型帮助学生直观地树立空间概念；在语文课上，不论古文还是现代文，老师都将时代背景、主题、文章特色分析得绘声绘色，令人印象深刻，久久难忘。
“南浔中学严谨的学风还体现在严格的基础训练上。每学期，学校都会发给学生几本印好的平时测验用的白纸薄，每门课每周都要进行几次五分钟左右的小测验，如果不认真及时复习，小测验就会出问题。对于课后作业，老师要求得极为严格例如初一的制图课，老教师要求我们所画的粗细实线、虚线、点划线——粗细必须符合规定要求，图面必须整洁，弧线吻合处不能有衔接不当的地方，否则必须重画；立体几何作业上的插图必须按照标准的画法；物理、化学的试验报告一定要有分析。记得我当时每天做作业都要花很多时间。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南浔周边的各个乡镇，大部分都住校。学生中多数都是像我一样衣着朴素的穷孩子。那时候买成衣贵，大家都是到商店买布，再找裁缝量身定做。我穿的衣服打了许多补丁。宿舍也很简陋，据说是由昔日的民房改建的。晚上教室里济济一堂，学习气氛很浓厚。这样的基本训练对于我以后的学习、工作都具有极大的帮助。我后来考上了湖州工业学校，每门课的作业不仅解题准确、有条不紊，而且字迹工整，毫无涂改。特别是数学作业条理清晰，得到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当时正赶上‘大跃进’，同学们周末回家还要到处收集废钢铁，来支援国家建设。生活虽然艰苦，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希望通过勤奋学习，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追忆似水流年，发现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情感是那么值得珍藏，那些或感动或唏嘘的往事又是那么值得回忆。”再回首往事如烟，钱江明动情地说。
南浔中学的住校生大多数是从距学校比较远的农村来的，在食堂吃饭时一般不买菜，或者只买一二分钱的青菜，主要是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菜。大家从自家带的菜五花八门，常见的有咸菜、豆酱（用豆饼料做的那种，只是有一点咸味）、酱黄豆、炒黄豆、咸菜豆腐干，有时甚至是单纯的炒盐，偶尔有鱼，基本上见不到肉类。那时，农村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有很多同学被迫中途退学了。
湖州工专校门旧址
初中毕业后，钱江明回到家中。父亲说：“江明啊，你最好能考个中专，毕业后就可以分配工作，有了工作，就不用在地里刨食了。考上高中还要再学三年才能考大学呢。”钱江明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他的理想是上高中，然后考一所名牌大学。然而看到家里的困难状况，他理解父母的那份殷切期待，决定放弃高中，报考了中等专业学校。
1959 年，15 岁的钱江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省湖州工业学校。该校是嘉兴地委经过浙江省教委批准成立的公办中专学校，一年后更名为“浙江省湖州工业专科学校”。当时的中专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农村籍学生考上后便不用去当农民，而成为国家技术干部。那时候，以“工业”命名的专科学校，一般是以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工业管理人才为主，涵盖工业类中等、高等专科学校。
9月 1 日，钱江明准备去湖州工业学校报到。自从他考上中专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钱春荣祖上四代务农，这下子觉得在辽里村夏家埭也能抬起头来了。想起儿子小时候上学时，村里一个干部冷嘲热讽，说钱江明就不是学习的料，念了书也是白念，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的。钱春荣就鼓励儿子努力学习，争一口气。钱江明果然不负家人的期冀，终于考上了。考上中专就意味着跳出了农门，毕业后就能分配工作，成为公家人了。钱春荣觉得自己在辽里村夏家埭也算扬眉吐气了，他让妻子钱美宝给儿子做了一套新衣服，自己又摇着船去镇上买了一只旧木箱，里面除了放衣服，还可以放书。他想：出门在外不比在家里，不能让儿子显得太寒酸！
当时，去湖州坐车两个小时就到了，但车票是八毛钱；如果坐船的话要五六个小时，只需三毛钱就够了。钱江明决定坐船，省下来这五毛钱。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了。因为当时一碗阳春面才八分钱，一根油条三分钱。五毛钱就是六碗面，够他吃几天的呢！
钱江明带着行李来到位于湖州的浙江省湖州工业学校。一个窑洞式大门旁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就是校名。拱门不宽，仅能容一辆小型车通过。那时候大街上主要是三轮车，很少有汽车行驶。走进去两侧低矮的瓦房连在一起，看起来有些陈旧。学校院子不大，沿着一条胡同走进去，里面红色的铁栅栏门正对着一排高大的瓦房，这便是教室了。
钱江明学的是机械专业。9 月份入学，他到校的第一感觉是学校里楼房挺多，可住宿条件比较差。新生就住在解放初期没收来的旧民房里，一排排的双层木床挤在一起，房内光线很差，黑咕隆咚的。
开学典礼非常隆重，洪克刚校长给新生讲话：“在座的新到我们学校来的学生，从你们走进校门的那一天起，你们将是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位技术干部。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在工业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洪校长声如洪钟，铿锵有力，令大家群情激昂，在座的新生们掌声如雷。
开学后首先要解决的事是评定粮食等级，有每月 27、29、31 斤三个级别，钱江明个子较小，给他评了每月 27 斤大米的最低级。他也十分满意——每日三餐能有三两大米吃，即使是家里的大人也没这个待遇啊！钱江明享受了甲等生助学金，每个月学校发给九块八毛钱作为生活费。
“那时我们还不懂事，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国家在最困难的时刻，会给予我们如此优厚的待遇。这种待遇好像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取消了。”钱江明说。
上中学时，钱江明看了许多书，包括《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对《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句话记忆深刻，宋江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考上湖州工专后，钱江明将自己的人生信条改成了“我不负朝廷，朝廷就不会负我”。他认为只要自己通过努力学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国家一定不会亏待自己。
十四五岁的男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活动量大，消化快，虽然在学校一日三餐，但经常会感到饥肠辘辘的。有时晚自习过后，几个同学偷偷地跑到饭馆，几分钱买一碗高粱米饭，不要菜，倒点酱油便吃得不亦乐乎。
钱江明考上湖州工业学校后，家里人都很高兴，认为他终于跳出农门，不用再过父辈们整天面朝土地背朝天的生活了。离开农村这个苦地方，到学校里就可以吃饱饭，不用饿肚皮了。那个年代，谁能找个不饿肚皮的地方，那就是享福的人了。
每天早上，同学们天不亮就起床了。吃早饭是人人期待的事情，一大桶稀饭抬上来，是用玉米糁子熬的粥，香喷喷的，谁都想多喝一口，但是每人都只有一大勺。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粮食极度短缺，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后来 1959 年至 1961 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农村的困难时期还要长些，可能有五六年的时间。而且，具体困难的不仅仅是缺少粮食，还涉及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钱江明家在太湖南岸的南浔区，原本是个鱼米之乡，但在困难时期同样也非常穷困，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除了最基本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之外，钱江明家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1958 年的春天，农村刮起了大办食堂风，强迫各户把灶头拆了，我们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必须办一个食堂。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队里筹办食堂，把地点选在土地庙里，这是公众场所，又是队里的中心地点，南面北面的社员来食堂都方便。把庙前厅的两间打通，在靠东半间的地方起了一个大灶，安了一口大锅，用来煮饭烧粥，其他地方摆起了方桌，搭起了案板，一口大水缸旁边的空地上摆着洗刷用的木桶木盆。在食堂里工作的七八个人，有烧火的、煮饭的、炒菜的、洗碗的、买菜的、管钱的、管账的、负责的。我有时会帮忙记账，记录来往的账目和社员用饭用菜的情况。当时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鼓足干劲儿搞生产，撑开肚皮吃饱饭！’社员们实行大兵团作战，半军事化管理，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没日没夜地蛮干。结果好景不长，到了下半年，粮食显得紧张了。一是无度的挥霍和糟蹋粮食，二是丰年不丰收。1958 年那年的年成是好的，风调雨顺，稻子长得也不错。可‘大哄隆’生产，大家不爱惜粮食，好像我们已经到了共产主义了，物质丰富得放不下了，丢掉点儿也无所谓。所以，割倒的稻子，随便往田埂上重重一放，往河岸边重重一手，谷子就哗啦啦地掉了下来，弄得满地都是。有些割倒的稻把子被丢在了水田里，没人管了，泡水、发芽、腐烂。田埂上、河岸边、稻田里，到处是洒落的稻谷，一堆堆、一片片的。过不了几天，下一场雨，那些地方就长出了一丛丛、一片片绿色的秧苗，似乎在唤起大家的注意。如果换作是农户自家，割稻收稻时是很小心的，掉下来的稻穗要一穗一穗地捡起来，还要一遍一遍地寻查，直到田里没有一穗稻子。怪不得老人们看到了连说‘罪过罪过’‘作孽作孽’。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到了荒年是会遭报应的。”钱江明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报应很快就来了！半年后，生产队的粮食出现了亏空，而且亏空越来越大，吃饭渐渐成了问题。怎么办？从一天四五顿改回了三顿，再从一稀二干改成二稀一干。到了第二年，也就是 1959 年，吃饭问题更为严重，社员的口粮更少了，索性改成了三稀。为了填饱社员的肚皮，食堂进行了技术革新，同样的一斤米要烧出更多的粥。烧饭的大师傅就发明了“九滚十八淘”烧粥法：大锅里的粥，烧滚了加上冷水再烧，再加冷水烧，一直烧到能够出粥为止。“淘”就是搅拌，将粥烧开了加上水用木棍不停地搅拌，再烧开、加水、搅拌。这样，一斤米就能烧出七八斤甚至九斤的粥来了。
后来，队里一天的粮食定量不到半斤了，有时甚至只有二三两了，真是到了喝汤也不够的地步。有劳动力的人家还好一点，可以凭出工拿补贴粮，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只能靠食堂分的一点粮食过日子。农民开始用菜根、野草和树叶来充饥，如白菜根、球菜根和油菜根，杨树皮、桑树皮、榆树皮，毛苋菜、灰苋菜、南瓜叶和河里的“菱蓬头”。这些“代食品”吃多了，人就容易得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死人。到了 1960 年，农村严重闹饥荒，连“三七统糠”（稻谷碾米时用米糠和谷壳碾成的混合物，粮管所称“三七统糠”）都吃不到，一般农民家以蔬菜、野菜（草）为食，甚至有吃泥土（高岭土）的。饥饿的感觉是十分难受的，肚子里像是被掏空了，带来一阵阵的刺激和痉挛，想吐又吐不出来，欲死不能。少数条件较好的家庭，留着半升或一升米，当作宝贝似的，逢年过节当作主料炒了，和着大头菜丝做成饭，成为一种享受。
作为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钱江明知道农民遭逢饥荒的苦。读中专的时候，他的户口迁到了学校，成了城镇居民户口，吃上了国家供应粮。那时，每周的星期六下午他都要回家一趟，看看父母，拿点菜，星期天下午再返回学校。学校食堂规定，请一天假可以从食堂退伙一天，从食堂领取一斤粮票，这一斤粮票可以到粮站买回一斤米，足以让全家人吃上一顿粥了，如果掺上大头菜什么的，就可以烧一顿饭了——多好的事啊！钱江明想请两天假，领到两斤粮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住校生都是星期六下午离校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离校时间只有一天。学生写的请假条，班主任签个字，批准几天就可以到食堂退伙几天。可明明是一天假的要班主任老师批准两天，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时候每天除了学习，学生还要参加各种校园劳动。因为大炼钢铁要砌炼钢炉，没有砖，老师就让学生出去找。哪里有砖呢？谁也不知道。一位同学说：“我们出去寻砖，白手起家吧！”于是大家出了小弄，从高巷到小西街，甚至找到小河头、太平巷、南街等地方，无奈这些地方都没有砖。怎么办？有人提议从建筑上取，于是所有深宅大院都成了他们的进攻目标。几十个同学组成一组，声势浩大地进入别人家的大院，靠墙放上长竹梯，一位同学三下五除二地就爬上了屋顶，然后拆人家的风火墙。下面有人大喊：“不能拆，这是搞破坏啊！”同学们便将一顶大帽子压了过去：“你对大办钢铁有意见吗？”吓得那人就不敢说话了。那时候，大炼钢铁是一项政治任务，如果有人胆敢反对，轻则被拉出去批斗，重则要坐牢。一群年少轻狂的学生就这样天天往外跑，到处“寻”砖，结果那些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都遭殃了，被拆得面目全非，人家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任由他们去折腾。当然，也有遇到坚定的抵抗者的时候。有一次，一群学生从朝阳巷跑到太平巷，发现有一个大玫瑰园，他们爬上去正要拆围墙，园内跳出一位老太太，边骂边往他们身上丢石头。老太太年纪大了，不管不顾的，看样子要和他们拼命。一群学生毕竟也怕整出事儿，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这样，在毫无法制观念的氛围下，一群稚嫩的学生“白手起家”，弄了许多砖头回来。多年后，作为学长的陈泽铭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觉得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很龌龊。但在那个年代和那种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独善其身呢？
这样“打游击”不是个办法。后来，老师联系了一家砖厂，每天早晨一起床，老师就带着学生们浩浩荡荡地来到 5 里外的窑场上背砖，肚子饿，砖块重，麻绳勒得同学们龇牙咧嘴的。来回十多里，回到学校，大家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961 年冬天放寒假时，下起了大雪，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几个离家远的同学被困在学校。
学校食堂已经关门了。一大早，钱江明和几个同学躺在地铺上，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动也不想动，缩在被窝里“话”饼充饥：这个说“现在要是有一碗干饭吃该多高兴”，那个说“能有个馍吃多幸福”。钱江明嘲笑说：“你们真是做梦娶媳妇——想得美！连稀饭都喝不着，还想吃干饭和馒头？”
说来也凑巧，他们正七嘴八舌地讲着，外面走进一个人，操着外地口音问：“你们可想喝稀饭？”“咋不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想喝就快起来，跟我走。”“上哪儿喝？”“上大坝工地上喝。”大伙儿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将信将疑，但还是一骨碌地从地铺上爬起来，跟着那个人走了。
原来，这个人是大坝工地上的司务长，这天听说上级要来人检查，数人头发口粮。他来找这些学生充当民工，冒名顶替，好多得口粮。
钱江明和几个同学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往工地上赶去，一心想着喝稀饭，不嫌累也不怕冷了。大家走得飞快，头上冒出的热气在头发梢儿上结成了冰。
走了十多里路赶到了工地，司务长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大黄碗，并再三叮嘱道：“你们只管喝稀饭，上面来人时，千万别吭声。”同学们按照他的吩咐，开始闷着头喝稀饭。
那天的稀饭并不稀，饭里除了有红芋干子，还有豇豆和豆饼，用大锅熬的稀饭又黏又香。大家喝得很起劲儿，盛了一碗又一碗。
钱江明心里犯嘀咕，怕上级来的人看出破绽。那时他才十七岁，看起来又瘦又矮，根本不像一个民工。可是来数人头的只是挨个儿地数了一下，根本没跟他们搭腔。
几个同学各自喝了三四碗稀饭，一个个肚子喝得圆鼓鼓的。事后，大家跑着唱着回到了学校。当天晚上，回家的同学陆续返校了。他们得意地向返校同学炫耀白吃的过程，让大家很是羡慕，甚至后悔因为星期六回家，错过了吃一顿饱饭的机会。
钱江明被录取的是机械专业，这个专业当时在全国是比较先进的专业，也是湖州工业学校重点发展的专业。湖州专科学校学制三年，那三年时间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钱江明还是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
上湖州工专时的钱江明
据钱江明的校友陈泽铭回忆，学校初时设在湖州府庙后面的旧房中，学生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条件十分艰苦。当年学生一入校便要参与生产劳动，制造“蒜氯剂农药”。1959 年，湖州工业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湖州工专”）迁至朝阳巷温宅大院后，没有运动场地，学生便挖土挑土，硬是从废墟荒地中建造了两个篮球场。没有集合的场地，就让学生肩扛手提，赤手空拳建造起后来成为朝阳电影院的礼堂。学生们还从潮音桥墩烧铁的废墟上建起了 17 间简易房屋，后来这里成为湖州工专附属的机械厂，既是学生的实习基地，又可承接对外加工业务，为学校创收。在湖州工专的全盛时期，学校设有机械、化工、电工、机专、技工等专业，共 10 个班级，学生 600 余人。后来一些专业不断地调整，统一为“机械制造”专业，当时许多老师的业务水平都很高。钱江明的班主任杨熙敬看似文弱，却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一边代课一边带学生参加劳动，亲自参与在青年公园前面的空场上砌炼焦炭炉，挥汗如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像农民工一样每天参加重体力劳动，风吹日晒，真是难为他们了。那时候的学校，劳动比上课时间多，就连小学生也有校园劳动呢。教语文的张宽老师知识渊博，讲课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政治老师蒋颖慧能把最乏味的课讲得津津有味。她善于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先是一、二、三，再是A、B、C，然后上、中、下，简明扼要，层次分明，生动有趣。同学们一点儿也不觉得枯燥，甚至听课成为一种享受。除了语文和政治课，学校还开设了化学、材料力学、公差与技术测量、制图、英语等课程。老师们都很敬业，一丝不苟。方复兴老师留着个大背头，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做事从不马虎，毕业实习安排在杭州机床厂，就是他带着学生去的。张仲华老师颇有学究风度，每天穿条走路会拖着地的长裤，宁可裤脚磨破也要保持风度，从不更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杨正淦老师，有一天他来上课，特意剃了个光头，大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只听杨老师对大家说：“我今天摘帽（右派）了，从此洗心革面，可以轻松上课了。”同学们都感到有些心酸。还有一个教“机械夹具”的老师叫周连根，为人非常谦逊，没有架子，同学们私下里都叫他“好人”。因为他授课的时候循循善诱，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学生是否听懂了，没听懂的地方就详细再讲一遍，很有耐心。周老师认为“机械夹具”是专业知识中必备的，他怕误了大家的前程。可惜这样的好老师只活到 40 岁，便英年早逝了。临终前，他想去湖州工专再看一眼。当时湖州还没有出租车，只有黄鱼车，四五个健壮的小伙子将周老师抬到准备好的黄鱼车上，车上平放着竹板、席子和棉被。周老师平倚在棉被上，黄鱼车被缓缓地推着，许多乡邻慢慢地跟着，一个奇特的告别仪式在静静地进行着。黄鱼车沿着人民路、红旗路、观凤巷，往朝阳路默默前行，走得很慢。那天，湖州工专的子弟弄里挤满了乡邻，大家都对周老师行了注目礼。车子来到已改名为“人民中学”的原湖州工专大门口后，已病得脱相的周老师突然举起右手，朝大门行了一个庄严的少先队式的敬礼！周老师深情地望着学校，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送行的人也跟着默默地流泪。周连根老师便是以这样深情的方式告别了湖州工专，也告别了他的人生。
教化学的奚秋心老师天生丽质，曾是湖州工专的校花。她明眸皓齿，姿态优雅，一颦一笑都让人觉得像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古典美女：“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奚秋心老师与生俱来的矜持与端庄，让学生们敬而远之，大家都不敢在她跟前撒野。但同学们毫不吝啬对她的赞美和敬佩，大家都喜欢上她的课。化学公式需要死记硬背，实验则会加深记忆，奚老师一手持量杯，一手拿搅拌棒，变魔术似的使杯中的水变色，甚至变成气体，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全都记住了。她进教室时必先露齿微笑，真诚示人。微笑是涵养，更是一种力量。同学们听奚老师上课，谁也不会开小差。一学年下来，同学们的各科成绩一比较，一定是化学最优。
当时学校有教职员工数十人，既有从兄弟学校借调的，也有大专院校分配而来的。教材采用当年杭州工业专科学校的五年制大专教本，压缩在四年以内学完。课程既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又逐步增设了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切削机床、刃具原理、夹具设计、公差与技术测量等专业课程。学校十分注重学用结合，勤工俭学，经常组织学生下乡、下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有计划地实施下厂实习。
“应该说，当年工专也算搞得红红火火，充满新生活力，其事迹经常见诸报端，还是很像一座中等专业学校的。”陈泽铭说。
三年的湖州工专学习，钱江明的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他憧憬着毕业分配工作后能挣到工资，尽管刚参加工作第一年每月工资才 20 元，第二年才可以拿到 30 元，但对于当时的物价来说，20 元已经是一笔很高的收入。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物价都是按“分”来计算的，不像现在动辄就是十几元甚至几十元。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干一年活，年底工分分红都不到 100 元。钱江明幻想着参加工作后领到的第一笔工资，计划先买些棉布给母亲做一件衣服，母亲身上的衣服穿了许多年了，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用剩下的钱给父亲买一双解放鞋，胶底的，不怕湿水。父亲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草鞋，唯一的一双布鞋只有在天冷的时候才拿出来穿，已经破烂不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了。另外，他还想给爷爷奶奶和妹妹每人买一样小礼物，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钱江明幻想着自己参加工作后的情景。母亲一生要强，父亲在村里常常被人瞧不起，特别是那个队干部，经常无事生非，惹出一些事端。自己有了工作，辽里村的人都会刮目相看，父亲在村里也可以扬眉吐气了。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学校通知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湖州工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暂不分配工作，一律回乡务农！
1962 年上半年，苦苦支撑了整整四年的湖州工专，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党的八字方针贯彻声中关门歇业了。校舍移作他用，教职员工大多做了调动安排，学生则背负“暂时回家，等待分配”的借口，各回各家，从此杳无音讯，自谋生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办学闹剧偃旗息鼓，永远地落下了帷幕，成为至今遥不可及的追忆。年过古稀的陈泽铭回首当年，往事仍历历在目。
一开始，同学们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感到难以置信。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几天后，消息得到了确认：湖州工专关门了！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国家太困难了，实在办不了那么多的学校了，所以下令“调整”，撤掉了一大批学校，缩小了办学规模。湖州工业专科学校一开始想分两步走：先是缩小规模（让农村户籍的同学先精简回乡），留下来的并成几个班，目的是想保住学校，等到国家经济好转后东山再起。谁知随着经济大潮的衰落，最后还是关门大吉了。
钱江明后来补办的湖州工专的毕业证
钱江明刚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是不相信的，在那个瞬间，他仿佛听见了全世界崩溃的声音。这个世界如此多彩，给人以美好的期冀；这个世界又如此残酷，不给人任何幻想的机会。经过反复确认后他还是难以置信，并一遍遍地扪心自问：真的吗？农村来的学生真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吗？家里含辛茹苦地供自己上学三年，结果就这样回去了吗？他彻夜难眠，感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回到家里也无地自容，这让父母情何以堪啊！
那天晚上，钱江明想了很多。也许一个人从出生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如同父辈那样，没有一次次选择的纠结，或许会过得简单纯粹，泰然处之。然而现实给了他灿烂的阳光，让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南浔中学，后来又考上了令人羡慕的湖州工专，成为时代的宠儿，最终却又残酷地剥夺了他的希望——就像一个溺水之人不甘被命运摆布而艰难自救，但就要上岸的时候突然岸边塌方，再次被推到激流之中，他内心是多么崩溃绝望啊！
三年前，新生报到那天校长洪克刚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犹在耳边回响：“在座的新到我们学校来的学生，从你们走进校门的那一天起，你们将是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位技术干部。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在工业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时，群情激荡，在座的新生们掌声如雷。谁知仅过了三年——在这三年时间里，自己刻苦学习，加入共青团，成为学习委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劳动，拼命地努力，成为一名工业战线上合格的技术干部。然而生不逢时，自己要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一时间，钱江明甚至怀疑自己的那句“我不负朝廷，朝廷就不会负我”的人生信条了。毕业后不但没有分配工作，连毕业证也没有拿到，这个打击实在是太致命了！
“1961 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十分困难，许多学校都无法分配工作，我们的毕业证书都是后来补发的。现在想起来，我是能够理解的。无论如何，我在湖州工专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湖州工专的毕业证也是我能够走到今天的唯一文凭。可以说，没有湖州工专的学习经历，也就没有我钱江明的今天！”多年后面对采访，钱江明感慨地说。
不包分配，就此沉沦吗？做一个平凡的农民，一生守望着那几亩稻田，栉风沐雨，辛勤劳作，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在那片苍茫的土地上，收获着小小的希望，然后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把期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风霜雨雪，生生世世，重复父辈们的老路。
其实很多人生的困境，不过都来源于自己走不出对明天的恐惧罢了。真的有那么糟吗？或许未必。人在陷入绝望和逆境中时，他的思维也会陷入困境。在这种时候，他所看到的世界、所思考的事物，就像是坐井观天，只能通过有限的空间看到有限的东西。但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不能单独存在，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可以互相转化。从另一个角度看，逆境本身就是出路。如果事情无法有改变，有待改变的就是人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和心态。改变自己的心态，一切都会变得完全不同。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关键是你选择看哪一面。
怎样看待逆境，决定着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穿越一座高山，挑战一次次的自我，体验人生的波澜壮阔。这样才叫生活，经历过才有意义。生命难得，不要轻易说放弃。每一个人面前都是一座又一座山，跌宕起伏正是人间百态。如果你选择逃避，畏惧坎坷，也就意味着你选择了放弃机会。
是啊，农活都是人干的，中国有那么多农民常年劳作在贫瘠的土地上。许多地方广种薄收，风调雨顺尚可，如遇年馑颗粒无收，辛苦一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不还是坚守在那块土地上吗？南浔乃江南富庶之地，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沃壤千里，春华秋实——父辈们都能长期坚守，自己为何就不能呢？无论如何，自己还是个读书人。钱江明相信，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勤奋和努力，在农村一定也能过上殷实日子。
回家的那天，许多同学都流泪了。是啊，他们年纪轻轻的，才十几岁就到湖州工专来学习，大家满怀信心和激情，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如今被遣返回乡，心里却没有丝毫准备。临别的时候，大家虽依依不舍，但也是万般无奈啊！钱江明曾想过等参加工作后找一个城里的姑娘结婚，摆脱世代为农的桎梏。班上不乏漂亮的女生，也有同学在偷偷地谈恋爱。十七八岁的年纪，风华正茂，即使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男孩子到了这个年纪也情窦初开了。在农村，许多与他年纪相仿的伙伴都结婚了。钱江明性格内向，比较腼腆。看到班上的同学成双成对，心里也很羡慕，无奈，他即使面对自己非常喜欢的姑娘，还是没有勇气去对她说：我爱你！就那样默默地看着，暗自欢喜，让爱情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大树。当终于有了足够的勇气准备对姑娘倾诉的时候，他却遭到致命的一击——农村来的学生必须回乡务农，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毕业证书！命运与他开了一个超级大的玩笑。钱江明别无选择，只能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湖州工专当年的洪克刚校长是个好心人。他本想办件好事，让学生多学点专业知识，于是把原定三年制的湖州工专改为四年制大专，本该 1961 年夏天毕业的同学又多读了一年，结果失去了分配工作的机会。1962 年是国家‘调整巩固’的困难时期。我们这批同学被要求回家等待分配，结果学校从此关门大吉。大家只好各回各乡，开始了最为艰辛的人生旅程……”多年以后，湖州工专同学聚会，陈泽铭回首当年的情景，仍不由得唏嘘。
钱江明向作者回忆当年往事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当年幸福的日子就像那些漂亮的姑娘、那些优美的歌声，还有宿舍里那些欢乐的兄弟，终会远去。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往事便会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在脑海中绽放，朴实无华，生动鲜活。日子不可能永远美好，也不会永远暗无天日、漆黑一团。那些生命中陪伴过你的东西，曾经暗淡的、曾经闪光的、曾经潮湿的、曾经温暖的，最终都会离你而去，渐行渐远，值得终生珍藏。就像埋藏在心底的爱情，潮湿的时候便会膨胀，起风的日子就会感到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