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

本书初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距今转瞬已十二年。本书初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欢迎，也得到了不少指正。

这十二年的岁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当时确定的几个原则是正确的：一是我们所选择的底本——庚辰本，确是一个学术价值很高、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我们以此为底本，就使这个校本有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我们确定的校勘原则（详见《校注凡例》）也是正确的，这样就使我们的校勘工作做到了审慎和准确，不至于随意改动底本文字，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原本的历史面貌；三是我们确定的注释原则（见《校注凡例》）也是切合实际的，对象适中，繁简得宜，因而使得本书避免臃肿烦琐之病。

但是，学问是无止境的，“红学”更是日新月异，这十多年来“红学”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少重要的专著相继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文陆续发表了，还连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实物。在《红楼梦》的名物考订上，也有不少的进展。对照我们的校本，就感到有了历史的差距。为了对读者负责，对我们的“红学”事业负责，我们深深感到有对本书作一次全面修订的必要。于是趁此书再版之机，我们就着手这一新的繁重工作。

此书初版是由《红楼梦》校订组先作出初稿，然后由校订组和注释组反复修改定稿的，其详细情况见初版的《前言》。现在全面重新整理、重新校注时，不可能把原有的人都邀请回来了，幸好初版定稿时的三位同志：冯其庸、林冠夫、吕启祥都还在原工作岗位上，因此本次的校注，即由他们三位负责：由冯其庸总负其责，林、吕二位分别作校、注的具体修订工作。

关于注释的修改和增补，计新增注释八十七条，补充和修改原注一百六十五条，其馀所有注释，共二千四百零一条，从内容到文字也重新作了一次审核认定；在校勘和标点、分段方面，重校的文字为数亦不在少。特别是此次重校过程中，仍用各脂本仔细复核，所以费力较多；至于标点和分段，则改动更多，不能一一列举。最后，由我作校、注两方面的审核工作，修改核定校、注的条目和文字，以及有关此次重新校注的其它事宜。以上种种，无法一一详述，读者翻阅此再版校注本，当可了然。

尽管此书又作了较为详慎的重校和重注，但初版的创始之功自不可没，故初版的《前言》《校注凡例》等文字仍置于卷首，以示不忘，也正说明前后校注的原则是一贯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倡议对《红楼梦》作校注整理，是由袁水拍同志向上级提出的。一九七四年秋天，袁水拍同志到我住处看望我，并提到整理古籍的问题。当时我提及《红楼梦》的校注问题，水拍同志极为重视，不久就要我草拟一个报告。此事后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由水拍同志任校注组的组长，由我和李希凡任副组长。初期校勘的稿子（即内部用的大字本），水拍同志还认真看过，凡是他不理解的地方，他还都提出来认真地询问过。后来，他因事因病，不再过问此事，但在重病中，仍希望能看到此书的出版。所以《红楼梦》的新校注工作得以正式立项并由政府拨款，调集一批专家和研究人员来工作，水拍同志是起了倡导推动作用的。现在水拍同志已经作古十年，当着此书修订再版的时候，我有责任将此经过叙明，亦以慰逝者于地下。

时间虽然只过了十二年，但参加此书工作的同志，却已经作古了好多位，其中顾问有：叶圣陶、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先生。参加校注工作的有：沈彭年、陶建基、徐贻庭、朱彤、祝肇年、江辛眉、杨廷福诸先生。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一直关心《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此书出版后，他还亲自写过评论文章，热情地肯定了这个新校注本，但李一氓先生也已经不幸逝世了。对以上十二位已故的先生和朋友，我们只能寄以哀思，以志永怀！

此次修订再版，虽然由我们三人负责，但前人之功不可没，而“红学”方兴未艾，且无止境，故以后的校注工作，亦无有止境。故我们本次的修订，只是万里长途中的一站，瞻望前途，曷其有极！惟愿再奋馀勇，更求寸进，并望“红学”同人和专家读者进而教之，则《红》书幸甚！“红学”幸甚！

是为序。

冯其庸
1994年7月6日于京华宽堂 uf4TbVL7pvvvzk1yFVXzr+xkYplb9xLWJ4q4aIqazaq9zpVq1VdqFF8yiAGAtj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