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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隆隆谷村今年的春耕面积是四百七十二公顷，其中一百一十公顷是荒地。去年秋天翻了六百四十三公顷土地——还是单干的方式，——种了二百一十公顷的冬黑麦。全部耕种面积打算按谷类作物和油料作物作这样的分配：小麦六百六十七公顷，黑麦二百一十公顷，大麦一百零八公顷，燕麦五十公顷，黍六十五公顷，玉蜀黍一百六十七公顷，向日葵四十五公顷，大麻十三公顷。总共一千三百二十五公顷，此外还有隆隆谷以南到赤链蛇谷的九十一公顷沙地，准备划作瓜地。
二月十二号开了一次扩大生产会议，到会的有集体农庄的四十多个积极分子。他们讨论的问题有：收集种子，规定田间工作的生产定额，在播种以前把农具修理好，拨出一份专为春耕时用的饲料。
达维多夫听从雅可夫·鲁基奇的意见，建议每公顷准备七普特整的种子，总共要准备四千六百六十九普特。这时就响起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喧闹。大家都拉开嗓门叫嚷，也不听别人讲话，吵得基多克家的玻璃窗都琅琅地抖动起来。
“太多了！”
“可别把肚子胀破啦！”
“我们一辈子没有在沙地上播过这么多种子。”
“叫鸡都会笑死的！”
“五普特，顶多了。”
“哎，就说五个半吧。”
“要用到七普特的肥地，我们这儿只有麻雀鼻子那么大一块！应该开垦牧地，政府有些什么打算哪？”
“或者开潘纽施金小屋旁边的草地。”
“嚯！去开发杂草最多的地！简直放屁！”
“你们倒讲讲，一公顷地到底要几公斤种子。”
“你别拿什么公斤来把我们的头脑搞昏了！用斗或者普特计算吧！”
“公民们！公民们，静点儿！公民们，去你的……！嘘，都疯了，该死的东西！让我说一句！”第二生产队队长柳比施金拼命大叫。
“统统说出来吧，我们让你说！”
“哼，你们这些家伙，烂掉你们的腰子！简直是畜生……伊格纳特！你像公牛一样叫什么呀？连脸都叫青了……”
“你自己满嘴吐白沫，好像一条疯狗！”
“让柳比施金发言！”
“真受不了，耳朵都聋了！”
会场里一片叫嚷。最后，那些闹得最凶的人嗓子有点儿哑了，达维多夫破例也粗声粗气地嚷起来：
“有谁像你们这样开会的？……闹什么呀？一个个照次序发言，其余的人别作声，就这么回事！不要在这里胡闹！应该有觉悟！”接着低声说下去：“你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怎样有组织地开会。我们在车间里或者俱乐部里开会，总是很守秩序的，就这么回事！一个人发言，其余的人听着，可是你们都同时叫嚷，什么也听不出来！”
“别人讲话，谁插嘴，我就拿这门闩敲谁的天灵盖，真的！我要敲得他四脚朝天！”柳比施金站起来，挥动一根很粗的柞木门闩。
“这样到开完会，你会把我们全弄成残废的！”乌沙可夫说出他的预测。
到会的人都笑了，抽着烟，开始严肃地讨论播种定量的问题。结果发现争论和吵闹得没有意思……雅可夫·鲁基奇第一个发言，把所有的矛盾一下子都解决了。
“你们不必大叫大嚷。为什么达维多夫同志提出七普特呢？很简单，这是我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不要用选种机来消毒和精选种子呢？要的。会不会有杂质呢？会有的。说不定会有很多杂质，因为有些懒惰的当家人，没有把种子和一般谷子分开来。他们把做种的和吃的放在一块儿，选种又马马虎虎。嗯，就是有些杂质，也不会糟蹋吧？我们可以喂鸡鸭，喂牲口。”
大家决定每公顷用七普特。可是讨论耕地的生产定额，就麻烦多了。大家的意见那么分歧，弄得达维多夫简直不知所措。
“你不知道今年春天天气怎么样，怎么能预先给我规定耕地的定额呢？”强壮而麻脸的第三生产队队长杜勃卓夫大声责问达维多夫，“你知道雪将怎样融化、雪底下的地是干是湿吗？你怎么，能看透土地吗？”
“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杜勃卓夫？”达维多夫问。
“我认为不用糟蹋纸张，现在不用写什么。到播种的时候自然知道了。”
“你是生产队长，怎么能没有觉悟，反对计划？照你说来，不需要计划吗？”
“究竟怎么样，预先是说不出的！”雅可夫·鲁基奇忽然支持杜勃卓夫，“定额怎么能规定呢？譬如说，您有三对拉犁的好公牛，我只有几头三岁的小公牛。我耕得过您吗？永世办不到！”
这时候，康德拉特·梅谭尼可夫插嘴了：
“从奥斯特罗夫诺夫经理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感到很奇怪！你不规定任务，怎么干活呢？你高兴干多少就干多少吗？我一歇不停地扶住犁梢干活，你却坐着晒太阳，难道我们两人的收入也一样吗？你太舒服了，雅可夫·鲁基奇！”
“托福，托福，康德拉特大叔！那你怎么拉平牛力和土地呢？你耕软地，我耕硬地；你的地在草地上，我的地在山坡上。既然你这么聪明，你倒说说看。”
“硬地定一个标准，软地另外定一个标准。牛的力气不一样，套的时候可以搭配。什么都可以计算，你别来对我强调！”
“乌沙可夫要说话。”
“说吧！”
“弟兄们，我想说：牲口得照规矩在开种前一个月喂些好饲料：好干草啦，玉米啦，大麦啦。这里就有个问题：饲料怎么解决？征粮运动把剩下的谷子都拿走了……”
“牲口问题以后再谈。现在这不是主要问题，就这么回事！现在要解决每天耕地的定额问题。硬地多少公顷，每把犁耕多少，每台播种机播多少。”
“播种机，也有各种各样的！我用十一行的，怎么比得过用十七行的呢？”
“就这么回事！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公民，您怎么老是不开口？您是积极分子，可我还没听见过您的声音。”
金口杰米德惊奇地对达维多夫望了望，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我同意。”
“同意什么呀？”
“得耕地，因此……还得播种。”
“还有呢？”
“没什么了。”
“没什么了？”
“嗯。”
“谈完了。”达维多夫笑了，还说了些什么，可是话声被一片哄笑声淹没了。
接着，狗鱼老大爷就替金口解释：
“达维多夫同志，在我们村里大家都叫他‘金口’。他一辈子不开口，非万不得已不说话，因为这个，老婆都不要他了。他这个哥萨克长得并不笨，可是像个傻子，说得好听些，有点儿傻里傻气，好像头脑被人家敲坏了。我记得他小时候拖着鼻涕，光着屁股，跑来跑去，呆头呆脑的，一点儿才能也看不出来。如今长大了，果然不会说话。从前沙皇时代，图比扬村神父甚至因此不让他参加圣餐。碰到忏悔的时候（这是在大斋期，好像是第七个礼拜），神父用黑巾蒙住他的脸问：‘你偷过东西吗，儿子？’他不作声。‘你犯过奸淫吗？’又是不作声。‘你抽烟吗？跟女人通过奸吗？’还是不作声。其实他这傻瓜只要说一声：‘我有罪，神父！’他的罪一下子就可以赦免了……”
“你闭嘴！”后面传来叫声和笑声。
“……我再说一秒钟就完了！嗯，他只是呼噜呼噜地喘着气，眼睛睁得老大，好像绵羊看见新造的大门。神父失望极了，心里也有点儿害怕，身上的道袍都哆嗦起来，但还是问他：‘你有没有看上过人家的老婆，或者他的驴子，或者别的牲口？’嗯，还照福音书问了些别的话……杰米德还是不作声。他有什么可说的？嗯，不论他看上谁的老婆，反正是弄不成事的，就是最糟糕的婆娘也不会让他……”
“别说了，老大爷！你讲的事跟我们的事毫无关系。”达维多夫严厉地命令说。
“马上就有关系了，就要谈到题目上来了。这只是开场白。再等一秒钟！被你们打断了……哦，真见鬼！刚才讲到哪儿，忘记了！……让我想想……见鬼！……这样的记性！想起来了！”狗鱼老大爷拍拍秃头，又像机枪一样喋喋不休地讲起来：“对了，别人的老婆杰米德想也不想，至于人家的驴子或者其他神圣的牲口，他何必想望呢？他也许想望过，因为他家里没有马，可是那些神圣的牲口，我们这儿根本没有，他出娘胎也没见过。我倒要问问你们，亲爱的公民们，我们这儿哪里来驴子呢？开天辟地以来不曾有过！老虎也好，驴子也好，还有那骆驼……”
“你今天闭不闭嘴？”纳古尔诺夫问：“我马上把你拉出去。”
“你呀，马加尔，五一节那天，你自己在学校里讲世界革命，从中午讲起，一直讲到太阳落山。讲得实在没味道，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套。我就蜷缩起身子，悄悄地在凳子上睡着了。当时我没打你的岔，现在你却来打断我……”
“让老大爷把话讲完吧。我们还有时间。”拉兹苗特诺夫说。他很喜欢听笑话和有趣的故事。
“也许他因此没作声，究竟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当时神父觉得奇怪极了。他把头伸到黑巾下面，问杰米德说：‘你不是哑巴吧？’杰米德对他说：‘不是，你把我烦死了！’神父生起气来，气得简直脸都青了，他狠狠地低声骂他，生怕被旁边几个老婆子听见：‘见你的鬼，你干吗像柱子一样不说话呀？’他拿起一个小烛台，往米杰德脑门上重重地敲了一下！”
一片哄笑声盖没了杰米德低沉的声音：
“你胡说！他没打。”
“真的没打吗？”狗鱼老大爷非常惊奇，“没关系，反正他想总是想过的……这样他就不给杰米德圣餐。好吧，公民们，杰米德不说话，我们可要说说，他说不说跟我们没关系。不过，话就是说得像我这样好，到底只是银子，闭口才是金子啊。
”
“你最好拿你的银子统统去换成金子！也好让人家清静些……”纳古尔诺夫劝他说。
笑声像干柴一样轰轰地燃烧起来，接着又熄灭了。狗鱼老大爷的故事破坏了大家严肃的心情。达维多夫收起脸上的笑容，问：
“关于生产定额你有什么话要说？谈正经的！”
“你是问我吗？”狗鱼老大爷用袖子擦擦出汗的前额，眨起眼来，“我什么话也没有……我只是说明杰米德的问题……又不是谈定额……”
“我不许你在这会上发言了。要说就得说正经的，空话以后再谈，就这么回事！”
“一把犁一天耕一公顷。”农业特派员、集体农庄庄员巴塔里西可夫提出说。
可是杜勃卓夫怒气冲冲地嚷道：
“你疯了！把这种神话去讲给你老婆听吧！一天一公顷耕不了！你就是干得满头大汗也干不到。”
“我耕过的。嗯，也许稍微少一点儿……”
“当然要少！”
“一把犁可以耕半公顷。这是指硬地。”
经过长久的争论，定出了每天的耕地定额：硬地每把犁耕0.6公顷，软地——0.75公顷。
还定出了每台播种机的播种定额：十一行的——3.25公顷，十三行的——4公顷，十七行的——4.75公顷。
隆隆谷村总共有一百八十四对公牛和七十三匹马，要完成春播计划并不紧张。雅可夫·鲁基奇也这么说过：
“要是我们加把劲儿，很早就可以播完。每对牲口只摊到四公顷半。弟兄们，这很容易！何必啰唆。”
“图比扬村每对牲口要摊到八公顷呢。”柳比施金报告说。
“嗯，让他们干得腿缝里都湿透吧！去年秋天我们在上冻以前耕完秋耕地，可是他们从圣母节
起就忙着分木柴，尽搞点儿小事。”
会上通过决议，要在三天之内把种子收齐。接着，铁匠沙利讲了使人扫兴的话。他耳朵有点儿聋，所以说话很响。他那双干活干坏了的黑手，不断地转动那顶被煤烟熏黑的皮帽。在那么多人的会上说话，他有点儿畏缩：
“什么东西都可以修理。我决不会误事的。可是说到那个铁呀，得马上想办法弄些来。打犁铧子和犁尖的铁，一块也没有了。原料没有不能做呀。我明天就动手修理播种机。我要一个助手，还要些煤。还有，集体农庄给我多少工资呢？”
达维多夫向他详细说明工资的付法，又建议雅可夫·鲁基奇明天就到区里去办铁和煤。收集饲料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随后，雅可夫·鲁基奇发言了：
“弟兄们，大家得好好讨论一下，种什么，怎么种，种在什么地方。还得选个识字的、有学问的人当农艺师。不错，在没搞集体农庄以前，我们这儿有五位农业技师，可是没看见他们做了些什么。应该从上了年纪的哥萨克中选一位熟悉我们这里远近土地的农艺师。新的耕作法到现在没有实行，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人！我说呀：如今全村差不多都加入了集体农庄。一批一批地加入进来。单干的只剩下五十户左右，就是他们，明天也会醒过来成为农庄庄员的……所以我们要用科学方法播种，照科学办事。我说这话，就是希望在规定深耕的两百公顷土地中，划出一半来推行赫尔逊耕作法。今年春天我们要开一百一十公顷荒地，我们就采用这种赫尔逊耕作法吧。”
“这种方法听也没听见过！”
“赫尔逊是什么呀？”
“你给我们实事求是地说明一下吧。”达维多夫请求说，暗暗为这个经验丰富的经理的知识渊博而感到骄傲。
“这种耕作法嘛，也可以叫屏障法，或者美国方法。这个方法很有意思，很聪明！譬如说，你们今年种作物，嗯，就说种玉米或者向日葵吧。你们种得稀些，比往常稀一半，这样收成当然就只有正规种法的一半。你们折下玉米棒，或者割下向日葵的头，把秆子留下来。到了秋天，你们就在一行行的秆子中间种上冬小麦。”
“怎么种法呀？播种机不会把秆子压断吗？”梅谭尼可夫张开嘴巴用心听着，忍不住问。
“怎么会压断呢？行距很宽，播种机碰不到秆子，只会在旁边开过，这样就可以把雪留在秆子中间。雪融化得慢，水分就多。到开春小麦长起来，就可以把秆子拔掉。这办法太妙了。我自己虽然没有这样种过，可是今年打算试一下。这办法很可靠，错不了！”
“这很好！我赞成！”达维多夫在桌子底下踢踢纳古尔诺夫，低声说：“怎么样？可你老是反对他……”
“我现在还是反对……”
“真固执，就这么回事！像阉牛一样拗……”
大会通过了雅可夫·鲁基奇的建议。随后又讨论和决定了一些琐碎的问题。散会了。达维多夫跟纳古尔诺夫还没有走到村苏维埃，就看见一个个儿不高的小伙子，敞开皮短褂，里面穿着青年突击队员的服装，从村苏维埃院子里大踏步向他们走来。他一只手按住城里人戴的方格鸭舌帽，逆着大风很快地走过来。
“区里来了什么人了。”纳古尔诺夫眯细眼睛说。
小伙子走到紧跟前，举手敬了个军礼。
“你们是村苏维埃里的吗？”
“您找谁？”
“我找这儿的支部书记或者苏维埃主席。”
“我就是支部书记，这位是集体农庄主席。”
“好极了。同志们，我是鼓动队里的。我们刚到，在苏维埃里等你们呢。”
这个脸黑黑的塌鼻小伙子对达维多夫的脸扫了一眼，笑眯眯地问：
“同志，你是达维多夫吧？”
“我是达维多夫。”
“我认出是你了。两星期以前我们在州委会里见过。我在州里工作，在油厂里当榨油工。”
这时达维多夫才明白，为什么这小伙子走到跟前，他就闻到一股又香又甜的葵油味儿：小伙子身上油腻的皮短褂，渗透了这种永不消失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