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文章,从美国殖民时期起,迄南北战争为止。这个时期里的美国文学还没有完全摆脱模仿因袭的风气。从这几篇文章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美国作家即使不存心模仿,心里总念念不忘欧洲那些大作家。美国民族文学的产生并不是一蹴即得的;美国人经过一大段的学习时期,苦心研究别人的长处和自己可能的长处,然后自信心渐渐建立,利用本国特有的材料,发挥本国特有的天才,最后才有纯粹的受人尊敬的美国文学产生。中国新文学现在正处在学习时期,美国人的学习和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有很多。
本书所收作家共有十人,这时代里的重要作家,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如爱伦·坡),已经大多被收罗在内。
其中爱德华兹的《飞蜘蛛》,不算是他的代表作。爱德华兹的思想,正是“五月花”船上和麻州 海湾公司里美国先民的清教思想。清教在美国殖民地早期,几乎成为国教;教会权力如此之大,在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到了爱德华兹那时候,清教已渐失势;爱德华兹是清教回光返照时的最后一个大师。我们选他,一则是因为我们尊重清教徒在美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再则是因为清教徒严肃的态度无形中仍旧是美国民族性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富兰克林恰巧相反,他所代表的是美国民族性里世俗的、实用的、科学的这一面。爱德华兹是欧洲加尔文教派在美国的发言人,富兰克林则是欧洲理性主义在美国的先锋。这两种欧洲的思想,都被美国人所吸收,形成了美国文化。
杰斐逊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大功臣。他的民主思想受洛克、孟德斯鸠等的影响很大。他采用了欧洲的思想,在美国付诸实行,而且获得极大的成功。
欧文的散文以流利驰名,他模仿英国18世纪的散文,十分成功。以后美国民族自尊心抬头,对于欧文这种从事模仿的作家,未免觉得不满。但是他在欧洲文坛上的地位,使得欧洲人对美国文学刮目相看,也使美国文人从此以后获得更大的自信。他在《见闻录》中介绍英国的风土人情,无疑也促进了英美两国的了解。
布莱恩特、爱默生和洛威尔都是诗人。我们这里所选的只是他们的散文。布莱恩特是深爱美国的人,这从《诗歌与我们的时代和国家的关系》一文中可以看出来。布莱恩特首先指出:美国可以有她自己的诗。这点预言,到了今天当然是被证实了。洛威尔用美国北方人(所谓Yankees)的方言所写的《比格罗诗稿》(“The Biglow Papers”),更是开美国当代汗牛充栋的方言文学的先河。他们两人的诗的形式,尽管大体上是在模仿英国诗,但是其促进美国文学独立运动的功劳,实不可没。
爱默生在当时是美国第一大思想家,非但美国人崇奉之若圣人,欧洲(包括马修·阿诺德)受其影响者也颇不乏人。他的思想,强调个人的尊严,阐明自律自立的重要,这也是形成美国“个人主义”的很重要的因素。他是个先知,他鼓舞起美国人的活力;美国人奋发有为的精神,受他的影响不小。
霍桑是个深刻沉郁的小说家。可是我们所选的《古屋杂忆》只能表现他比较轻松的一面。他对于人生和自然的深刻观察以及他的文字技巧,从这篇散文里也可以看出一二。
梭罗是个“怪物”。他对于政治的兴趣虽然很广,但我们所选的只是他描写自然界生活的两篇文章。他彻头彻尾地追求浪漫的理想;他在荒野森林里面,可以看出宇宙人生的真理。
最后一篇是梅尔维尔的《霍桑论》。梅尔维尔认为美国可能产生她的莎士比亚;他对于霍桑推崇备至。霍桑在今日已经公认是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梅尔维尔本人的《白鲸记》也被认为是人类少数伟大著作之一。梅尔维尔对于美国文学的信仰是有他的道理的,梅尔维尔以后的美国文学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从我们这一选集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美国文学的地域,实在非常狭小。几位作家之中,只有杰斐逊一人是出生在南部的弗吉尼亚,其余都是挤在东北部一隅。而这几位之中,除了欧文和梅尔维尔生于纽约之外,其他统统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以一州之微,担起美国全国主要文学创作的任务,这实在是一个奇迹。麻州文风之盛,本州的人自将引以为荣,但是仅美国东北部一隅,当然很难代表美国全国。那时候美国版图正在扩展中,许多州还没有成立;在已成立的各州中,写文章的人也有,但是杰出的很少(爱伦·坡虽长大于南方,但他也是生在麻州的波士顿;林肯生于肯塔基州,算是当时“西部”最杰出的人才了),文人几乎都集中在麻州波士顿的剑桥一带(尤其以霍姆斯那时为甚)。麻州的文人和欧洲文明的联系,反而比较密切;他们这些人在美国本国旅行,反而没有比到欧洲去旅行那样起劲。麻州的文人大多比较文雅,只有梭罗是个“野人”,他可以和“禽兽为邻”。梅尔维尔四海飘荡,更到了不少奇异的地方。梭罗和梅尔维尔以后的美国文人,视野比较开阔,作风比较粗野(当然承继文雅传统的仍旧大有人在),美国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文学也许更能代表美国的“大国之风”。
上面这些话无非要说明:这里所收的作家,因为时代环境的关系,并不能很明显地展示美国的特性。但是知道美国的过去,也许使我们更能了解美国的现在。美国的文学,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我们所选各文,大致普通选集中都有,在美国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之作,因此编选工作并不费事。所选之文,除了应有的记事文与论说文之外,我们还特别注意“作家研究”,因此这几篇文章当中,倒有一篇是“作家研究”之类的文章,如梅尔维尔的《霍桑论》。
编者于编译本书时,曾得王镇国先生助力甚多,特此致谢。
夏济安
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