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松下电器的缘分始于1955年的上半年,当时的我在神户大学读研之余在松下电器兼职。神户大学的平井泰太郎是我的恩师,同时他也与松下电器有一定的往来,于是在这层关系下,我获得了市场调查的工作。这份工作主要是面向居住在神户并且有钱的外国人的,这是由当时松下电器的营业部委托的工作。
为此,我参考了很多美国经济杂志中的报道,想出一个有效的问卷调查方法,指导并委托神户大学的学生们进行市场调查,最后收获了很多成果,还得到了松下电器员工的好评。虽然我当时还是学生,但同时作为讲师在松下电器给员工培训。就这样,在1960年,我正式加入了松下电器,被分到了成立不久的策划部。
能够进入策划部,对我来说是无比幸运的一件事。由于在松下电器担任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职位,即便我是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员工,公司还是把我和主管放到了一起,同时也得以参加每周一有松下幸之助本人讲话的早会。当时的早会每个月不定期举行几次。我每次听了松下幸之助的讲话,都颇有收获。松下幸之助还以小摊老板为例,讲了很多经营的概念,虽然我之前也听说了一些,但没想到可以近距离地听松下幸之助说。
早会和在大会场上的演讲不同,由于对象只是几十个员工,所以松下幸之助说话的口吻也是很直率,和日常讲话没什么不同。比如:“荞麦面店的老板能够很自然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也正是这种口吻,才让我把每一句话都铭记于心。
刚进公司不久,我就对松下电器的组织体制变化很感兴趣,于是我收集了很多材料,如用于编写公司历史的资料等,之后便独自进行了调查。也许是因为在学校学过组织理论,所以这次研究让我兴奋不已。在那之后,我还是一个年轻员工,就开始写和松下电器相关的论文了,恰巧那时公司会不定期发行《经营研究》或《公司历史资料》等刊物,于是我就将自己写的关于松下电器的事业部制等内容的论文投稿给那些刊物。以上便是我进行松下电器研究的开始。
在那之后,策划部经过改组,我调到了材料部,公司提出要让我去美国的哈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我分到了电视业务部,并担任策划调查科长,参与研发黑白电视“嵯峨”和“PANACOLOR”系列。就在这个时候,我参与了前文中提到的新型电视的策划会议,同时也得以见到松下幸之助作为一个经营者的真实面目。
大概是在1962年,我得到了公司的同意后在近畿大学担任外聘讲师。当时由于取得研究生文凭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大学的老师人数不够,所以我就受学校邀请给研究生讲课。此后,我一周里只有一天是空闲的,其余时间不是在公司上班,就是在学校讲课。一开始我觉得松下电器的工作对我来说吸引力更大,所以并没有想过要辞职去做大学老师。但是之后由于我在哈佛大学留过学,我开始向往大学老师的职位,还有作为研究者、教育者的工作也吸引着我。
即便如此,在之后的几年里,我还是一直从事着电视业务部策划调查科长这份有意义的工作。由于大学不断对我抛出橄榄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还是下定了决心。于是在1968年的春天,当时的我35岁,辞去了松下电器的工作,任近畿大学商业经济系的副教授,从此便走上了教育和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