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意欲的特征

第二篇以这样的提问来结束：意欲表明了就是这世界一切事物的自在本质，那意欲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下面的考察可以补充对这问题在第1卷所给出的泛泛回答，因为这些考察展示了那意欲的特征。

之所以可能展示意欲的特征，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一些绝对真实的，在经验中存在的就是这世界的内在本质的东西。相比之下，不少人用以描述上述世界的内在本质的名称，即“世界灵魂”，终究只是“无实在对象的抽象概念”，并没有给出真实的、在经验中存在的东西，因为“灵魂”说的是一个个体的意识统一体，明显地并不属于这所说的本质；又总的来说，因为“灵魂”的概念假设了认知与意愿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却又独立于动物性的机体，所以，并不证明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宜使用的。这个词只应该用于比喻的意义，因为这个词肯定不像 ψνχη 或 anima 一类好应付，后者的意思是“呼吸”。

更不适宜的是所谓泛神论者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整套哲学主要在于：把这世界内在的、他们所不知道的本质称为“上帝”；这样，他们就以为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依照他们的说法，这世界就是上帝在显灵。但我们只需看看这个世界：充满着持续渴求的生物，它们仅靠互相吞吃才继续生存片刻的时间，其生存就在恐惧和匮乏中度过，并经常忍受那些可怕的折磨，直至最终一头栽进死亡的怀抱。谁要是看清这些，就会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对的：这大自然是魔鬼式的，而不是具有神性的（《论睡眠占卜》，第2章，第463页）；确实，他就不得不承认：一个会让自己变成如此世界的神灵，肯定受尽了魔鬼的烦扰和折腾。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纪的所谓哲学家这样做是仿效斯宾诺莎，并因此认为是有正当理由的。可是，斯宾诺莎把他唯一的实体物质如此命名是有特别理由的，也就是为了至少挽回那字词，虽然挽不回那事情。烧死乔尔丹诺·布鲁诺和瓦尼尼的木柴垛仍然新鲜地留在记忆里，这些人也被牺牲给了那一上帝——为了那一上帝的荣誉，流血牺牲的人数也远甚于把两个半球上所有异教神灵祭坛上的牺牲者加在一起。因此，当斯宾诺莎把世界名为上帝的时候，恰恰只是像卢梭那样，在《社会契约论》中总是和无例外地以“有主权者”形容人民；我们也可以把这与此做法相比较：以前有一个君王打算在他的国家废除贵族称号；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为了不夺走人们的贵族称号，他就把他的所有臣民都封了贵族。我们这时代的上述智者当然对这所谈论的命名还有另一个原因，但那却一点都不会更令人信服，也就是说，他们在探讨哲学的时候，并不是从这世界或者从我们对这世界的意识出发，而是从上帝出发，把上帝作为既定存在的和已经被了解的东西：这上帝不是他们的目的，而是他们的事实资料。假如他们是小孩子的话，那我就会向他们说明这是把以待解决之问题作为论据。但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跟我一样地清楚。不过，在康德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即之前的诚实探索的教条主义所走的从世界到上帝的路子并不会引往上帝，这些先生们就误以为找到了一条巧妙的出路，并狡猾地走上了这条路子。以后的读者们请原谅我以他们所不认识的人娱乐他们。

对这世界每看上一眼——而解释这一世界就是哲学家的任务——都证实和加强了这一点：生存意欲远远不是一个任意的神性拟人化，或者只是一个空壳的词语，而是表达了这世界最内在本质的唯一真实的词语。一切都朝着存在而努力和争取，尽可能地朝着有机的存在，亦即朝着生命而努力；在这之后，就尽可能地争取提升这存在的等级，而到了动物那里，就很明显了：生存意欲成了它们本质的基本音声，是它们唯一不变的和绝对的素质。我们只需考察一下这种普遍的生命欲望，看看生存意欲如何无比愿意地、轻而易举地和茁壮繁盛地以千百万种形式，随时随地通过受精、受粉和发芽而狂热地涌往存在，而假如缺乏这些手段，就通过自然生成这样做；看看它如何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贪婪地抓住任何有生存能力的材料；然后，再看看那生存意欲，在任何个体现象中，在要离开这存在的时候，那种惊恐慌张和剧烈骚动及反抗，尤其当这些伴随着清晰意识而发生时。情形恰似伴随着这唯一的现象，整个世界从此就将永远地消失，而这受到死亡威胁的生命，整个天性和本质都马上化为至为绝望的反抗。我们看看，例如，一个人在生命处于危险时那种难以置信的恐惧，目睹此危险的每个人那迅速和真心的关切，人在获救以后的那种无限欢腾。大家看看在听到死刑判决时那种僵直了的惊骇，我们看着那为执行死刑所作准备时内心的深深战栗，以及在处决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令人心碎的同情。我们就更应该相信：这里所涉及的是完全别样的东西，并不只是对这空虚的、凄凉的、受尽各种各样的折磨而苦不堪言的，并且始终是不确定的存在而言，少了区区数年的时光；我们就更会觉得奇怪：为何一个人是否早些年抵达他在过完这一转瞬即逝的存在以后就得呆上万亿年的地方，竟然是如此重要的事情。透过这些现象就可看出我是对的，亦即把生存意欲确定为无法进一步解释的东西、但它却是每一个解释的基础；这生存意欲远远不像“绝对”“无限”“理念”等类似的词语那样，是空洞的词语壳子，而是我们所认识的至为真实的东西，甚至就是那现实的内核本身。

但现在，当我们对从我们的内在所获得的说明和解释暂时地作一番抽象，把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地与这大自然作比较以客观地把握这大自然，那我们就会发现大自然从有机生命的一级开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维持所有的种属。大自然就为此目标而努力，透过无数大量的种子，透过迫不及待的和强烈的性爱，透过为了性爱而甘愿将就任何处境和迎合每一个机会，甚至不惜生下私生子，透过本能的母爱，而母爱是如此的强烈，在许多动物种类中，甚至压倒了对自身之爱，以至母亲为了拯救孩子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个体对大自然来说则只有间接的价值，亦即个体只是维持种属的手段。除此之外，对大自然而言，个体是无所谓的；一旦它对大自然的目标不再有用处，甚至大自然就把这个体引往死亡。因此，个体的存在是为了什么也就清楚了，但种属本身的存在又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客观审视下的大自然只是欠奉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在观察它时，从这种永不休止的争取，从这种激烈和争先恐后地挤进存在而找到其中的目的。个体的精力和时间都消耗于为自己及其后代谋生，也就刚够满足这一目的，有时候还捉襟见肘。就算不时地有了多余的精力和因此的舒适，在某一有理性的种属那里，也有了多余的认识——就算是这样，这些也太不足道了，无法被视为大自然的那整个所为的目的。纯粹客观地，甚至以陌生的眼光察看这整桩事情，看上去大自然似乎只是着眼于不要失去它所有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亦即永恒的形式；与此相应，大自然对有幸发现和组合起来的这些理念（在地球的表面，过去三次布置动物就是为此所作的准备）是如此的满意，以至现在它唯一担心的就是这里面的任何一种漂亮的想法会流失掉，亦即某一形式可能从时间和因果系列中消失。这是因为个体是稍纵即逝的，就像溪流一样；而理念则是持久的，正如水的涡流：只有水干涸了，涡流才会消灭。我们也就不得不停留在这费解的观点上，假如大自然只是从外在的一面、因而只是从客体向我们展示的话；正如这大自然是由认知所把握的，同样我们就会认为这大自然也是出自认知，亦即在表象的范围，据此，在破解个中之谜的时候不得不局限在这一范围。不过，实情并非如此，我们确实可以对大自然的内在瞥上一眼的，只要这大自然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自身内在；就在这大自然一直要努力向上达到的最高一级，在认识之光的照耀下，在自我意识中所直接碰到的恰恰就是大自然。在此，向我们展示的是意欲，是某一样与表象、概念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而大自然是在表象和概念里展开其所有的理念。意欲现在就那么一下子给予了我们说明和启发，而这些说明和启发仅仅在表象、概念的客体路径上是永远找不到的。因而主体的东西在此给出了解释客体的东西的钥匙。

要认识到上述解释为这主体的东西或意欲的特征，即一切动物和人都有的超级强烈的保存生命和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倾向，就是原初的和绝对的东西，那还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那种强烈的倾向一点都不是对生命价值的某些客观认识的结果，而是独立于一切认识的；或者换言之，那些生物表现出的并不是受前面的牵引，而是受到后面的推动。

假如我们带着这一目的而首先浏览一下那一望无尽的动物系列，考察那各种各样无穷尽的形体如何因应环境和生活方式而表现出有所不一样的变化；与此同时，细究在每一个生物个体那里都同样完美完成的巧夺天工的构造和装置；最后，考虑到每一只动物在其一生中所必须不停耗费的巨大精力和活动、竭尽机敏和心思；假如再深入一步，例如，细看那渺小、可怜的蚂蚁无休止的、孜孜不倦的劳作，勤劳的蜜蜂奇妙的和精美的造工，或者留意那某一只埋葬虫是如何花上两天的时间把一只是它的体积四倍多的鼹鼠埋掉，目的就是在这上面产卵，以确保将来出生的幼子能有食物（格莱迪奇，《物理学、植物学和经济学杂文》，第3，220），与此同时，具体想象一下，总体上那大多数的昆虫的一生就是无休止的劳作，为的是给将来从蛋卵里出生的幼子准备好食物和居所，而这些幼子在啃吃这些食物和变蛹了以后就进入生活，也只是从头重新开始那同样的劳作；还有，与此相类似，飞鸟的一生大都是在长途的、艰辛的迁徙中度过，然后就是建造鸟巢和为幼鸟搬拖食物，而那些幼鸟本身在来年就不得不扮演同样的角色；一切都是这样持续地为将来而劳作，完了以后自己就生命枯竭了——看到这一切，我们就忍不住要看看花费所有这些技艺和辛劳要获得的是什么酬劳，看看那些动物不歇息地追求和争取，它们眼中的目标是什么，一句话，我们就忍不住要问：所有这些是要得出什么结果？那需要不可胜数的准备功夫的动物存在，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而显示出来的，不过就是满足饥饿和交媾的欲望，当然还有每一动物个体在无尽的匮乏和劳累的间隙，不时地会得到点点的、短暂的舒适和愉快。如果我们把这两者并排放在一起，即那难以描述的准备技巧，那丰富得不可名状的手段，与以此打算和最终所获得的可怜的和寒酸的东西，那自然就得出这样的见解：这生活就是一桩获利远远抵不上成本的买卖。这在一些生活方式特别简单的动物身上至为明显。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鼹鼠，这永不疲倦的苦干者。以它们那超大比例的铲状爪子拼命地挖掘，就是它们一辈子的事业：周围是持续的黑夜，它们的未发育成熟的眼睛，只会让它们逃离光亮。它们是唯一真正的“晚上动物”，而不是猫、猫头鹰、蝙蝠一类能在晚上看见东西的动物。但鼹鼠这样艰苦、没有欢乐地度过一生，它们得到了什么呢？食物和交配：因而只是手段，以在新的个体那里延续那同样悲惨的轨迹。从这样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生活的辛劳和折磨与收获或得益之间是不成比例的。那些能够视物的动物是有了对直观世界的意识，而这意识在它们那里虽然完全是主观的，并且局限于动因对其作用，但还是给出了存在具有客观价值的某种外表。但那盲眼的鼹鼠，以其如此完美的机体组织和它们那无休止的做事，仅仅局限于幼虫与饥饿的更替，这就让那手段与目标不相吻合更显而易见了。在这一方面，考察在人烟不到的世界里自生自灭的动物世界，就会特别有启发性。这样的世界和苦难，并没有任何的人为，是由大自然本身所准备的；洪堡在《大自然的肖像》（第2版，第30页以下）给出了有关这方面的一幅精彩图画；洪堡在第44页并没有忽略并大概审视了时时处处都与自身不和的人类那些类似的苦难。但是，在简单的和轻易就可明了的动物生活中，可以更容易地把握那整个现象的虚无性和徒劳的奋斗。动物为适应环境和捕获猎物而凭借多种多样的机体组织和巧妙手段，在此与缺乏某一站得住脚的最终目的形成了清晰的反差；我们看不到哪一个说得过去的最终目的，表现出来的只是转瞬即逝的舒适、快感和以匮乏为条件的短暂的快乐享受，许多的和长时间的苦痛，持续不断的争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每一个体都是猎者，每一个体也都是猎物，窘迫、匮乏、困境和恐惧、喧哗和吼叫。这样的情形就这样一直永远地发生，或者直至再一次星球表面破裂。容洪叙述曾在爪哇岛看见整片地上一望无际地铺满了一副副骨骼，并以为那是一处战场呢。原来那只是大型的、五尺长三尺宽和同样三尺高的海龟的骨骼，它们为了产卵而从海里出来踏上这条道路，然后就遭到野狗的袭击：它们合力把海龟掀翻在背上，撕开海龟下部的铠甲，亦即小腹上的小块厚皮，然后活活地吞吃掉它们。但老虎经常就会扑向这些野狗。这整个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次地重复，年复一年。这些海龟就为此而出生。它们犯了什么过错而必须承受这些痛苦呢？这些暴行场景，目的又是什么？对此唯一的答案就是：生存意欲就是如此客体化。 ^[1] 让我们对此好好考察一番，并理解所有的客体化，然后就会终于理解其本质和世界，而不是构建普遍的概念，并以此搭建纸牌屋。要把握生存意欲客体化的伟大戏剧和生存意欲本质的特征，当然需要更仔细和详尽的考察，而不只是对这世界加上上帝的名号就打发了事，或者以某种只有德意志祖国才会上演、也才懂得欣赏的愚蠢，解释这世界是“在其‘它在’中的理念”——这一说法，让我这时期的笨蛋在这20多年里找到了难以描述的乐趣。根据泛神论和斯宾诺莎主义——我们这世纪的这些体系不过就是对泛神论或者斯宾诺莎主义的滑稽模仿——所有这些就这样绕下去，的确是没完没了的。这是因为这世界是一个上帝，是至为完美的，亦即再无法给出或者想出比这更好的了。这样的话，根本不需要从这世界获得解救了，所以也就不会有任何的解救。但这整个的悲喜剧为何存在，却一点都看不出来，因为这里没有观众，演员本身就忍受着无穷无尽的苦楚，夹杂着点点的和只是否定意味的乐趣。

现在我们就另加上对人类的考察，虽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和有了某种严肃的色彩，但那基本特性是保持不变的。在此，生命（或生活）也一点都没有显示出就是一样供享受的礼物，而是一项任务，一份要完成的定额工作；并且与此相应，我们看到在大大小小的方面，都是普遍的匮乏、无休止的辛劳、持续的压力、无尽的争斗、强迫进行的活动和竭尽一切身体和精神的活力。许许多多，数以百万计的人联合而成为各个民族以争取共同的福祉，每一个个人则为了自己的福祉而奋斗；但成千上万的人为此则沦为牺牲品。有时候是荒唐的臆想，有时候则是搜索枯肠的政治算计，挑拨人民互相发动战争，然后就是血汗交流成河，以实施个别人的念头，或者为他们的错误而赎罪。在和平的时候，工业和商业是活跃的，发明创造了奇迹，船只航遍各个大洋，从天涯海角搜来了珍馐百味，巨浪也吞噬了无数的人。所有人都在忙碌着，熙熙攘攘，有的在盘算和筹划，有的正行动起来，其喧哗骚动实在无法描述。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要为那昙花一现的和备受折磨的个体维持某一短暂的时间，如果运气极佳的话，那伴随的就是勉强可以忍受的困境和辛劳，以及相对地没有苦痛，但这又得马上提防无聊的袭击；然后，就是这种属的繁殖及其活动。面对辛劳与报酬这种明显的不合比例，那生存意欲从这一角度出发，在客观上似乎就是某种愚蠢；或者在主观上就是某种疯狂，而所有有生命者都着了这一疯狂，都拼尽自己的全力为某样并没有价值的东西而努力。不过，精确考察一番，我们在此也会发现，更准确地说，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动因的本能。

就正如在第1卷§29所阐明的，动因法则只涵盖单独、个别的行为，而不包括总体上的意欲和意愿。就是基于这一点，当我们理解和解释那总体上的人类及其普遍的活动时，这些并不像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单独、个别的行为那样，表现为被外在的线绳以常规的方式所操纵的木偶戏一样；相反，从这一视角出发，人类及其活动就更像由内在的机械装置而活动起来的木偶。这是因为当我们，就像在上文所做的那样，把人无休止的、严肃的和艰辛的活动与他们为此所得到的、并的确只是未来某个时候所能得到的作比较，那所阐明了的不合比例就凸显了，因为我们认出那所要争取的、被视为推动力的东西，完全不足以解释那种运动和那种无休止的行为和活动。也就是说，短暂地推迟死亡、缓解一点点困境、延后那苦痛、片刻抑制愿望——这些，面对无一能够幸免的死亡及其常胜，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诸如此类的好处，这些被视为推动那透过其持续更新的无数人类活动起来的真正推动原因，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人类不停地活动、熙攘、推拥、受苦、跳来蹿去的，上演那世界历史的全部悲喜剧，并且更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在这虚幻的存在中硬撑下去。很明显，假如我们是在这些人之外寻找把他们活动起来的原因，把人类想象为经过理性反复思考以后，或者经过类似的某样东西（作为牵引的线绳）以后，要争取得到呈献给他们的好处，而得到了这些好处就是与他们那些无休止的辛劳和苦楚相匹配的酬劳——那这一切就都是无法解释的了。如果这样看事情，那每一个人老早就会说“这根本就是亏本的买卖”，并退出不干了。但事实却相反：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生命，就像呵护着一样交付给他的很贵重的信物，对此负有重大的责任，要不惜付出无尽的关心和承受习以为常的压抑，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勉强凑合着。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此所获得的报酬，当然都是他看不到的；他只是对那信物的价值未加细看就照单全收，也不知道其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说了，那些木偶并不是受到来自外在的牵引，而是每一个木偶自身都带着机械装置，其活动由此而出。这就是生存意欲，表现为一种不知疲倦的驱动装置，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其充足根据并不是外在的世界。它把个体黏附在这舞台上，是他们的活动的“原动力”；而外在的东西，动因，则只是为在个体中的原动力确定了方向；否则，那原因与作用效果就根本不相吻合了。这是因为正如某一自然力的外现都有某一原因，但自然力本身却是没有原因的；同样，每一个个别意欲活动都有某一动因，但意欲总起来说却并没有动因；事实上，从根本上这两者就是同样的东西。这意欲作为形而上的东西，对于无论哪种考察和思考，都是其永远无法跨越的界石。通过这所阐明的意欲的原初性和无条件特性也就解释了：为何对于这种充满困顿、烦恼、苦痛、恐惧，还有充满无聊的存在，对于这种如果是纯粹客观考察和考虑的话，就必然让人憎恶的存在，人们却爱之甚于一切；对这存在的结束——这对人来说却是唯一确切的东西——人们惧之甚于一切。与此相应，我们经常看到一副可怜相的人，因年纪、匮乏和疾病而形容枯槁，但还是从心底里呼唤帮助以苟延残喘，而假如客观的判断在此可作出决定，那结束这一存在本来看上去就是求之不得的。情形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显现出来的却是盲目的意欲，化身为生命的欲望、生命的喜悦和生命的乐趣；那就是与让植物生长的同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生命的乐趣比之于那条拉悬在人世间的木偶戏上面的绳索，而那些木偶都被看不见的引线吊在那条绳索上，那些木偶只是看上去似乎是由它们脚下的地板（生活的客观价值）承载着它们。一旦这条绳索无力了，那木偶就会下垂；假设那绳索断裂了，木偶就必然坠下，因为木偶下面的地板只是似乎承载着它们。也就是说，生命乐趣的减弱就会表现为忧郁、怪诞、忧心；这生活乐趣的完全干枯就表现为自杀的倾向，有了最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想象出来的诱因以后就会自杀，因为现在这人就像是与自己本人寻衅挑事，以便射杀自己，就像不少人为了类似的目的以射杀他人一样。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理由就会做出自杀的事情[这方面的证据可在埃斯基罗尔的《精神心理疾病》（1838）一书中找到]。生活中的熙攘和活动如同生活中的硬撑下去一样。这并不是某样自由选择的东西；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安静地休息，但那困境和无聊就是鞭子的抽打，以此保持陀螺的旋转。因此，整个存在和每一个体都带着某种强迫状态的印记，而每一个体的内在都是懈怠而渴望休息的，但却不得不往前走，所以，他就像他所属的星球一样：只有不断运行才不会一头掉进太阳里去，因为某种推动这星球的力不会让这事情发生。这样，一切就都处于持续的紧张和不得不进行的运动之中，这世界的熙攘活动，套用亚里士多德（《论天》，2，13）的话，并不是自然进行的，而是充满着暴力。人们只是看上去是从前面被拉拽的，但其实却受到来自后面的推动；并不是生活吸引着他们，而是困境挤推着他们向前。动因的法则就像一切因果那样，都只是现象的形式。顺便一说，这就是生活中滑稽、怪诞、闹剧、丑陋、粗俗一面的源头，因为人们在被违反意欲（意愿）地推着向前的同时，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举止得当，而由此产生的窘况经常就显得滑稽，让人发笑，尽管藏在这里面的痛苦和烦恼如此地严肃。

所以，从所有这些考察中我们也就清楚了：生存意欲并不是对生活有所认识的结果，并不是某种从前提得出结论，总的来说，也一点都不是次要的东西，而是首要的和绝对的，是一切前提的前提，正因此就是哲学所必须出发之处，因为生存意欲并不是由于这世界而出现的，相反，这世界是由于生存意欲而出现的。

我几乎不用指出这一点：在此我为第二篇结尾的思考，已经强烈地暗示了第四篇的严肃主题，这些思考甚至可以直接交融到那里去——假如我这书的精密结构不曾需要我们第三篇连同让人欢快的内容，作为对世界是表象的第二次思考而放在这与第四篇之间。但那第三篇的结尾则再度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选自《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

注释

[1] 一个精彩的故事描述了一只松鼠被一条蛇神奇地吞进了咽喉。这故事登在1859年4月《世纪》第10版，也从这被选进了杜伯特编的1859年5月25日第5期《动物磁性杂志》。一个刚刚跑遍了爪哇岛的几个省的旅行家，讲述了一个神奇的例子，说明了蛇所具有的销魂夺魄的能力。……当时，这个旅行家开始攀登骏景山，亦即荷兰人称为“澎湃格赫特”的山麓。在深入一处茂密的林地以后，他看见在一棵树的树枝上一只头是白色的爪哇松鼠，动作优雅、灵活，完全就是这一类可爱的啮齿动物的特征。一个由柔韧的树枝和苔藓植物造成的圆巢就建在树上更高的两根树枝的树杈处，另外就是树干中的一个空洞，似乎就是这松鼠眼中的两个目标点。它刚刚离开远一点点，就异常热切地折返。那是7月份，很有可能那松鼠在高处安置了它的孩子，在稍低处的树洞则是水果的储存处。突然，这松鼠好像受到了惊吓，它的动作变得杂乱了，就好像它要找些障碍物放在它与树的某一部分之间。然后，它就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地待在两根树枝之间。旅行家感觉到了某种危险在威胁着那无辜的动物，但却无法猜到是什么样的危险。他过去靠近，细心检查以后发现在树干的空洞处有一条带状游蛇，眼睛死死地射向松鼠的方向……我们的旅行家为那可怜的松鼠而颤抖。感知声音的装置在蛇那里并不完美，它们似乎并没有细腻的听觉。此外，那游蛇也太过集中精神在其猎物那里，以致好像并不曾留意到有人就在现场。我们的旅行家有装备，本来可以救助不幸的松鼠，杀死游蛇。但科学盖过了怜悯，他想看看这戏剧将如何收场。结果是悲惨的。松鼠发出了一声哀鸣，而这对于知道的人意味着附近有蛇。松鼠走前一点点，试着退了一下，又重新往前走，试图后退，但却更靠近了游蛇。那游蛇卷成螺旋状，头就在那环体的上面，一动不动，就像一根木头，眼睛始终盯着那松鼠。松鼠逐级往下从树枝跳到树枝，直至树干那裸露的部分。然后，那可怜的动物甚至不再试图逃离危险了。这松鼠受到一股无法战胜的力量的吸引，就像被眩晕所推动，松鼠一头栽进了游蛇突然张得很大以接住这松鼠的嘴里。直到这之前，游蛇还是一动不动的，但现在一旦占有了猎物，游蛇就活跃了。那环状的身体伸展开来，以惊人的灵活从低处往高处爬，一下子就爬到了树顶。游蛇肯定就在那里消化和睡眠了。

这个故事不仅在魔法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悲观主义的论据：一只动物被另一只动物袭击和吃掉是不好的事情，但人们对此还是可以平静地接受的；但一只可怜、无辜的松鼠，与其孩子待在自己的窝附近，被强迫一步一步地几经挣扎和犹豫，一边凄苦哀怨地走向蛇大张着的嘴巴，带着意识一头栽进里面——这多么让人气愤，令人发指，我们感觉亚里士多德的话是多么的正确，这大自然是魔鬼式的，而不是具有神性。

（另一版本）：从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使大自然具有活力的是怎样的一个精灵，因为这精灵显露了出来，并且上述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话（第1107页）是多么的真实。我们所属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