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逻辑学

逻辑学、辩证法、雄辩术同属一个整体，因为它们组成了一整套的理性技术，也应该在理性技术的名义下一并予以教授；逻辑学是自己思维时的技术，辩证法是与别人辩论时的技术，雄辩术则是对许多人演讲时所用的技巧，因而与此相应的就是单数、双数和多数，以及独白、对话和演讲。

对所谓的辩证法（或辩论法），我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3，第2；《后分析篇》，1，第11）是一致的，就是旨在共同探究真理，尤其是探究哲学真理的谈话技巧。但这种谈话必然会逐渐变得或多或少有争议，所以，也可以说，辩证法就是辩论的技巧。辩证法的范例，我们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找到，但就辩证法的真正理论，亦即辩论技术的理论而言，迄今为止却很少人做出成就。我曾写了这方面的一篇习作，并在《附录和补遗》第2卷给出了样品；因此，在这里，我就略过对这学科的探讨。

雄辩术里所用的修辞手段，大约就是逻辑学中的三段论，但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考察的。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它们似乎还不是理论性探究的对象，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任何雄辩术、修辞学著作中讨论过它们，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助于茹提里乌·路配斯——高尔吉亚的著作的摘录者。

这三个学科的共同之处，就是人们没有学过它们也会遵守其规则，那些规则本身甚至是首先从自然运用中抽象出来的。所以，这些规则尽管很有些理论性趣味，但只具有少许实际的用处。一是因为它们虽然给出了规则，但却不曾给出运用规则的具体情形；二是因为在实际运用当中，一般都没有时间回想起这些规则。具体地说，这些规则就只是教授一些每个人都已经自动知道和运用的东西；尽管如此，关于这些抽象知识是有趣的和重要的。逻辑学并不容易给予我们实际的用处，起码对我们自己的思维是这样。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理智思考的错误几乎从来不是在推论方面，也不是在其形式，而是在于判断，亦即在于思维的素材。相比之下，我们却在争议的时候有时可以从逻辑学中得到一些实际的用处，因为我们可以把对手出于清晰或者不曾清晰意识到的目的的欺骗性议论，把这些在滔滔不绝的语词外衣掩护之下提出来的东西，还原为合乎规则推论的严格形式，然后，依据逻辑学而指出其谬误，例如，把普遍肯定的判断简单地颠倒过来，三段论中用了四项，从结果推论出根据，从只是肯定前提中作出第2格（否定格）的推论，等等。

在我看来，思维法则的理论可以此方式得到简化，即只是定出其中的两条法则，亦即排中律和充足根据律。排中律就是这样：“就任何一个主项，要么是认为，要么是否认这主项有一个谓项。”在“要么”这样、“要么”那样里面，已经包含了两者不能同时发生的意思，所以也就包含了同一律和排斥律；后两条法则因而可以作为第一条法则的补充和推论附加上去，因为第一条法则其实表明了每两个概念的含义圈，要么可以被想成是联合一致的，要么被想成是分开的，但永远不会是同时既联合一致又分开；因此，表达了分开的概念含义的字词就算组合起来，这些字词所给出的思想过程也是不可行的。意识到这种不可行的话，就感觉到了矛盾。第二条思维法则，充足根据律表明，上面的认为或者否认必须是由某些与判断本身有别的东西所决定的，而这可以是某一（纯粹的或者经验方面的）直观看法，或者仅仅只是另一个判断：这些其他的和别的东西就称为判断的根据。只要一个判断满足了第一条思维法则，就是可思想或可想象的；只要这判断满足了第二条法则，就是真实的，至少在逻辑上或形式上是真实的——亦即如果判断的根据只是判断而已。但物质方面的或者绝对真理，最终也只是某一判断与某一直观体验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是抽象的看法与直观的看法之间的关系。这关系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间接地通过其他判断，亦即通过其他抽象的看法。由此轻易就可看出：一个真理是永远不可以推翻另一个真理的，归根到底，所有的真理都必然是协调一致的，因为在直观的、在这些真理共同的基础上，相互矛盾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真理都不需害怕另一个真理。相比之下，欺骗和谬误会害怕每一个真理，因为由于各个真理之间的逻辑连接，就算是最偏远的真理也必然会在某一天传递出对每一个谬误的打击。据此这第二条思维法则就是一个连接点，把逻辑的东西与不再是逻辑的，而是思维的素材的东西连接起来。所以，概念之间的协调一致，亦即抽象看法与在直观体验中存在的东西的协调一致，从客体一面看就是真理，从主体一面看就是知识。

要表达出两类概念含义圈上述的联合或者分开，就是连接词、系词的使命：“是”或者“不是”。透过这系词，每个动词都可以借助分词表达出来。所以，所有的判断都在于运用一个动词，反之亦然。据此，系词的含义是在主项那里与谓项一并思考——除此以外，就再没别的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系词“Seyn”不定式的内涵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这却是当今时代教授们的哲学的首要课题。然而，我们却不可以如此严格对待他们。也就是说，大部分哲学教授不过就是想以此描述物质事物、物体世界而已，而他们这些全然无害的现实主义者从心底里把这些认定是至高的现实。但直接就谈论物体，在他们看来太庸俗了，所以，他们就说“das Seyn”（“存在”），因为那听起来会响亮一些，并在这过程中想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桌子和椅子。

“因为、由于、为何、所以、因而、既然、尽管、虽然、但却、而是、如果、这样、要么……要么……”和更多其他类似的词，本来就是逻辑虚词，因为这些词的唯一目标是表达思维过程中形式的部分。因此，它们是一门语言中很有价值的财产，并且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同样数目的这些词。特别是虽然（“确实如此”的意思的凝缩），是德语所特有的，总是连接着、紧跟着或者补充想到的“但是”，正如如果的后面接的是这样。

这样一条逻辑规则，就数量而言是单个判断，具体地说，也就是以某一单个概念为主项的判断，当作普遍的判断处理——这个规则是因为单个判断事实上就是普遍判断，其特征是单个判断的主项是只能得到唯一一个真实客体证明的概念，所以，这概念只涵括唯一的一个客体，也就是这一概念要以一个专有名词标示。但这一点只有在我们离开抽象的表象和想法而进入到直观的表象和想法时，亦即想要实现那概念时才会真正考虑。在思维本身，在以判断运作时，这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在单个概念与普遍概念之间是没有逻辑上的区别的：“伊曼努埃尔·康德”在逻辑上就意味着“所有的伊曼努埃尔·康德”。据此，判断的数量其实只是双重的：普遍的和个别的。一个单个的表象根本不可以是一个判断的主项，因为那不是抽象的东西，不是思考过的东西，而是一个直观的东西。相比之下，每个概念本质上就是普遍的，每个判断都必须有一个概念作主项。

特殊判断与普遍判断的区别经常只在于这外在的和偶然的情形：这语言并没有自己的字词以表达在此从普遍的概念岔开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构成了这样一个判断的主项。假如是这样的情形，那不少特殊判断就会变成普遍判断。例如，特殊判断“某些树会结出五倍子”成了普遍判断，因为对于这树的概念的岔开部分我们有一个特有的句子：“所有的橡树都会结出五倍子。”这一判断“某些人是黑色的”与“所有的黑种人都是黑色的”，也与上述是同样的情形。或者特殊判断与普遍判断的区别是：在判断者的头脑里，那构成了他的特殊判断的主项的概念并没有清晰地与普遍概念分开，而他现在所描述的只是这普遍概念的一部分，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一特殊判断，而是表达出一个普遍概念，例如，他不会给出这样的特殊判断，“某些反刍动物有上门牙”，而只会给出一个普遍判断：“所有的没有角的反刍动物都有上门牙。”

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就是对两个（如果是选言判断，那就不止两个）断言判断的彼此关系的陈述。假言判断表明：在此连接在一起的其中第二个断言的真实性取决于第一个断言的真实性，而第一个断言的非真实性则取决于第二个断言的非真实性；也就是说，这两个句子在真实性和非真实性方面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下，选言判断则表明：在此连接在一起的其他断言的非真实性取决于这所连接的其中一个断言的真实性，反之亦然。也就是说，这些命题在真实性和非真实性方面是互相对立的。所谓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判断的三个部分中，有一部分是悬而未决的，亦即要么在系词方面，“盖阿斯是罗马人吗？——抑或不是？”要么在谓项方面，“盖阿斯是罗马人吗？——抑或是其他人？”要么在主项方面，“ 盖阿斯是罗马人吗？——抑或某一个其他人是罗马人？”那未决的概念部分也可以是完全空白的，例如，“盖阿斯是什么人？—— 谁是盖阿斯？”

从结果推论出根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与从假设的根据推论出结果相反的。后者通过展示由此推论的结果并不是真实地证明某一命题是错的，亦即通过“相反的例子证明”。从结果推论出根据则通过展示所推论的为真实而证明某一命题是真实的。据此，这方法通过例子促使我们接受某一假设；从假设的根据推论出结果则以例子促使我们排除某一假设。所以，前者是归纳法，是从结果推论出根据，甚至是肯定前件，因为这透过许多事例得出规律，而由此规律这些事例又再度成了结果。恰恰因为这样，这规律永远不会是完全确切的，而顶多达至相当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形式的不确切性却可以透过所列举的大量结果而为某一物质性的确切性给出了空间；以相似的方式，正如在数学里，那无理数通过小数切分而变得无限接近有理数。相比之下，从假设的根据推论出结果则首要从根据推论结果，但随后则是否定后件，因为它证明了某一必然的结果并不存在，并以此取消了那假设的根据的真实性。也恰恰因为这样，这种推论总是完全确切的，为证明所提出的一个命题，所采用的一个确切的相反的例子，胜过采用无数例子的归纳法。要否定、推翻比要证明、提出或奠定容易得多。

（选自《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