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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早晨四点钟，我出生在临拉斯帕耶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室内全是漆成白色的家具。第二年夏天照的全家福上，只见几位穿着长袍、头戴饰鸵鸟羽毛帽子的少妇，几位头戴扁平窄檐草帽或巴拿马草帽的先生，全都笑眯眯地看着一个小宝宝：他们是我的父母、祖父、叔伯、姨婶们；小宝宝就是我。我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一岁，我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把相册翻一页：妈妈怀里抱着的婴儿不是我，而是我刚刚出生的妹妹。我穿一条褶裙，戴一顶贝雷帽，两岁半了。似乎我嫉妒妹妹，但为时很短。就记忆所及，我一直以长女、排行老大而自豪。头戴红色兜帽，手拎小篮子，里面装着烘饼、黄油什么的，我觉得比呆呆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有意思。我有一个小妹妹，那个娃娃就不能这么说了。
对于我的幼年时代，我只保留着一种模糊的印象：一种红色、黑色和温暖的印象。家里那套房子是红色的，人造毛地毯、亨利二世式的餐厅、玻璃门上有凹凸花纹的绸帘子、爸爸书房里的绒布窗帘，全都是红色的；而这个神圣的房间里的梨木家具都已变黑。我钻进书桌下凹陷的地方，蜷缩在黑暗之中。那底下又黑又温暖，感觉人造毛地毯的红色刺眼睛。我的整个幼年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又是看又是摸，在安乐窝里认识世界。
我平日里全靠路易丝照护。她早晨给我穿衣服，晚上为我脱衣服，和我睡同一个房间。她年轻但不漂亮，也没有神秘可言，因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她仅仅是为照护我妹妹和我而存在的。她从来话不高声，从来不无端呵责。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堆沙堆，摇哄我的金发布娃娃布隆迪娜时，她平静的目光总是保护着我。我的布隆迪娜是在一个圣诞夜里从天上下凡的，还带着装有她的行装的箱子哩。夜色降临时，路易丝就坐在我身边，给我看图画，还一边讲故事。她的存在对我而言，像我脚下的土地一样自然且必不可少。
母亲对我反倒疏远一些，也更随性，她让我产生爱意：我常常坐在她的膝头上，钻在她幽香、温暖的怀里，在她那少妇的皮肤上印满吻；夜里她有时会出现在我的床边，像图画里的美人一样美丽，不是穿着绿色绒长袍，上面点缀着一朵淡紫色的花，就是穿一件黑得闪闪发光的长袍。她发脾气时，就“两眼瞪着我”；雷鸣电闪般的发怒，让她的脸显得难看，我挺害怕；我需要她的微笑。
至于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每天早上去“宫”里，腋下夹个公文包，里面装满碰不得的东西，被称为资料。他既没有大胡子也没有小胡子，倒是那对蓝色眼睛里总是洋溢着欢乐。傍晚回来时，他总给妈妈带帕尔马紫罗兰，两个人相互拥抱欢笑。爸爸也对我笑，还让我唱歌：“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或者“她有一条木头的假腿”。他还在我的鼻尖下变出一枚枚一百苏的硬币，惊得我目瞪口呆。他逗我玩、关心我、让我感到高兴，可是他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很明确。
路易丝和妈妈的主要职责是喂养我；她们的任务并非总那么容易完成。世界通过我的口进入我的体内，比通过眼睛和手进入我的体内要更亲密一些。我并不全盘接受。新鲜小麦做的糊糊、燕麦糊和面包汤，全都淡而无味，咽得我直流眼泪；腻人的油脂、黏糊糊的贝肉团，令我反胃。我又哭又叫又呕吐，那样反感又那样固执，她们只好放弃硬喂我吃了。相反，在孩子的心目中，美、华丽、幸福都是可以吃的。我热衷于利用小孩子的特权，常常站在瓦文街的糖果店前发愣，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蜜饯、闪着暗色的果酱和五颜六色、微酸的糖果，被迷住了；绿、红、橙、紫这些颜色本身和它们可能带来的快感，都令我馋涎欲滴。我常常运气好，欣赏最终变成快乐的享受。妈妈在研钵里把糖衣杏仁研碎，将粒状的粉末掺进黄色的奶油，糖果的玫瑰色变浅了，成了各种美味的色调，我将小勺伸进一抹夕阳之中。晚上父母接待客人，在客厅里几面镜子的映照下，一盏水晶灯的灯光变成了好多灯光。妈妈坐在三角钢琴前面，一位穿珠罗纱裙的夫人拉小提琴，一位表兄弟拉大提琴。我将一枚糖衣干果放进嘴里一咬，只觉得一团光紧贴上腭一闪，带着一股黑加仑或凤梨的味道：我拥有各种颜色、各种闪光，各种纱罗巾、钻石和花边；我拥有全部欢乐。流淌着奶和蜜的天堂从来不曾吸引过我，但是我羡慕“面包片夫人”
用松糕搭成的卧室。我们居住的世界如果整个儿能吃，我们将怎么样占有它啊！长大之后，我恨不得吃开花的巴旦木树，啃糖衣杏仁般的落日。纽约那些贴着天的霓虹灯，都像巨大的糖果，我为吃不着而感到失望。
吃不仅是一种探索、一种征服，而且是我最严肃的责任。“吃妈妈一勺，吃奶奶一勺……你如果不吃，就长不大。”家里人让我背贴着门厅的墙站直，紧贴着我的头顶在墙上画一道，与前些时候画的一道一比较：我长高了两三厘米。大家祝贺我，我昂首挺胸扬扬自得。不过，有时候我感到担心。阳光抚弄着打蜡的镶木地板和漆成白色的家具，我打量一眼妈妈坐的那把扶手椅，心里想：“我再也不能坐在她膝头上了。”未来蓦地呈现，它将把我变成另一个看似我而其实不再是我的女孩。我预感到喂养将停止，再没有人理、再没有人管，有的是接踵而来的种种痛苦。“吃爷爷一勺……”我仍然吃着，为自己不断长大而自豪；我不希望永远是一个娃娃。只有强烈地感受这种冲突，我才能这样细致地回忆起路易丝给我读的那本讲夏洛特故事的画册：一天早晨，夏洛特发现在她床头的一把椅子上，有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玫瑰色糖蛋。这个糖蛋很吸引我。它像肚子和摇篮那么大，然而是可以吃的。夏洛特不肯吃其他任何食物，她一天天变小，变得小小的，险些在一口平底锅里淹死了。厨娘不经意间把她倒进垃圾箱，被一只耗子拖走了。被人救了之后，夏洛特既后怕又懊悔，便贪馋地总是把自己塞得饱饱的，结果膨胀得像个气球。她母亲领着一个圆咕隆咚的怪物又去看医生。我克制住馋欲，仔细看根据医生所规定的饮食制定的图画：一杯巧克力、一个带壳煮的溏心鸡蛋、一块焦黄的排骨。夏洛特恢复了正常体形。我呢，也安然无恙地脱离了那时而让我变成胎儿、时而让我变成胖妇人的险境。
我继续长大，知道自己注定要过世俗生活，便从自己的模样中寻求救助。每天早晨，当路易丝用一根短棍为我卷头发时，我总是满意地端详着镜子里自己两边带鬓角发卷的脸庞：碧眼褐发的女孩据说不同寻常，而我已经学会把稀罕之物视为珍贵。我悦己而又力图悦人。我父母的朋友们助长我的虚荣心，都彬彬有礼地讨好、奉承我。我羡慕皮大衣和光滑如缎的女短上衣；我更加尊重男人，尊重他们的小胡子、身上的烟草味、低沉的嗓音和抱起我的胳膊。我特别想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我说蠢话，一刻也不安生，我想听到他们的一句话，能够启迪我的朦胧意识，使我实实在在地存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一天晚上，当着爸爸一位朋友的面，我固执地拒绝一盘烧生菜。在假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爸爸的这位朋友风趣地问道：“西蒙娜还喜欢烧生菜吗？”在我眼里，文字比口头说的话更有魅力：我喜笑颜开。当我们在德尚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再次遇到达尔代勒先生时，我希望他能说一些妙趣横生的话逗我，还试着逗他，可是他毫无反应。我还想挑逗，大人叫我闭嘴。我气恼地发现，荣耀只是过眼云烟。
这类失望平常我都能幸免。在家里，一点小事都会引起纷纷议论。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故事，重复我的话。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堂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确保我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一大批神明关怀地向着我呢。我刚会走路，妈妈就领我去教堂，指给我看小耶稣、仁慈的上帝、圣母和众天使的像，有蜡做的、石膏塑的，也有画在墙壁上的。其中有一个天使像路易丝一样，是专门分配关照我的。我那繁星点点的天空，闪耀着许多守护我的眼睛。
在凡间，妈妈的母亲和妹妹争相关心我。外婆双颊红润，满头银发，戴着钻石耳环，嘴里嗍着像高帮皮鞋纽扣一样又硬又圆的口香糖。我很喜欢口香糖透明的颜色。我爱外婆，因为她老了；我爱莉莉姨妈，因为她年轻。莉莉姨妈像孩子一样住在父母家，我觉得她对我来说比其他大人更感到亲近。外公面颊红红的，秃顶亮亮的，下巴颏儿总有一层浅灰色的沫子，显得脏兮兮的。他常让我坐在他的脚上认真地颠着，可是他的嗓音很粗，你从来弄不清楚，他是在逗你玩儿，还是在呵斥你。我每周四在他们家吃午饭，有油炸千层酥、白汁肉块、奶油蛋白甜点：外婆让我大饱口福。饭后，外公躺在一把包织锦的扶手椅里打瞌睡，而我在餐桌下玩不出声音的游戏。等外公走了，外婆才从碗橱里拿出那个金属的陀螺，让它带着拴在上面的一些五彩圆纸板旋转。还有一个铅制的老头，外婆称之为“患肠绞痛的老爹”，点燃它屁股后面一个白色的囊，就会从里面蹿出一条浅褐色的小蛇。外婆还和我一起玩多米诺骨牌、纸牌和棒棒游戏。在这间比古玩店后间还拥挤的餐厅里，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四面墙壁没有一面是空的，全都挂满了挂毯、瓷盘、色调朦胧的画；一只死火鸡躺在一堆绿卷心菜中间；独脚小圆桌上放满了拉绒和长毛绒织物、凸花花边和插在铜花瓶里的蜘蛛抱蛋。这一切使我感到烦闷。
有时莉莉姨妈领我出去玩。不知怎么那样幸运，她好几次带我去看马术比赛。一天下午，在伊西雷穆利诺马术赛场的看台上，我坐在她旁边，看见天空中有几架双翼飞机和单翼飞机在翻飞。我们关系很融洽。我最遥远、最愉快的回忆之一，就是和她一块儿在上马恩省的维兰古堡，即外婆的一个妹妹家小住了几天。年老的阿丽丝姨婆，早年丧女又丧夫，孤单一人，耳朵又聋，住在一个花园中央的一座大房子里。那座小城，街道狭窄，房舍低矮，看上去仿佛是按照一本图画册里的图画仿造的。护窗板上凿有三叶形和心形的洞，用呈小人形的铁钩挂在墙壁上；叩门锤呈手掌形状；一道高大的门朝向一个有黄鹿在奔跑的公园；一座石塔上爬满犬蔷薇。小城的老小姐们热情欢迎我：艾丽莎小姐给我心形的香料蜜糖面包；玛特小姐有一只神奇的老鼠——它被关在一个玻璃盒子里，从一条缝里塞进一块纸板，上面写有一个问题；老鼠转圆圈，用嘴去顶一个格子，那格子正好放着印有答案的一张纸。最令我惊奇的是，马斯博士的几只母鸡下的蛋上面，有木炭画的图案。我亲手从鸡窝里取出那些蛋，所以后来当一个小女友表示怀疑时，我便反驳说：“那些蛋是我亲手捡起来的！”我喜欢阿丽丝姨婆花园里修剪整齐的紫杉、黄杨树浓重的香气，还有一株千金榆树下一件像摆食物的台子一样妙不可言的东西：那是一块像柜子的石头，一张石桌。一天上午有一场雷雨，我和莉莉姨妈在餐厅里玩，突然一个雷落在房顶上。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感到十分自豪：每当遇到一件什么事情，我都觉得自己算个人物。我还体验过更美妙的快乐呢。一般人家的墙头都长铁线莲。一天早上阿丽丝姨婆没好气地叫我：地上扔有一朵铁线莲花，她说是我摘的。碰花园里的花是一种罪过，我不是不知道其严重性。可是我并没有犯这罪过，便表示抗议。阿丽丝姨婆不相信我的话。莉莉姨妈激烈地为我辩护。她是我父母的代表，我唯一的评判者。一张老脸长满斑的阿丽丝姨婆，像一个虐待小孩子的凶老妖婆。这是善的力量为了保护我，而向错误和不公发起的一场战斗，我得意地助战。在巴黎，父母和爷爷奶奶都义愤地站在我一边。我品尝着自己的品行取得的胜利。
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为我提供了保护、抚爱和乐趣，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女孩。然而什么东西出了毛病，因为有时狂怒的发作让我倒在地上，脸色发青，浑身抽动。我三岁半，我们在一家大宾馆沐浴着阳光的露天座位吃午饭——那是在迪沃纳-勒班。大人给了我一个红李子，我开始剥皮。“不要剥皮。”妈妈说。我大喊大叫着倒在水泥地板上。我在布西科广场的中心公园垒沙堆，路易丝硬拉着我离开了那里，我便沿整条拉斯帕耶大街不停地吼叫。在这种时候，无论妈妈愤怒的目光，还是路易丝严厉的声音，抑或爸爸发表的奇谈怪论，对我都不起作用。我叫喊得那样响，叫喊的时间那样长，走到卢森堡公园，有时人家还以为我是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呢。“可怜的孩子！”一位夫人说着递给我一块糖。作为感谢我踢她一脚。这件事引起了轰动，一位肥胖、上唇汗毛特重、耍笔杆子的大婶，在《模范娃娃》杂志上讲述了这件事。我分享着我父母对印刷品的敬畏。透过路易丝给我读的那篇记述，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然而渐渐地我感到难为情了。“可怜的路易丝常常伤心地哭泣，一边怀念她的羔羊。”那位大婶写道。路易丝从来不哭，也没有羔羊，她爱我。怎么能把一个小女孩比作羊呢？这一天我怀疑文学和真相之间所维持的，仅仅是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经常自问我一次次发作的理由和意义。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充满激情与活力，我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走极端的心态。让反感发展到作呕，让欲望发展到念念不忘的程度，这就使得我所喜欢的事物与我不喜欢的事物之间，相隔了一条鸿沟。我不能毫不在乎地接受自己从完满堕入虚无，从极乐堕入恐怖。如果认为这是必然的，我也就认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东西发过火。不过，我拒绝向这种摸不着的力量即言辞让步。引起我反感的，往往是不经意地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应该……不应该……”它转瞬间就会破坏我所专注的事物和我的快乐。针对我的命令和禁忌的任意性，说明它们本身就经不起推敲。昨天我剥了一个桃子的皮，为什么这个李子不要剥皮呢？为什么刚好在这一刻我要放弃游戏呢？我遇到的到处是限制，没有一处遇到必须。在像冷冰冰的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规则之中，我依稀看见令人眩晕的虚无：我就是坠入了这个深渊，嘴巴被叫喊撕裂。我趴在地上，乱打乱踢，用肉体的重量对抗那无形中控制我的力量。我迫使它变成有形的力量。他们抓住我，把我关进放扫把和鸡毛掸子的黑屋子。于是我可以拳打脚踢真正的墙壁，而不再是与摸不着的意志搏斗了。我知道这种斗争徒劳无功：自妈妈从我手里夺过血红的李子，路易丝把铲子和模具放回筐里那一刻起，我就被打败了。可是我不服输，要败就败到底。我的惊悸和令我两眼蒙眬的泪，碾碎了时间、消融了空间，既荡除了我的欲望的目标，也荡除了横隔在我和目标之间的障碍。我昏昏沉沉、软弱无力，一切都退去了，只剩下我形单影只的存在，这存在爆发为久久的号叫。
大人们不仅愚弄我的意志，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是他们心理活动的牺牲品。他们的心理活动有时起着一面可爱的镜子的作用，也能对我施以魔法，把我变成动物或东西。“她的腿肚子多漂亮，这个小姑娘！”一位夫人一边俯身来摸我，一边说。我本来可以说：“这位夫人真愚蠢，她把我当成了一只小狗。”那样我就得救了。可是，三岁的我没有任何能力对付那恭维的声音和贪心的微笑，我只能尖叫着扑向人行道。后来，我学会了几招防卫术，但提高了要求：只要人家把我当孩子对待，我就觉得自己受伤了；我知识狭隘、能力有限，但认为自己并不失为堂堂正正的人。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玛格丽特姨妈牵着我的手。她不太善于和我说话，我突然寻思：“她怎么看我呢？”心头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深处，而她一无所知。她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我身体尚未发育长成，而没想到我内心深处什么也不短缺。我决计长大之后，一定不要忘记，人到五岁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正是大人们在藐视时所否认的，我因此被触怒。我有着不健全人的敏感。玩牌时外婆作弊让我赢，或者莉莉姨妈给我出太容易的谜语，我都会生气。我常常怀疑大人们装模作样。我太信任他们，无法想象他们会受骗上当。我疑心他们是特意合计好了来捉弄我。在一次喜筵快结束时，爷爷想和我碰杯，我感到大为扫兴。一天我跑得满头大汗，路易丝拿了条手帕要帮我擦擦，我气冲冲地挣脱，觉得她假惺惺的。不论有理没理，只要感到大人利用我的天真来耍弄我，我就会奋起反抗。
我的暴戾令人害怕。大人呵斥我，给我一点惩罚，但很少打我耳光。“西蒙娜嘛，你只要碰一下她，就会脸色发青。”妈妈说。一位叔叔气极顾不了这个，令我大吃一惊，发作骤然停止。他们大概能够轻易地制服我吧。不过，父母并不把我的狂烈看得太严重。爸爸不知滑稽地模仿什么人，打趣地说：“这孩子就是不好相处。”有人不无带点得意地说：“西蒙娜倔强得像头骡子。”我从中沾了光，越发任性，以不听话为乐事。在全家照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我吐舌头，大家围着我笑。这些小小的胜利鼓励了我，不把规矩、礼仪、习俗看成不可逾越的东西；这些小小的胜利也是某种乐观情绪的根源，不惧怕一切管教。
至于我那些失败，它们并没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怒。每当眼泪哭干了、嗓子喊哑了，我最终投降时，人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力气去吃后悔药了，往往连反抗的目标也忘得一干二净。找不到为自己的过火行为辩护的理由，颜面难顾全，我心里充满内疚。不过内疚很快烟消云散，因为我不难获得原谅。总之，我的发作抵消了管束我的规矩的专横，避免我把积怨埋在心里生闷气。我从来不会认真地对权威提出质疑。只有当大人的所作所为暴露了我的小孩子身份的暧昧，我才会觉得可疑。我的反抗所针对的就是后者。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向我提出的信条和价值观。
我的世界划分为两大范畴，就是善与恶。我处于善的范畴之中，这里充满幸福和美德，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我经受过莫名的痛苦，有时会碰破头、擦破皮、脸上长个脓包，模样都变了。一位医生用硝酸银棒为我炙脓包，我大喊大叫。不过这类小事故很快就平复了，动摇不了我的信条：人的苦乐与人的素质相符。
我与善密不可分，所以很快就知道善包含着细微的差别和不同的程度。我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但常常犯错误。阿丽丝姨婆经常祈祷，肯定能升天堂，然而她对我不公正。在我应当热爱和尊敬的人当中，有一些在某些方面受到我父母的指责，甚至外公外婆也免不了受他们批评。他们总是与一些表兄弟不和，而这些表兄弟妈妈经常去看望，我觉得都挺和蔼可亲的。“不和”这个字眼，令人想到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可不喜欢。他们为什么彼此不和？怎么会弄得彼此不和呢？我觉得不和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高度赞同妈妈。“你昨天去谁家了？”莉莉姨妈问我。“我不告诉你，妈妈不让我说。”莉莉姨妈和她母亲意味深长地交换一个眼色。有时她们会说出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怎么？你妈妈还在奔忙？”她们的恶意降低了她们的威望，而对妈妈毫无损害。这倒也不影响我对她们的感情。从令人满意的角度讲，我觉得这些二等人物自然不像至圣神明那样无可指责：路易丝和我父母掌握一贯正确的垄断权。
善与恶被一柄烈火之剑隔开。我从来没有面对面看见过恶。有时，父母的声音变得严厉，从他们的气愤和恼怒，我猜想在他们周围存在一些真正黑心的人，我不知道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罪孽。恶保持着距离。我只能通过神话中的一些面孔，来想象恶的帮凶是什么样子——魔鬼、老妖婆卡拉波斯、灰姑娘的姐妹，他们本身的样子都见不着，我便把他们统统视为精怪。恶魔造孽犹如烈火焚毁，是不需要理由和借口的。地狱是其出生地，受刑罚是其命运，对其受的刑罚表示同情，在我看来是亵渎神明。老实说，矮人们给白雪公主的后母穿的烧红的铁靴、烤魔王路济弗尔的烈火，在我看来根本不是给人展示受煎熬的肉体的形象。吃人妖、巫婆、魔怪、后母、刽子手等，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象征一种抽象的力量，他们所受的刑罚抽象地说明了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与路易丝和我妹妹出发去里昂时，心里希望能碰上露出真面目的敌人。我们受到几位远房表亲的邀请，他们住在里昂市郊一座大花园环绕的房子里。妈妈提醒我，西尔苗纳家的几个孩子没有了娘，不总是很乖，经文也念不好；当我念经文时，他们如果嘲笑我，我不要感到难堪。我觉得自己弄明白了，这几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年迈的医学教授，不把仁慈的上帝放在心上。我穿着被投给狮子的圣女布朗蒂娜式的宽大白长裙。我感到失望，没有任何人攻击我。西尔苗纳姨父离开家时，低声说：“再见，愿上帝赐福给你们。”看来他并非不信教的人。我的几位表兄弟——他们一共七位，年龄从七岁到二十岁——确实都行为乖张。他们隔着大花园的铁栅栏门，向街上的顽童扔石头，相互打架，折磨和他们一块生活的一个痴呆的小孤女，他们夜里从父亲的书房里弄出一副人体骨骼，披上条被单来吓唬她。我虽然感到困惑，但觉得这些怪异行为并不那么严重，从中并没有发现难以想象的邪恶。我平静地在一丛丛绣球花之间玩耍，世界的反面一直对我隐藏不露。
然而，一天晚上，我觉得脚下的大地晃动了。
我们的父母也来与我们会合了。一天下午，路易丝带领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个主保瞻礼节，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回，离开时已是黄昏。我们边走边聊，笑声不断，我吃着自己非常喜欢的仿制品——甘草棒，这时妈妈出现在道路的拐弯处。她头上披一条绿色薄纱巾，噘着嘴：“都什么时候了，才回来？”她最年长，是“太太”，有权呵斥路易丝。可是我不喜欢她噘着嘴，也不喜欢她这口气；我也不喜欢路易丝忍耐的目光里闪现出的一种不友好的东西。这天晚上——或者另一个晚上，反正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两件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和路易丝在花园里，还有一个人我说不出名字。天挺黑，住宅正面外墙黑糊糊的，有一扇窗户开着，房间里亮着灯。我们看见两个身影，听见两个激动的声音。路易丝说：“听，先生和太太在吵架。”刹那间，宇宙倾覆了。爸爸和妈妈不可能是仇敌，路易丝不可能是他们的仇敌。当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时，天堂和地狱就合二为一，黑暗和光明就混淆不清了。我陷入了创世之前的混沌之中。
这场噩梦倒是没有持续。第二天早晨，父母双亲又满面微笑，也恢复了平常的声音。路易丝的冷笑留在我心里，但我不予理会。有许多小事我都这样让它们湮没在迷雾之中。
有些事情我其实感受非常强烈，永远忘不掉，却能做到绝口不提，这种秉性是我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启示之一。人们告诉我的世界，是按固定的坐标和分明的类别和谐地安置的。中性的概念都被排除：要么是叛徒，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变节者，要么是殉道者，没有中间分子；凡是不能吃的果子都是有毒的；人们肯定“我爱”我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最受冷落的叔祖父母。自我牙牙学语开始，我的经历戳穿了这种本质主义。白很少是纯白的，邪恶的黑色隐匿着，我看到的是白不白黑不黑的灰色。只是当我试图抓住它们模糊不清的区别时，不得不倚仗词句，才又回落到了概念分明的世界里。我凭双眼看到的东西，我确实感受到的东西，大概勉强可以归于这个范畴。神话和老生常谈压倒真理。真理无法确切地说出来，我便悄悄地把它塞进微不足道之中。
不靠语言帮助的思维既然受挫，我便估摸着语言完完全全地涵盖了现实。因此我可能是受了大人的启蒙，从而把他们视为掌握绝学的人：他们所指是一件事物，而所表达的则为事物之精髓，即如水果之汁。在词语与其表达对象之间，我想象不出有任何距离可容纳谬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依循语言而不加批评、查考，甚至情形令我疑惑时亦如此。西尔苗纳家我的两位表兄嘴里嗍着苹果糖。“这是通便的药。”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冷笑告诉我，他们在嘲笑我。然而，他们用的词与那灰白色的棒棒糖融合在一起了，我不再馋那棒棒，因为在我眼里，它们现在是介乎那种糖和那种药之间似是而非的东西了。
然而，我记得有一个事例，语言并未压倒我的确信。在乡下，假期里家人有时会带我去一位远房小表兄家玩。小表兄住着一个大花园里的一座漂亮房子，我跟他玩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可怜的傻子。”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小表兄桑德里年龄比我大得多，但我觉得他是个正常人，因为他跟我很亲近。不知道是否有人让我看过或对我描述过傻子，我觉得傻子都带着一脸傻笑，两眼无神。我再见到桑德里，便尽量拿这个形象来对照他的模样，却怎么也对不上。或许他是内心深处而并非表面上像傻子吧，可是这种想法令我反感。一方面我心里想把事情弄个明白，另一方面父亲侮辱了我玩耍的伙伴，我对他心存怨恨，所以便去问桑德里的祖母：“桑德里真的是个傻子吗？”我问道。“不，他才不傻呢！”祖母像受了冒犯似的答道。她非常了解自己的孙子。也许爸爸搞错了？我感到困惑。
我并不怎么依恋桑德里，上面这件小事令我感到意外，但甚少触动我。只有当语言的魔法咬噬我的心时，我才发现了它。
妈妈头一回穿一件橘红色连衣裙，路易丝跟对面一家的女佣说：“你看见太太的穿着了吧，一个十足的古怪女人！”另一天，路易丝在住宅楼的门厅里与门房的女儿闲聊，而在两层楼上面，妈妈正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路易丝说：“啊！又是太太在大喊大叫啦！”古怪女人，大喊大叫。这两句话我觉得不堪入耳。它们哪里与妈妈挨得上边呢？妈妈是那样美丽、高雅、精通音乐。然而，这两句话是出自路易丝之口，怎样驳斥呢？对其他人，我知道争辩。可是路易丝就是公正、就是真理，我对她的尊重不容许我对她进行评判。仅仅质疑她的欣赏能力是不够的。为了抵消她这种恶言的影响，必须归咎于她的恶劣情绪，也就是承认她与妈妈相处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两个必然有一个不对！不。我希望她们两个都完美无缺。我努力去除路易丝这两句话的实质内容：这只不过是从她嘴里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其原因我搞不明白而已。我并没有完全成功。从此以后，每当妈妈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当她大声唱歌时，我会有一种不自在之感。另一方面，现在我知道，不必对路易丝所有的话都那么认真，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完全乖乖地听她的话了。
一旦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便赶紧躲避，因此很愿意反复谈那些自己觉得没有风险的问题。出生问题甚少令我不安。开初听见有人说，孩子都是父母买来的。这个世界如此之大，充满闻所未闻的奇迹，说不定某个地方会有一间婴儿仓库的。这个想法渐渐消失了，我满足于一种更虚幻的解答：“是上帝创造了婴儿。”上帝从混沌中造出大地，用泥巴造出亚当，他让柳条小摇篮里冒出一个婴儿，就毫不稀奇了。乞求于上帝的旨意，平息了我的好奇。大体上，上帝的旨意可能解释一切。至于具体细节，我想我会逐步发现的。令我好奇的是，父母存心不让我听到他们的某些交谈，我一走近，他们就压低声音或者不作声了。这就是说，有一些我听得明白的事情，不能让我知道。是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妈妈禁止路易丝给我读塞居尔夫人的一篇故事，因为这篇故事会让我做噩梦。图画上看到的那个穿兽皮的小伙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也白搭。在我看来，《熊崽》就体现了神秘。
宗教的伟大奥义太深奥、太难懂，倒是不令我惊奇了。但是熟悉的圣诞节奇迹却令我深思。万能的小耶稣贪玩而下到烟囱里，像一个普通的通烟囱工人，我觉得不恰当。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想了好长时间，终于向父母和盘托出，他们才说明了真相。令我愕然的是，我居然如此实诚地相信了一件不真实的事情，其中必然有虚假的可信之处。我不会从这件事得出实际的结论，不会想父母欺骗了我，他们可能还会欺骗我。也许我不会原谅他们对我说的谎话；他们的谎话令我灰心丧气，感受到切肤之痛的伤害。我会反抗，会变得多疑。魔术师向观众公开了自己的戏法，观众会感到受到捉弄。我不会比观众更感觉受到了捉弄。当我发现我的布隆迪娜坐在我鞋旁边它的箱子上时，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因而对父母骗了我，也就心存感激了。如果不是从他们嘴里了解到真相，我可能会怨恨他们。他们承认骗了我，就以他们的坦诚令我信服了。如今他们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说话。我为自己获得了新的尊严感到自豪。他们哄骗小孩子，我接受，反正我不再是小孩子了。大人继续哄骗我的小妹妹，我认为是正常的。我嘛，已经跻身于大人这一边，料定从今以后大家都会对我讲真话了。
父母对我的问题都欣然回答，我的无知一表达出来就消除了。然而，我意识到有一个不足之处：在大人眼前，书里一行行黑斑变成了文字；我左看右看，那些黑斑我也是看得见的，但看不明白。家里很早就让我玩字母了。三岁的时候我就跟着说O叫做O、S是S，就像一张桌子是一张桌子。字母表我差不多认全了，可是印出来的一页页书依旧缄默不语。一天我脑子里喀哒了一声。妈妈把《雷仁博识字法》翻开放在餐桌上。我注视着母牛图和c、h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念ch。我突然明白了，它们并不像物体一样具有一个名称，而是代表一个声音。我明白了何谓一个符号。我想尽快让人教我认字，可是我的思想让我半途停止了。我看出来那图像不折不扣地代表了与它相符的声音；这图像和声音都来自它们所表达的物体，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制的成分。理解了符号不等于理解规则。所以当外婆要教我音符时，我硬是不肯学。她拿一根毛线针指着一张谱表上的全音符。这条线对应钢琴的某个键，她向我解释说。为什么呢？怎么对应呢？我看不出那张横线纸与钢琴键盘之间有任何共同之处。有人企图给我强加莫名其妙的限制，我就反抗；同样，不绝对真的事实我也不接受。我只愿意顺从必然；人作出的决定或多或少都是出于心血来潮，其分量不足以让我非赞同不可。我固执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服输了：一天我学会了音阶，但我仿佛觉得是学一个游戏规则，而不是学一种知识；相反，我轻松地对算术产生了兴趣，因为我相信数字是实在的。
一九一三年十月我五岁半的时候，家里决定让我进一所名字吸引人的学校，即德西尔学校
学习。初级班班主任法叶小姐在一间庄严肃穆、门包软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她一边和妈妈说话，一边抚摩我的头发。“我们不是小学教员，而是教育者。”她解释说。她穿一件不袒露肚腹的无袖女胸衣、一条很长的裙子，在我看来她太虚情假意。我喜欢矜持点的性格。然而，头一回进课堂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前厅里高兴得又蹦又跳地叫：“明天我就去上学了！”“这个嘛，不会总让你开心的。”路易丝对我说。这一次她说错了，我可以肯定。想到就要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就兴奋异常。直到这时，我一直是在大人们的边缘成长。从现在起我就有自己的书包、自己的课本、自己的练习本、自己的任务了，每一周、每一天，都将按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进行分配；我依稀看到未来，它不会使我脱离自己，而会沉淀在我的记忆里：一年又一年，我将不断地充实自己，同时忠实地保持这个小学女生的本色；此时此刻，我正庆祝这个小学女生的诞生呢。
我如愿以偿，每逢周三、周六都参加一个钟头的祝圣仪式，那盛况使我的整个星期变得美好。学生们围绕一张椭圆形桌子坐好，法叶小姐坐在主教座般的高背椅子上主持仪式。特意供奉在高处的阿德丽娜·德西尔像，在镜框里守护着我们。我们的母亲坐在黑色仿皮长沙发上，做着刺绣、打毛线等女红活儿。她们根据我们表现得乖还是不很乖给我们打分，快下课时我们大声念出自己的分数，法叶小姐把它们登记在她的记分册里。妈妈每次都给我打十分，打九分会使我们母女俩丢面子。法叶小姐给我们发“满意卡”，学期末我拿这些卡换切口涂金的书。然后她站在门口，在我们每个人额头上印一个吻，给我们的心灵留下好主意。我会读、会写，也开始会数数了：我是“零”班的明星。圣诞节前后，老师给我穿上带金色饰带边的白色长袍，装扮成幼年耶稣，其他小女孩都向我下跪。
妈妈检查我的作业，一丝不苟地让我背课文。我喜欢学习，我觉得《圣经》比佩罗
的童话故事更有趣，因为它所讲述的奇迹，都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也迷恋我的地图册里的一幅幅地图。岛屿的孤寂、海岬的胆壮、与大陆相连的狭长半岛的单薄，令我心驰神往。长大后，我从飞机上看到镶嵌在蓝色大海上的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时，重新领略了对地理的这种心醉神迷，而在被真正的阳光照亮的哈尔基斯，我重新获得了一个地峡被两个海扼住的完美要领。一幅幅精确的图，牢牢地镌刻在世纪石壁上的一段段小故事：世界是一本色彩亮丽的图画册，我醉心地翻阅着。
我之所以对学习这样感兴趣，是因为日常生活不再令我满足。我住在巴黎，一个由人工布置、完全驯化的环境里：街道、房屋、有轨电车、路灯、家用器具，所有东西都平淡无奇，仿若概念，各有功用而已。卢森堡公园，里面的树丛不得触碰，草地不准践踏。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场所。有些地方，透过一道裂口，瞥见画布后面模糊难辨的深处。地铁的隧道向着大地神秘的心脏，无限地延伸。蒙帕纳斯大街，在如今的法兰西学院所在地，那时是一个很大的堆煤场“朱格拉”。从堆煤场出来的人，脸都黑糊糊的，头上顶着麻袋。在一堆堆焦炭和无烟煤，在烟囱冒出的油烟里，大白天也徘徊着被上帝与光明分开的黑暗。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黑暗。在我所处的文明世界里，令我惊异的东西寥寥无几，因为我不知道人类的影响始自何处，止于何处。飞机和飞艇有时飞越巴黎上空，大人们远远比我更感到惊奇。至于娱乐，甚少有人向我提供。父母带我去香榭丽舍大街看过英国国君经过；我在那里观看过四旬斋狂欢日大游行，后来还观看过陆军部长加列尼的葬礼。我跟随过宗教仪式队伍，参观过临时祭坛。我几乎从没去过马戏场，很少去布袋木偶戏剧院。我有一些令我开心的玩具，而令我着迷的只是少数。我喜欢把眼睛贴在立体镜上，观看它把平面图像变成三维场景；或者观看活动电影放映机里，一盘静止的图像胶片转动起来而生成马儿奔驰的场面。大人给了我几种画册，只要用拇指一按，里面的图像便能活动起来，例如一些画页上静止不动的小姑娘会跳起来，拳击手会开始拳击。还有影子戏、光线投射。光学幻影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幻影在我眼前不断地组合再组合。大体上，我的市民生活很不丰富，根本无法与书本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相媲美。
当我离开城市，被带到动物和植物之中，被带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大自然之中时，一切都变了。
我们常去利穆赞大区爸爸的老家过夏天。爷爷退休了，住在乌泽什附近一座由他爸爸购置的住宅里。他蓄银白的连鬓胡子，头戴鸭舌帽，胸佩荣誉勋位勋章，成天哼着曲子。他告诉我树木、花草和小鸟的名字。孔雀在爬满紫藤和紫葳的房子前面开屏。我欣赏大鸟笼里的红头雀和锦鸡。“英国式小河”上有人造瀑布，水面上睡莲开花，水里游着金鱼，水中间有一座微型小岛，由两座藤桥与两岸相连。园里有雪松、红杉、紫栎树、日本矮树、垂柳、玉竺、南洋杉、常绿树、落叶树、花丛、灌木丛、矮树丛。这个由白色栅栏围绕的花园并不大，但丰富多彩，令我探索不尽。假期过半我们离开这里，去爸爸的姐姐家。她嫁给了附近的一位乡绅，生有两个孩子。他们赶着由四匹马拉的四轮无篷大马车来接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我们便上车在蓝色皮凳上坐好。凳子散发着尘土味和阳光味。姑父骑着马陪护我们。走了二十公里，我们到达了格里埃尔。这里的花园比梅里尼亚克的花园更大、更荒芜，也更单调。花园中间是一座破旧的、石板屋顶的古堡，两侧有角塔。艾莱娜姑妈有些冷淡。姑父莫里斯留小胡子，穿着马靴，手里拿根鞭子，时而沉默，时而生气，有点令我害怕。我喜欢与罗贝尔和玛德莱娜在一起，他们两个一个比我大五岁，一个比我大三岁。在姑妈家像在爷爷家一样，他们让我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跑，我可以触摸一切。我铲土、揉泥团、扯掉树叶和花冠、剥七叶树果实、用鞋跟碾爆鼓胀的豆荚，学到了书本和权威不可能教给我的东西。我认识了黄花毛茛、苜蓿、甜福禄考、蓝莹莹的牵牛花、蝴蝶、瓢虫、萤火虫、露水、蜘蛛网、游丝；我知道了枸骨叶冬青比桂樱或花楸树还红，秋天里桃红了、叶黄了，太阳在天空升起又沉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挪动。缤纷的色彩和馥郁的芬芳令我陶醉。在鱼塘的碧水之中，在随风起伏的青草之中，在会拉伤手的蕨草下面，在矮树林深处，到处都隐藏着我渴望发现的珍宝。
自我上学以来，父亲一直关心我的成绩和进步，他在我的生活中更重要了。我觉得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是难得的一种人。在那个男人都留大胡子、小胡子的年代，他那张剃得光光的、表情生动的脸，令人刮目相看，他的朋友们说他像黎加丹
。我周围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滑稽、有趣、出色；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读了那么多书，能背诵那么多诗歌，能以他那样的热情进行讨论。他背靠壁炉，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大家都洗耳恭听。在家庭会议上，他抢尽风头，演独角戏或扎马柯伊斯的《猴子》，大家为他鼓掌。他最独特之处，是在闲暇之时演滑稽戏。看见照片上的他装扮成丑角、咖啡馆服务员、士兵、悲剧女演员，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神奇本领的人。他身穿连衫裙，前面系块白围裙，头戴无边软帽，睁大一双蓝色的眼睛，扮演名叫罗莎莉的傻厨娘，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每年父母总要去迪沃纳-勒班过三个星期，而且是与一群业余演员一块儿。那些演员就在赌场的舞台上演出，给度假的人添乐子，大宾馆的经理免费给他们提供住宿。一九一四年，路易丝、我妹妹和我三个人去梅里尼亚克等他们，在那里又见到爸爸的大哥——我们的伯父加斯东和伯母玛格丽特，还有比我小一岁的堂妹让娜。玛格丽特伯母苍白、瘦削得令我害怕。他们住到了巴黎，我们就常见面了。我妹妹和让娜在我的专横面前百依百顺。在梅里尼亚克，我将她们套上一辆小车，她们拉着我在大花园里奔跑，我给她们上课，带着她们逃学，逃到大街中间才小心翼翼地停下来。一天早上，我们在柴垛旁的新鲜刨木花里玩儿，突然响起了警报的钟声，战争爆发了。战争这个词我头一回听到是一年前在里昂。据说，仗打起来就会有一些人杀另一些人。我寻思往哪儿逃跑。这一年，爸爸告诉我，战争意味着一个国家遭到外国入侵。于是我开始害怕数不清的日本人，他们在街上的各个十字路口卖纸扇和纸灯笼。可是不对。我们的敌人是戴尖头盔的德国人，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我在汉西
的画册里见过他们可笑、丑恶的嘴脸。
现在我知道在一场战争中，只是士兵们相互杀戮。我对地理足够了解，知道国界线离利穆赞远着呢。我周围没有什么人表现出恐慌，我也不担心。爸爸妈妈扛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说个不停。他们在火车上度过了两天两夜。车库的门上贴了征用告示，祖父家的马都被赶到乌泽什去了。普遍的混乱和《中部通讯》的大字标题令我兴奋。每当发生什么事情时，我总是感到高兴，想出一些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游戏：我扮演普恩加来
，堂妹扮演乔治五世，妹妹饰沙皇。我们在雪松树下开讲演会，用马刀砍杀普鲁士人。
九月份在格里埃尔，我学习履行法国国民的义务。我帮助妈妈做旧布纱团，还织了一个羊毛风雪帽。姑妈艾莱娜驾着那辆英国式马车，我们去邻近的火车站，向缠头巾的大个子印度人分发苹果，他们则抓给我们一把一把的荞麦。我们带给伤员们抹奶酪和肉酱的面包片。镇子里的妇女捧着食物在列车外面奔跑。“纪念品，纪念品！”她们叫卖着，士兵们则用军大衣纽扣和子弹壳与她们交换。有一次，一个妇女给了一个德国伤兵一杯葡萄酒，引起一片窃窃议论。“怎么啦，”她说，“他们也是人嘛。”大家议论得更厉害了。姑妈艾莱娜本来不经意的眼睛里燃起了神圣的怒火。这些德国鬼子天生就是罪犯。他们引起的不只是气愤，而是仇恨。人们不会对魔王撒旦感到愤慨，但叛徒、特务、坏法国人，使我们正直的心里充满义正词严的愤慨。我非常厌恶地盯着现在被叫作“德国女人”的那个妇女。邪恶终于找到了化身。
我热情拥抱善的事业。我父亲曾因心脏病退役，但被重新征募，编入左阿夫团
。我和妈妈去他正在服役的维尔塔诺斯看望他。他蓄起了小胡子，小圆帽下一张严肃的脸令我印象深刻。我必须表现得无愧于他，立刻显示出一种堪称典范的爱国主义，一脚踩瘪了一个“德国造”的属于我妹妹的赛璐珞娃娃。接着我又把刻有同样标记的餐刀刀架从窗口扔了出去，大家拦也拦不住。我在所有花盆里插上协约国的旗帜，扮演勇敢的左阿夫团士兵，英雄的孩子，还用彩色粉笔写上：“法国万岁！”大人们褒奖我的模仿行为，用得意而开心的口气说：“西蒙娜沙文主义得要命。”我领略了微笑和恭维。不知谁送给了妈妈一块天蓝色军官呢料。一位女裁缝完全照军大衣的式样，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件大衣。“你瞧，甚至有军大衣的后腰带呢。”母亲对欣赏或惊讶的朋友们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像我一样，穿一件如此有特色的大衣——一件这样有法国味的大衣。我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
一个孩子差不了多少就变成猴子了。过去我喜欢炫耀自己，但不肯参加演大人们导演的滑稽戏。现在年龄大了，我再也不需要大人们的亲昵、抚爱、哄逗，越来越强烈需要的是他们的赞许。他们叫我演一个最容易扮演、最适合我演的角色，我就会立即投入。我穿着天蓝色军大衣，跑到大街上，站在妈妈一位朋友开的“法国比利时人之家”门口募捐。“为了逃难的比利时孩子们！”钱币雨点般落进我的小花筐里，行人们的微笑让我确信，我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爱国者。然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上下打量我一眼问：“干吗为比利时难民？法国难民呢？”我不知所措。比利时人是我们英勇的盟友，不过说到底，如果我们以沙文主义自鸣得意，那么我们就应该爱法国人甚于爱比利时人。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地盘上吃了败仗。还有令人失望的事情在等着我呢。天黑时分，我回到“法国比利时人之家”，大家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向我表示祝贺。“我可以付我的煤费了！”女主任说。我提出异议：“这钱是给难民的。”她们居然不把自己的利益分开，这令我难以接受。我本来幻想有更可观的善举。而且费芙丽叶小姐曾许诺这笔钱要全部给一位护士，所以没有说明她留下了一半。“十二法郎，这挺可观啦！”那位护士礼貌地对我说。可是我募集到了二十四法郎。我非常生气。大人并不欣赏我的真正价值。其次呢，我自以为是明星，其实我只是一个配角。我被她们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