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仕凤翔

京城的名人下基层初做官，却跟主要领导闹起了别扭。

凤翔府的知州陈公弼，字希亮，眉州青神县人氏，曾经与苏序老爷子有过交往，自视为苏洵的父执。他原是军人，立过边功。按常理，应该照顾初仕凤翔的苏轼才是，可他对苏轼严格得不近情理。他个子小，眼睛有点斜视，训斥部属嗓门大，动不动就暴跳如雷，部下都怕他。苏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几件事，受到小民称颂；衙门里他人缘好，同事们亲切地称他“苏贤良”。然而陈希亮发布命令：谁也不许叫苏轼为苏贤良。二十七岁的苏轼为此很不高兴：皇帝都对他客气呢，这怪老头却压制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他的才干盖过知州的政绩。有小吏偷偷叫他苏贤良，那陈希亮眼力不济，耳朵倒灵，抓过小吏用鞭子猛抽。苏轼宅心仁厚，听小吏声声惨叫，忍无可忍了，要夺知州的鞭子，被人拉开。

陈知州对苏轼说：“你敢对上司不敬，我就抽你！”

苏轼郁闷了好久，想念弟弟子由了，写诗说：“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中秋节他不去知府厅参加例行宴席，被罚铜八斤。古代的钱分金、银、铜，八斤铜不是小数目。苏轼知道这处罚的规矩，可他就是不去。罚金由王弗带人送到府衙。她回家，软语劝苏轼。据她观察，老知州也是一位好人，凤翔十个县，治理得井井有条。王弗猜测，老知州也许是故意对他严厉呢！

苏轼听不进去。在凤翔，他始终和陈希亮拧着。

王弗这样的好妻子，深知应用什么方式劝丈夫，她以温柔的慧眼看人看事，尽量弥补丈夫的性格缺陷。事后证明，她对老知州的猜测是正确的。陈希亮为官几十年，对训练年轻人才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的确性子倔，两年中从未向苏轼做过任何解释。后来，他因收受其他地方送来的好酒而下狱，一世清名毁于几个酒坛子，气死在狱中。而苏轼已经有了不少官场体验，慢慢回忆老知州，明白了王弗的那些话语，怅然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

苏轼对王弗的怀念也如此：王弗走了整整十年，他才细细咀嚼妻子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样感人肺腑的作品。

人生多少事，事后方知原委，却要么事过境迁，要么物在人亡。“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作为副手，他并无显赫政绩，公务也说不上繁忙，有的是时间到各地走动，既是体察民情，又可以叫游山玩水。古人对天地山水，对历史人文，有极大的虔诚和浓厚的兴趣，完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浮光掠影似的旅游。

凤翔境内有终南山脉，山中多庙宇，寻僧访道是苏轼的一大乐趣。有一座开元寺，寺中多佛教题材的古画，苏轼往往匹马而入，一看就是一整天，日落时分方策马而回。他一个人在山林中穿行，身影在草木之间时隐时现。他沉浸于古画，王维的画、吴道子的画，让他不禁浮想万端，由古画及于人事，由人事及于自然。圆圆的落日照着他的长脸，也照着他云去风来般的沉思。这种形象，单论外形已令人感动，更何况我们还试着进入他的内心。

凤翔天灾严重，要么洪水滔滔，要么久旱不雨。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两个月不见一滴雨，地里的庄稼眼看枯死。心焦的不只是农夫，天灾关系到所有人。苏轼率众祈雨，每日望着大晴天烧香叩拜。到三月，终于有了点雨水，人们小心翼翼地企盼着，不敢期望过高。好像习惯了无雨的天气，不再相信老天爷了。

暮春的雨，断断续续地下着。有一天夜里，忽然变大了，并且接连下了三天。凤翔人这才欢呼雀跃，额手称庆。

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这亭即喜雨亭。“亭以雨名，志喜也”，苏轼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

从一开始，所谓仕途第一站，苏轼的眼睛就盯住民间，这使他不可能沉浸于亦官亦文的优哉游哉的生活。凤翔穷人多，衣不蔽体的流浪汉随处可见，他们为何穷呢？苏轼寻思着，看见地方的华屋美宅，不禁大发感慨：

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

谁家美园圃，籍没不容赎。

此亭破千家，郁郁城之麓。

凤翔城外有个李姓地主，其庄园的富丽堂皇，整个关中都少见。庄园的豪华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北宋的地方豪强，搞土地兼并十分厉害。一遇灾年，有点土地的人也没法过活，只好打卖地的主意。而灾年频仍，实力雄厚的地主就大肆吞并。美轮美奂的庄园、巧夺天工的亭榭，到苏轼眼里却变了味，它是以千家的破败作为代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苏轼与杜甫，乃是一脉相承。

苏轼的这种“民间精神”非常宝贵，而且自始至终如此。我今天提笔写苏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种精神的敬意。才华是其次的东西。如果苏轼一到凤翔就同李姓地主打得火热，写帮闲文章，赞美地主的庄园闲适而优雅，讨来几锭银子、一顿酒饭，那么他的文字再好，也不过如同挖空心思赞美皇帝的司马相如之流。

苏轼到凤翔，盯上了李家花园，横竖看它不顺眼，于是发为文字。一首诗奈何不了大地主，却显示了一种立场，一种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可或缺的立场。我想它在今天的意义，不言自明。作家当有大视野，大感觉，大疼痛。

苏轼到凤翔，除了同李家庄园过不去，还同知州大人闹别扭。前者富豪，后者权贵，二者苏轼都不买账。当时他二十七八岁。后来一直就这样，看人看事只凭良好的直觉，不计利害。这直觉从何而来？除了后天习得，我想也是天性使然。想想他的祖父苏序、父亲苏洵。先天固有的东西已是分量太足，而后天习得的种种又使它得到巩固。苏轼之为苏轼，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