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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秋，苏轼、苏辙服丧期满，再次离乡返京。友人在五亩园种下一棵荔枝树，等苏轼他年归乡一尝。苏轼终究没能尝到，我有幸，从小尝到大。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棵九百岁高龄的荔枝树寿终，硕大的根干被涂油上蜡，继续存放在五亩园（今三苏祠）中。
苏轼继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宴尔新婚，“风船水枕”听波浪。婚礼是在眉山城西老家举行的，朴素而喜庆。乳娘任采莲同行，这位不识字的善良女人想必很快活，因为她的主人从不把她当外人看待。现在她伺候着两个小主人—苏轼和苏辙的儿子。
陆路千余里，照例玩着走。踏上古栈道，苏东坡照例沉思历史，飘忽的思绪紧跟着步伐。孩子们几乎是翻跟头翻过了剑门雄关……
一行十余人，走走停停，次年二月抵京师。吏部办手续，苏辙去新单位：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专为一场风暴而设。风暴中央只立着一个人：王安石。
这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而京城百万人皆翘首以待。苏轼敏锐地嗅到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息。他紧张地关注着的，不是个人的前途，乃是国家的命运。
苏轼要做个政治家，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屈原、杜甫原属同一种类型，首先为天下苍生计，其次才是展示文学才华。“致君尧舜”，这是前提，然后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中国古代的文人，属这种类型的不少，不像近现代，文人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
另一面，文人投身政治又是一种悖论，古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一再碰壁。今天的文人却是有了太多的体验，他们定位于边缘，既是不得已，又是一种自觉。
北宋王朝到苏轼所生活的年代已逾百年，承平日久。有个叫柳永的才子，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城市景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这是写杭州，许多别的城市也可作如是观。难怪当时冒出了一大批填词高手。诗言志，词为诗余，大抵表达闲情。仁宗朝前后的词人多是一副优哉游哉的形象，如张先、欧阳修、晏殊父子。像柳永这种仕途失意的浪荡子，满腹牢骚，尚且把城市描绘得这般入画，可见承平之类，不能说全是溢美之词。
然而承平也是表面现象。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而最大的问题就来自朝廷“燕乐逾节，赐予过度”“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中央财政拮据，又要维持繁荣，地方官就大刮地皮，百姓不堪重负。农民揭竿而起的，前有王小波、李顺，后有宋江、方腊。除开这两次大起义，还有各地的小动乱，苏轼后来为官各地，就曾多次缉拿“谋反妖贼”。
民乱缘自官乱，这个历时百年的朝代，可谓腐败丛生。首先官制就是大问题，往往一官而有三人：居官的一人，去官的一人，待官的一人。官多职少，所以在位时要抓紧刮地皮，作为“闲居仰给之资”。去官的老家伙不时回头瞧，待官的年轻人拼命往前挤，如此景况，吏治就难免一塌糊涂了。当时是贿赂成风：“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国内问题成堆，边患又雪上加霜。柳永的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就惹得金主完颜亮要挥师南下。宋朝自真宗皇帝以来，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搞消极防御，动不动就进献财物，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几十年渐成惯例，加重了宋王朝的财政危机。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苏轼于服丧期间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思考很深入。他在《策略一》中打了个比喻，说朝廷像个病人，问他哪里有病，他自己也说不出。“其言语、饮食、起居、动作，固无以异于常人，此庸医之所以为无足忧，而扁鹊、仓公之所望而惊也”。
国家像个病人，那么谁是医国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