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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我写过许多篇有关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我自认为与他们血脉相连，心不能不像磁针一样指向他们。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也应该写写她老人家。为什么？为什么？
是的，她比我写的报告文学中那些普通人更普通、更平凡，就像一滴雨、一片雪、一粒灰尘，渗进泥土里，飘在空气中，看不见，不会被人注意。人啊，总是容易把眼睛盯在别处，而忽视眼前的、身边的。于是，便也最容易失去弥足珍贵的。
我常责备自己：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写写她老人家呢？前些日子，她那样突然地离开人世，竟没有留下一句话！人的一生中可以有爱、恨、金钱、地位与声名，但和死亡比起来，一切都不足道。一生中的内疚、悔恨和种种闪失，都可以重新弥补，唯独死亡不能重来。现在再来写写相较生命来说苍白无力的文字，又有什么用呢？
我仍然想写。因为她老人家总浮现在我的面前，在好几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托梦给我。面对冥冥世界中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越发觉得我以往写的所有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渊源都来自她老人家。没有她，便没有我的一切。对比她，我所写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毫不足惜地付之一炬。
她就是我的母亲。
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1952年，我的生母也是突然去世的，死时才三十七岁。爸爸办完丧事，让姐姐照料我和弟弟，自己回了一趟老家。我不到五岁，弟弟才一岁多一点儿。我们俩朝姐姐哭着闹着要妈妈！
爸爸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
弟弟吓得躲在姐姐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
“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拧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我偷偷打量着她：缠着小脚，没有我妈漂亮、个儿高，而且年龄显得也大。现在算一算，那一年她已经四十九岁。她有两个闺女，老大已经出嫁，小的带在身边，一起住进了我们拥挤的家。
后妈，这就是我们的后妈？
弟弟小，还不懂事，我却已经懂事了，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有娘呀……”我弄不清鼓胀着一种什么心绪，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忐忑不安的眼神，偷偷看她和她的那个女儿。
不久，还不满十七岁的姐姐去内蒙古修京包线了。临走前，她带我和弟弟在劝业场里的照相馆照了张相片。我们还穿着孝，穿着姐姐新为我们买的白力士鞋。姐姐走了，我和弟弟都哭了。我们把失去母亲后越发对母亲依恋的那份感情都涌向姐姐。唯一的亲姐姐走了，为了减轻家中添丁进口的负担。她来了。我们又有妈妈了。
姐姐走后，她要搂着我和弟弟睡觉。我们谁也不干，仿佛怕她的手上、胳膊上长着刺。爸爸说我太不懂事，她不说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她进我家来一直很少讲话，像个扎嘴的葫芦。出出进进大院，对街坊总是和和气气，从不对街坊们投来的芒刺般好奇或挑剔的目光表示任何不快。“唉！后娘呀……”隐隐听到街坊们传来的感叹，我心里系着沉沉的石头。我真恨爸爸，为什么非要给我和弟弟找一个后娘来！
对门街坊毕大妈在胡同口摆着一个小摊，卖些泥人呀、糖豆呀、酸枣面之类的。一次路过小摊，她和毕大妈打个招呼，便问我：“你想买什么？”
我瞟瞟小摊，又瞟瞟她，还没说话，跟在她身边的亲生女儿伸出手，指着小摊先说了：“妈！我要买这个！”
她打下女儿的手，冲我说：“复兴，你要买什么？”
我指着摊上的铁蚕豆，她便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铁蚕豆；我又指着摊上的酸枣面，她便又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酸枣面；我再指着小泥人、指着风车、指着羊羹……越指越多。我是存心的。那时，我小小的心竟像筛子眼儿一样多，故意刁难她，用这故意的刁难试探一位新当后娘的心。
她为难地冲毕大妈摇摇头：“我没带这么多钱！”
我却嚷着，非要买不成。这么一闹，招来好多人看着我们。她非常尴尬。我却莫名其妙地得意，似乎小试锋芒，我以胜利而告终。
过了些日子，她的大女儿从天津来了。大姐长得很像她，待我和弟弟很好。我们一起玩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大姐挺高兴。临走前整理东西，她往大姐包袱卷里放进几支彩线，让我一眼看见了。这是我娘的线！我娘活着的时候绣花用的，凭什么拿走？第二天，大姐要走时找这几支彩线，怎么也找不着了。“怪了！我昨儿个傍晌明明把线塞进去了呀！咋没了呢？”她翻遍包袱，一阵阵皱眉头。她不知道，彩线是我故意藏起来了。
送完大姐回天津，爸爸从床铺褥子下面发现了彩线，一猜就是我干的好事，生气地说我：“你真不懂事，藏线干什么？”
我不知怎么搞的，委屈地哭起来：“是我娘的嘛！就不给！就不给！……”
她哄着我，劝着爸爸：“别数落孩子了！兴是我糊涂了，忘了把线放在这儿了……”我越发得理似的哭得更凶了。
咳！小时候，我是多么不懂事啊！
几年过去了。我家里屋的墙上，依然挂着我亲娘的照片。那是我娘死后，姐姐特意放大了两张十二寸的照片，一张她带到内蒙古，一张挂在这里。我和弟弟都先后上学了，同学们常来家里玩。爸爸的同事和院里的街坊有时也会光顾，进屋首先都会望见这张照片。因为照片确实很大，在并不大的墙上很显眼。同学们小，常好奇地问：“这是谁呀？”大人们从来不问，眼睛却总要瞅瞅我们，再瞅瞅她。我很讨厌那目光。那目光里的含义让人闹不清。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的心里盛满过多复杂的情感。我对自己的亲姐姐越发依恋，也常常望着墙上亲娘的照片发呆，想念着她，幻想着她又活过来同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情景。有时对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从不在意，更不曾动过我和弟弟一个手指头，任我们向她耍着性子，拉扯着她的衣角，街坊四邻都看在眼里。
许多次，爸爸和她商量：“要么，把相片摘下来吧？”
她眯缝着眼睛瞧瞧那比真人头还大的照片，摇摇头。
于是，我娘的照片便一直挂在墙上，瞧着我们，也瞧着她。她显得很慈祥。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叫她“妈妈”一时还叫不出口。
那时候，没有现在变形金刚之类花样翻新的玩具，陪伴我和弟弟度过整个童年的只有大院里的两棵枣树，我们可以在秋天枣红的时候爬上树摘枣，顺便可以跳上房顶，追跑着玩耍。再有便只是弹玻璃球、拍洋片了。我不大爱拍洋片，拍得手怪疼的；爱玩弹球，将球弹进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很有点儿像现在的高尔夫球、门球的味道。玩得高兴了，便入迷得什么都不顾了，仿佛世界都融进小小透明的玻璃球里了。一次，我竟忘乎所以将球搁进嘴里，看到旁边的小孩子没我弹得准时兴奋地叫起来，“骨碌”一下把球吞进肚子里。孩子们惊呆了，一个孩子恐惧地说：“球吃进肚皮里要死人的！”我一听吓坏了，哇哇哭起来。哭声把她拽出屋，一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忙问：“怎么啦？”我说：“我把球吃进肚子里了！”一边说着，我又哭了起来。她很镇静，没再讲话，只是快步走到我身边，蹲下身子一把解开我的裤带，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快屙屎，把球屙出来就没事了！”我吓得已经没魂了，提着裤子刚要往厕所跑，被她一把拽住：“别上茅房，赶紧就在这儿屙！”我头一次乖乖地听了她的话，顺从地脱下裤子，蹲下来屙屎。小孩们看见了，不住地笑。她一扬手，像赶小鸡一样把他们赶走：“都家去
，有啥好笑的！”
这一刻，她不慌不乱，很有主意。我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觉得死已经被她推走了，便憋足劲屙屎。谁知，偏偏没屎。任凭憋得满脸通红，就是屙不出来。她也蹲着，一边看看我的屁股，一边看看我：“别急！”说着，用手帮我揉着肚子，“这会儿球也不能那么快就到了屁股这儿，刚进肚儿，它得慢慢走。我帮你擀擀肚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把揉肚子叫擀肚子，但她擀得确实舒服，以后我一肚子疼就愿意叫她擀。她不光擀肚子这块儿，还非得叫我翻过身擀后背。她说就像烙饼得翻个儿一样，只有两面擀才管用。这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她那骨节粗大的手的温暖和力量。不知擀了多半天，屎终于屙出来了。多臭的屎啊！她就那样一直蹲在我的旁边，不错眼珠地望着那屎，直到看见屎里果真出现了那颗冒着热气圆鼓鼓的小球时，她高兴地站起来，走回家拿了张纸递给我：“没事了，擦擦屁股吧！”然后，她用土簸箕撮来炉灰撒在屎上，再一起撮走倒了。
孩子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对面是一家叫泰丰粮栈的大院，它气派大，门前有块挺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抖空竹，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它那儿摆着个大车轱辘，两只胶皮轮子中间连着一根大铁轴。我们在公园玩过踏水车的玩具，便也一样双脚踩在铁轴上，双手扶着墙，踩着轱辘不住地转，玩得好开心。我忘了我们小孩能有多大劲呢？那大轱辘怎么会听我们摆布呢？它转着转着就不听话了，开始往后滚。这一滚动，其他几个孩子都跳下去了，唯独我笨得脚一踩空，一个栽葱摔到地上，后脑勺着着实实砸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身旁是她和同院的张大叔。张大叔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是她背着你往医院跑呀！我怕她背不动你，跟着来搭把手，她不让，就这么一直背着你。怕你得后遗症，求完大夫求护士的。你妈可真是个好人啊……”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俯下身来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脸。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你刚才的样子真吓死人了！”张大叔说。
回家的时候，天早已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踩着小脚，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
以后许多天，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街坊，总是一个劲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可别落下病根儿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大车轱辘，不在那硬邦邦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事没有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除了上学，我们没有什么可玩的。爸爸忙，每天骑着那辆像侯宝林在相声里说的除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从我家住的前门赶到西四牌楼上班，几乎每天两头不见太阳。她也忙，缝缝补补，做饭洗衣，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像鸵鸟一样埋头在我家那个大瓦盆里洗衣服，似乎我们有永远洗不完的破衣烂衫。谁也顾不上我们，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玩，打发那些寂寞的光阴。
一次，我和弟弟捉到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晚上当灯玩。玩得正痛快呢，院里几个比我大的男孩子拦住我们，非要那萤火虫灯。他们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常常蛮不讲理欺侮我和弟弟这没娘的孩子。说实在的，那时我们怕他们，受了欺侮又不敢回家说，只好忍气吞声。这一次非要我们的萤火虫灯，真舍不得。他们毫不客气一把夺走，弟弟上前抢，被他们一拳打在脸上，鼻子顿时流出血来。我和弟弟一见血都吓坏了。回家路过大院的自来水龙头，我接了点儿凉水，替弟弟把脸上的血擦净，悄悄嘱咐：“回家别说这事！”
弟弟点点头，回家就忘了。我知道他委屈。爸爸是个息事宁人的老实人，这回也急了，拉着弟弟要找人家告状。她拦住了爸爸说：“算了！”
我挺奇怪，为什么算了？白白挨人家欺侮？
她不说话。弟弟哭。我噘着嘴。
晚上睡觉时，我听见她对爸爸说：“街坊四邻都看着呢。我带好孩子，街坊们说不出话来，就没人敢欺侮咱孩子！”
当时，我能理解一个当后娘的心理吗？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到去世也没和任何人红过一次脸。她总是用她那善良而忠厚的心去证明一切，去赢得大家的心。后来，院里大孩子再欺侮我们，用不着她发话，那些好心的街坊大婶大娘便会毫不留情地替我们出气，把那些孩子的屁股揍得“啪啪”山响。
这样一件事发生后，街坊们更是感叹地说：“就是亲娘又怎么样呢？”
那是她的小闺女长到十八岁的时候。
她一直怕人家说自己是后娘待孩子不好，凡事都紧着我和弟弟。哪怕家里有点好吃的，也要留给我们而不给自己的闺女。我们的小姐姐老实、听话，就像她一样。小姐姐上学上得晚，十八岁这一年初中刚毕业。她叫她别再上学了，让她到内蒙古找我姐姐去，让我姐姐给介绍了个对象，闪电式便结了婚。一纸现在越发金贵的北京户口，就这样让她毫不犹豫地抛到内蒙古京包线上一个风沙弥漫的小站。那一年，我近十岁了，我知道她这样做为的是免去家庭的负担，为的是我和弟弟。
“早点儿寻个人家好！”她这样对女儿说，也这样对街坊们解释。
小姐姐临走时，她把闺女唯一一件像点儿样的棉大衣留下来：“留给弟弟吧，你自己可以挣钱了，再买！”那是一件粗线呢的厚衣，有个翻毛大领子，很暖和。它一直跟着我们，从我身上又穿到弟弟身上，一直到我们都长大了，再也用不着穿它了，她还是不舍得丢，留着它盖冬天院子里储存的大白菜。后来，她送自己的闺女去内蒙古时没讲什么话，只是挥挥手，然后一只手牵着弟弟，一只手领着我。当时，我懂得街坊们讲的话吗：“就是亲娘又怎么样呢？”我理解作为一个母亲所做的牺牲吗？那是她身边唯一的财富啊！她送走了自己亲生的女儿，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啊！
记得有一次，爸爸领我们全家到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评戏。那戏名叫《芦花记》，是出讲后娘的戏。我不大明白爸爸为什么选择带我们来看这出戏。我一边看戏，一边偷偷地看坐在身旁的她。她并不那么喜欢看戏，也看不大懂，总得需要爸爸不时悄悄对她讲述一遍情节才行。我不清楚她看了这出演后娘的戏会有什么感触，我自己心里却倒海翻江，一下子滋味浓得搅不开。那后娘给孩子穿用芦花假充棉花却不能遮寒的棉衣，使我对后娘充满恐惧和厌恶。但坐在我身边的她，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她不是！她是一位好人！她是宁肯自己穿芦花做的棉衣，也决不会让我和弟弟穿的。我给自己的回答是那样肯定。
我不爱听评戏。从那出《芦花记》后，我再也没看过第二场评戏。
妈妈！我忘记了是从哪一天开始叫她妈妈了，但肯定是在看了这出评戏之后。
童年和少年，是永远回忆不完的，像是永远挖不平的大山。那时，我们因节节拔高而常常看不起目不识丁的母亲；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她的存在。当一切过去了，才会看清楚过去的一切，如同潮水退后的石粒一般，格外清晰地闪着光彩显露出来。
小学高年级，我的自尊心，其实是虚荣心突然胀胀的，像爱面子的小姑娘。妈妈没文化，针线活做得也不拿手，针脚粗粗拉拉的。从她来以后，我和弟弟的衣服、鞋都是她来做。衣服做得像农村孩子穿的，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开始嫌那对襟小褂土；嫌那前面没有开口的缅裆裤太寒碜；嫌那踢死牛的棉鞋没有五眼可以系带……我开始磨妈妈磨爸爸给我买商店里卖的衣服穿。这居然没有伤了她的心，她反倒高兴地说：“孩子长大了，长大了！”然后，她带我们到前门外的大栅栏去买衣服。上了中学以后，她总是把钱给我，由我自己去挑着买。而她只是在衣服的扣子掉了的时候帮我补上；衣服脏的时候埋头在那大瓦盆里洗不完地洗。
我甚至开始害怕学校开家长会，怕妈妈踩着小脚去，怕别人笑话我。我会千方百计地不要她去，让爸爸参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她必须去，我会在开会前羞得很，会后又会臊不嗒嗒的，仿佛很丢人。前后几天，心都紧张得很，皱巴巴的，怎么也熨不平。其实她去学校开家长会的机会很少，但我仍然害怕，我实在不愿意她出现在我们学校里。反正，那时我真够浑的。
一年暑假，我磨着要到内蒙古看姐姐。爸爸被我磨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听说学校开张证明，便可以买到半价的学生火车票。爸爸去了趟学校，碰壁而归。校长说学生只有去探望父母才可以买半价学生票，看姐姐不行。我知道那位脸总是像刷着糨糊一样绷得紧紧的校长，他说出的话从来都是钉天的星。我们谁见了他都像耗子见了猫一样，躲得远远的。
妈妈说她去试试！
我不抱什么希望。果然她也是碰壁而归。不过她不是就此罢休，接着再去，接着碰壁。我记不清她究竟几进几出学校了。总之，一天晚上，她去学校很晚没回家，爸爸着急了，让我去找。我跑到学校，所有办公室都黑洞洞的，只有校长室里亮着灯。我走近校长室门，没敢进去。平日，我从不敢进过一次校长室。只有那些违反校规、犯了错误的同学才会被叫进去挨训。我趴在门口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莫非没人？妈妈不在这里？再听听，还是没有一点儿声响。我趴在窗户缝瞅了瞅，校长在，妈妈也在。两人演的是什么哑剧？
我不敢进去，也不敢走，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不知过了多半天，校长的声音吓了我一跳：“大妈！我算服了您了！给您，证明！我可是还没吃饭呢！”接着就听见椅子响和脚步声，吓得我赶紧兔子一样跑走，一直跑出学校大门。我站在离校门口不远的一盏路灯下，等妈妈出来。我老远就看见她手里攥着一张纸，不用说，那就是证明。
她走过来，我叫了一声：“妈！”愣愣的，吓了她一跳，一见是我，把证明递给我：“明儿赶紧买火车票去吧！”
回家的路上，我问她：“您用什么法子开的证明呀？”我觉得她能把那么厉害的校长磨得好说话了，一定有高招。
她微微一笑：“哪儿有啥法子！我磨姜捣蒜就是一句话：‘复兴就这么一个亲姐姐，除了姐姐还探啥亲？不给开探亲证明哪个理？校长不给开，我就不走。’他学问大，拿我一个老婆子有啥法子！”
“妈！您还真行！”
说这话，我的脸好红。我不是最怕妈妈去学校吗？好像她会给我丢多大脸一样。可是，今天要不是她去学校，证明能开回来吗？
虚荣心伴我长大。当浅薄的虚荣一天天减少，我才像虫子蜕皮一样渐渐长大成人。而那时候，我懂得多少呢？在我心的天平上，一头是妈妈，一头却是姐姐。尽管妈妈为我付出了那样多，我依然有时忘记了妈妈的情意，而把天平倾斜在姐姐的一边。莫非是血脉中种种遗传因子在作怪吗？还是心中藏有太多的自私？
大约六年级那一年，我做了一件错事。姐姐逢年过节都要往家里寄点儿钱。那一次，姐姐寄来三十元。爸爸把钱放进一个牛皮小箱里。那个箱子是我家最宝贵的东西，所有的金银细软都装在里面。那时所谓的金银细软，无非是爸爸每月领来的七十元工资，全家的粮票、油票、布票之类。我一直顽固地认为：姐姐寄来的钱就是给我和弟弟的。如果没有我和弟弟，她是不会寄钱来的。爸爸上班后，我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走近那棕色的小牛皮箱。箱子上只有一个铜钌铞，没有锁头，轻轻一掀，箱盖就打开了。我记得挺清楚，五元一张的票子有六张躺在箱里，我抽走一张跑出了屋。那时，我迷上了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我从同学手里借了一本《千家诗》，全都抄了下来，觉得不过瘾，想再看看新的才解渴。手中拿着五元一张“咔咔”直响的票子，我径直跑往大栅栏的新华书店。那时五元真禁花，我买了一本《宋词选》、一本《杜甫诗选》、一本《李白诗选》，还剩一块多零钱。捧着这三本书，我像个得胜回朝的将军得意扬扬地回到家，一看家里没人，把书放下便跑到出租小人书的书铺，用剩下的钱美美地借了一摞书。我忘记了，那时五元对于一个每月只有七十元收入的全家意味着什么。那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正读得津津有味，爸爸突然走进书铺。我这才意识到天已经暗了下来。我这才发现爸爸一脸怒气，叫我立刻跟他回家。一路上，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活像犯了错的小狗，耷拉着耳朵垂着尾巴。我知道大事不好。果然，刚进家门，爸爸便忍不住，把我一把按在床上，抄起鞋底子狠狠地打在我的屁股上。爸爸什么话也不讲。我不哭，也没有叫。我和爸爸都心照不宣，我心里却在喊：“姐姐！姐姐！你寄来的钱是给谁的？是给我的！我的！”
我生平头一次挨打，也是唯一一次。
妈妈就站在旁边。她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看着，不上来劝一劝，一直看着爸爸打完了我为止。
吃饭时，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吃，只听见嚼饭的声音，显得很响。妈妈先吃完饭，给爸爸准备明天上班带的饭，其实我天天看得见，但仿佛这一天才看清楚：只有两个窝头，一点儿炒土豆片而已。爸爸每天就吃这个。大冬天，刮多大风、下多大雪，爸爸也要骑车去，不肯花五分钱坐车，我却像大爷一样五元大把大把地花。我忽然感到很对不起爸爸，觉得是我错了，我活该挨打。妈妈不劝也是对的，为的是让我长个记性。
饭后，爸爸叮嘱妈妈：“明儿买把锁，把小箱子锁上！”
第二天，那个棕色小皮箱没有上锁。
第三天，妈妈仍然没有锁上它。
在以后的岁月里，那箱子始终没有上锁。为此，我永远感谢妈妈。那是一位母亲对一个犯错误孩子的信任。对于儿子，只有母亲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向儿子敞开着。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弟弟上小学三年级。我们正在长身体、要饭量的裉节儿。一下子家里月月粮食出奇地紧张，我们的肚子出奇地大，像是无底洞，塞进多少东西也没有饱的感觉。
星期天，爸爸对我们说：“今天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爸爸、妈妈领着我们兄弟俩来到天坛城根底下。妈妈一下神采焕发，蹲下来挖了两棵野菜。原来是挖野菜来了！爸爸口中念念有词：“野菜更有营养！”我和弟弟谁也不信，都觉得那玩意儿很苦。挖野菜，妈妈是行家。她在农村待过好多年，逃过荒、要过饭，闹饥荒的岁月就是靠吃野菜过来的。她很得意地告诉我和弟弟这叫什么菜、那叫什么菜，那样子很像老师指着黑板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答案。后来，我写小说时要写一段有关野菜的具体名字时问她，她依然眼睛一亮，得意地告诉我什么是茴菜、马齿苋、曲公菜、苦苦菜、老瓜筋、洋狗子菜、牛舌头棵……
就是这些名目繁多、味道却一样苦涩的野菜，在妈妈和爸爸的肚里充饥。那时，从天坛城根挖来的野菜，被妈妈做成菜团子（用玉米面包着野菜做馅的食品），大多咽进她和爸爸的胃里，而把馒头和米饭让给我和弟弟吃。野菜到底是野菜，就在灾荒眼瞅着快要过去的时候，爸爸、妈妈却病倒了。
先是爸爸患上了高血压，由于饥饿，他全身浮肿，脚面像被水泡过、发酵一般，连鞋都穿不进去。他上不了班，只好提前退休，每月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全家只有靠爸爸的四十二元钱过日子了。紧接着，妈妈病了，那么硬朗的身子骨也倒下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那时，我正要初三毕业，弟弟小学毕业，正要毕业考试之际。一天半夜里，我被里屋妈妈一阵咳嗽刺醒，睁眼一看，见里屋的灯亮着。爸爸和妈妈正悄悄说着话。我听出来是妈妈吐血了。我再也睡不着，用被子捂着脸偷偷地哭了，又不敢哭出声，怕惊动弟弟和他们。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我们。我们这些孩子有什么用！我们就像趴在他们身上的蚂蟥，在不停吸吮着他们的血呀！我们快长大了，他们的血也快被吸干了。
第二天上午，我对他们讲：“爸！妈！我不想上高中了，想报中专！”上中专吃饭不用花钱，每月还能有点助学金。
爸爸一听挺吃惊：“为什么？你一定得上高中，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爸爸知道我初中几年都是优良奖章获得者，盼我上高中、上大学。
妈妈坐在一旁不说话，只是不断地咳。她每咳一声，都像鞭子抽打在我的心上。那一刻，我真想扑在她的怀里大哭一场。
爸爸又说：“你听见吗？一定要上高中！”他见我不答话，生气地一再逼我答应。
我急了，流着泪嚷了句：“妈都吐血了，我不上！”
这话让他们都一惊。妈妈把我叫到她身边，说：“你听谁瞎嘞嘞？我没——”
“您甭骗我了！昨夜里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
她本来就不会讲瞎话，让我这么一说更不会遮掩了：“妈妈没事！我以前身子骨好，你放心！上学可是一辈子的事。妈妈一辈子没文化，你可要……”她说着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话。她说得不连贯，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我都明白。
“你快别惹你爸生气，你爸有高血压。听见不？就点点头说你上高中！”
她说着，望着我。我望着她蜡黄的脸上皱纹一道道的，心里不禁一阵阵抽搐。
“你快答应吧！”她急得掉出眼泪。
我不忍心她这样悲伤地近乎哀求一样对我说话，只好点了点头。
当天，爸爸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姐姐。就是从那个月起，姐姐每月寄来三十元钱，一直寄到我到北大荒插队。我知道我只能上高中，只能好好学习，比别人下更大的苦功夫学！
爸爸一辈子留下有两件值钱的东西：一件是那辆破自行车；另一件是一块比他年纪还要老的老怀表。他卖掉了这两样东西，给妈妈抓来中药。我卖掉了集起来的一本邮集，又卖掉几本书，换来一些钱，交到妈妈的手中。我想让妈妈的病快点儿好起来，心想妈妈会为我这孝顺高兴的。谁知她听说我卖了书，什么话也没说，眼泪落了下来。弄得我不知怎么回事，一个劲儿问：“妈，您怎么啦？”
“你真不懂事啊！真不懂事！我为了什么？你说！你怎么能卖书呢？”
我讲不出一句话。妈妈，你病成这样子，想的还是要我读书！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傻事了！”
我只好点点头。
我升入高中。就在高一这一年下乡劳动中，我上吐下泻病倒了。同学赶着小驴车连夜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我回到家后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可吓坏了爸爸妈妈。一位邻居对妈妈说：“孩子是魂儿丢了。你得快替孩子招招魂！”妈妈赶紧脱下鞋，用鞋底子拍着门槛，嘴里大声反复叫着：“复兴，我的儿呀，你快回来吧！复兴，我的儿呀，你快回来吧！”然后不住叫我的名字，“你答应啊！复兴，你答应啊！”
躺在床头迷迷糊糊听见她在叫我，我不应声。我当时刚刚加入共青团，又是学校堂堂的学生会主席，自以为很革命，怎么能相信招魂这迷信的一套呢？我不应声，妈妈便越发用鞋底子使劲地拍门槛，越发大声地叫：“复兴，你答应啊！”那声音越发充满了紧张和急迫，直到后来嗓子哑了、带着哭音了。她是那样虔诚地相信我的魂还未被她招回。我的性子可真拧，或者说我的革命性可真坚定，妈妈就这样叫了我半宿，我硬是不应声。
弟弟在一旁急了，撺掇我：“你快答应一声吧！”没办法，我只好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呃！”妈妈长舒一口气，穿上鞋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总算把魂招回来了！没事了，你病快好了。”
病好之后，我说她：“妈！大半夜的叫魂，多让人难为情。您可真迷信！”
她一笑：“什么迷信不迷信！你病好了，我就信！”
这就是我的母亲！在所有人面前，我从来不讲她是后娘，也绝不允许别人讲。
我忽然想起这样一件事。那时，我在学校食堂吃一顿午饭，负责打饭、分饭。我们班有个眼皮有块疤瘌的同学，有一次非说我分给他的饭少了，横横地对我说：“怎么给我这么点儿？你后娘待你也这样吧？”我气得浑身发抖，扔下盛馒头的笸箩，和他扭打了起来。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自小力气便弱。疤瘌眼是个嘎杂子琉璃球的个别生，很会打架。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还是要打。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我，我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也没占什么便宜，开始时他毫无准备，被我朝他的小肚子上结结实实打了好几拳。
回到家，见我狼狈的样子，妈妈吓坏了，忙问：“小祖宗，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我没告诉妈妈。但我觉得我值得，我为妈妈做了点儿什么，虽然也付出了点儿什么。
我是用爸爸的一条命从北大荒换回来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和弟弟分别到了北大荒和青海。那时我们热血沸腾，挥斥方遒，一心只顾指点江山，而把两个老人那样毅然决然、毫无情义地抛在家里，像抛在孤寂沙滩的断楫残桨。我们只顾自己年轻，却忘记了老人的年龄。1973年秋天，我和弟弟回北京探亲，我刚刚返回北大荒不几日，而弟弟还在途中，电报便从家中拍出：父亲脑溢血突然病故在同仁医院。我们匆匆往家中赶，三个姐姐先赶到家。我进门第一眼便看见妈妈臂上戴着黑箍，异常刺目。死亡，是那样突然、那样无情，又是那样真实。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
妈妈很冷静。听到爸爸去世的消息，她孤零零一个人赶到同仁医院。我们都是她的儿女啊，却没有一个人在她的身边。在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远在天涯，只顾各奔自己的前程。
好心的街坊问她：“肖大妈，有没有孩子们的地址？找出来，我们帮您打电报！”她从床铺褥子底下找出放好的一封封信。那是我们几个孩子这几年给家中寄来的所有的信。她看不懂一个字，却完完整整保存完好；虽目不识丁，却能从笔迹中准确无误地辨认出哪封是我、是弟弟、是姐姐们寄来的。街坊们告诉我：“你妈这老太太真是刚强的人，一滴眼泪都没掉，等着你们回来！”街坊就是按这些信封上的地址给我们几个孩子分别拍来电报的。
清冷的家，便只剩下妈妈一个人。我这时才发现，她已经老了，头发花白了，皱纹像菊花瓣布满瘦削的脸上。我算算她的年龄，这一年，她整整七十岁了。年轻和壮年的时光一去不返，我们却以为她还不老，还可以奔波。我的心中可曾装有几多老人的位置？我感到很内疚。父亲丧事料理妥当，姐姐、弟弟分别回去了，我留下没走。我决心一定要办回北京，决不让妈妈一个人茕茕孑立，守着孤灯冷壁、残月寒星地生活！
我回到北京，开始了待业的生涯。姐姐又开始每月寄来三十元。弟弟也往家寄来钱。我和妈妈真正相依为命的日子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往，我并没有像这时候一样觉得我们的心贴得如此近，彼此是个依靠，是不可分离的。
当我像家中的男子汉一样，要支撑这个家过日子了，才发现家里过冬的煤炉是一个小小圆孔小肚的炉子，早已经落后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它无法封火，又无烟道，极易煤气中毒。院里没有一家再用这种老式简易炉子了，妈妈却还在用！而我几次探亲，居然视而不见！我真是个不孝子！我骂自己。我想起刚刚到北大荒正赶上大雨收割小麦，双腿陷入深深的沼泽中，便写信让家里给我买双高靿雨靴寄来。买新的，没那么多钱，买旧的，得到天桥旧货市场，妈妈走不了那么远的道。那时候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是妈妈托街坊毕大妈的儿子到天桥旧货市场帮我买的。我连想也没想，接到雨靴便穿在脚上去战天斗地了。这年冬天，又写信向家里要条围脖，好抵御北大荒朔风如刀的“大烟泡”。这一回，毕大妈的儿子到吉林插队了，妈妈没有了“拐棍”，只好自己到王府井，爬上百货大楼，替我买了一条蓝围巾。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她是踩着小脚走去的呀！这已经是她力不胜任的事情了。我接到围巾时，发现那是条女式围巾，连围都没围便送给了别人。我怎么就没想到那是妈妈眯缝着昏花的老眼挑了又挑，觉得这条围巾又长又厚，才特意买下的，为的是怕我冷呀！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随手将围巾送给了人，只顾嚼着那围巾里包裹的一块块奶糖……
我实在不知道人生的滋味，不知道妈妈的心。妈妈细致的爱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却只打在我那粗糙、梆硬如同水泥板的心上，没有渗进，只是悄无声息地流走了……
我望着那已经铁锈斑斑、残破不全的煤炉，一股酸楚和歉疚拱上嗓子眼。我对妈妈说：“妈，咱买个炉子去吧！”
“买什么呀！还能用！”
“不！买个吧！这炉子容易中煤气！”
大概是后一句话打动了妈妈，同意去买个炉子。实际上，她是怕我中煤气。莫非我的命就比她的金贵吗？
我不知道那年头买炉子还要票，我也不知道妈妈找到街道办事处是怎样磨到了一张票。她和我从前门转到花市，就像如今买冰箱彩电一样，挑了这家又挑那家。那时，炉子确实是家中一个大物件。最后终于买到一个煤球、蜂窝煤两用炉。我和妈妈一人一只手抬着这个炉子，从花市抬到家里，足足得走两里多的路呢。妈妈竟然那么有劲儿，想想她老人家都是七十岁的人了呀。我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冬天生起这样正规的炉子，那是我家第一件现代化的东西。红红的炉火苗冒起来，映着妈妈已经苍老的脸庞，她那样高兴，身旁有了我，她像是有了底气。我回家为妈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买这个炉子。且以新火试新茶，我和妈妈的生活就是从这炉子开始的。
我的待业生涯并不长，大约半年过后，我在郊区一所中学教书，每月可以拿到薪水四十二元五角。我将这第一个月工资交给妈妈，她把钱放进那棕色牛皮箱里，就像当年爸爸每月将工资交给她由她放好一样。节省是一门学问，是一项只有在人生苦难中才会磨炼出来的本领。妈妈就有这种本领和学问。每月四十二元五角，两个人过日子并不富裕。她料理得有理有条，中午自己从不起火做饭，只是用开水泡泡干馒头和米饭，就几根咸菜吃；每天只买两角钱的肉，都是留到晚上我下班回家吃。而我当时却偏偏还在迷恋文学，还要从这紧巴巴的日子里挤出钱来买书、买稿纸。每次妈妈从那小皮箱里拿钱，她从不说什么。每次我问：“还有钱吗？”她总是说：“有！有！拿去买你的书吧！”仿佛那箱子是她的万宝箱，钱是取之不尽的。
我清楚：我的书一天天增多，家里的日子一天天紧巴巴，妈妈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加深。
一天傍晚下班回家，还没进家门，听见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屋里传出。谁的小孩？我们家任何亲戚都不曾有这样小的孩子呀！家里出了什么事？我心里很不安，走进家门，看见妈妈正给躺在床上的一个婴儿换褥子。
“妈！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给人家看的。”
妈妈抱起正在啼哭的孩子，一边拍着、哄着，一边对我说。
“谁叫您给人家看孩子？”
“每月三十元钱，好不容易托人才找到这活儿的！”妈妈说着，显得挺激动。那时每月增加三十元，对我家来说差不多等于生活水平翻一番呢。她抱着孩子，像抱着一面旗，很有些自豪：“这孩子挺听话，不闹人！孩子他妈还挺愿意我给看……”
“不行！您把孩子送回去！”我粗暴地打断妈妈兴头上的话。生平头一次，我冲妈妈发这么大火：“现在就送回去！”
妈妈也急了，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冲我也叫道：“你还要吃人呀？”
“不行，您现在就把孩子送回去！”我不听妈妈那一套，铁嘴钢牙咬紧这一句话。我只觉得让年纪这么大的妈妈还在为生计操劳，太伤一个男子汉的尊严，让街坊四邻知道该多笑话我没出息、没能耐！
争吵之中，孩子哭得更响了。妈妈和我都在悄悄地擦眼角。最后，妈妈拧不过我，只好抱着孩子送回去了。她回来后，我们谁也不讲话。整整一晚上，小屋静得出奇。我心里很难受，很想找机会对妈妈讲几句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
第二天清早，妈妈为我准备好早饭，指着我鼻子说了句：“你这孩子呀，性子太犟！”昨天的事过去了。妈妈终归是妈妈。
傍晚下班回家，一进门，好家伙，家里简直变了样。床上、地上全是五颜六色的线团和绒布。本来不大的屋子，一下子被这般东西挤得更窄巴了。妈妈被这些彩色的线簇拥着，只露出半截身子，头发上沾满了线头。
这一回，妈妈见我进屋就站起来抖擞一身的线毛，先发制人：“这回你甭管！我一定得干！拆一斤线毛有×角钱（我忘记具体是几角钱了，只记得拆的线毛是为工厂擦机器的棉纱）。这点钱不多，每天也能添个菜！再说你爸一死，我也闷得慌，干点儿活也能散散心。你不能不让我干！”
我还能说什么呢？妈妈的性子也够犟的！她从没上过一天班，没拿过一分钱工资。她一无所有，没有财富没有文化没有了青春，正如现在那首歌里唱的：“脚下这地在走，身边那水在流，可我却总是一无所有。”她所有的只是一颗慈爱的心和一双永远勤劳不知累的大手。即使如今她老了，还用她那最后一缕绿荫遮挡我，将她最后一抹光辉洒向我。那些个小屋里弥漫着彩色棉纱的夜晚，给我们的家注满了温馨和愉悦。我就是这样坐在妈妈身旁，帮妈妈用废钢锯条拆着那彩色线毛。妈妈常笑我笨，拆得不如她快，不如她利索……
一次参加朋友的婚礼，招待我喜糖，里面有金纸包装的蛋形巧克力。说起来脸红，那时我还从未尝过巧克力。小时候，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硬块水果糖，最好的也只是牛奶糖。嚼着另一种味道的巧克力，我忽然想起还在灯下拆线毛的妈妈，她也从来没吃过这种糖呀！我偷偷拿了两块金纸巧克力，装进衣兜里。婚礼结束后回到家，我掏出那两块巧克力对妈妈说：“妈！我给您带来两块巧克力，您尝尝！”谁知衣兜紧靠身体，暖乎乎的身子早把巧克力暖化了。打开金纸只是一团黑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了。我好扫兴。妈妈用舌头舔了舔，却安慰说：“恶苦！我不爱吃这营生……”
我一把揉烂这两块带金纸的巧克力，心里不住地发誓：我一定让妈妈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妈妈病了。
谁也不会想到身体一直那么结实、心地那么宽敞的妈妈会突然发病，而且是精神病。
起初，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一直不相信这残酷的现实。有时半夜，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的床头，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话，生怕别人听见：“你听见了吗？隔壁有人在嘀咕咱娘俩，要害咱娘俩！”我坐起来仔细听，哪有什么声响！我劝她快睡觉：“没有的事！”越说不信她的话，她越着急。一连几夜如此，弄得我心烦得很：“妈！您耳朵有毛病了吧？没人嘀咕，咱又没招人家，没人要害咱们，也没人敢害咱们！”她一听就急了，先压低嗓门：“我的小祖宗，你小点儿声，不怕人家听见！”然后生气地伸手捂住我的嘴。
“没有的事，您自个尽胡思乱想！”我也急，不知该怎么向她解释才好。越解释，她越生气：“怎么，我的话你都不信？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胡说八道？你呀，你甭不信，你就等着人家来害你吧！”
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突然，一天夜里，正飘着秋天凄苦的细雨。她又走到我床头，把我摇醒，说：“快走！有人来害咱娘俩！”我把她扶到自己的床上，让她躺下，耐着性子说：“妈！外面下雨了，您听岔了吧！快睡吧！别想别的！”她不再说什么，我也就放心回屋睡去了。
没过一会儿，我听见房门悄悄打开了。我以为她是看看窗外屋檐下的火炉，怕炉子被雨浇灭了。可是，过了许久，再听不见门开的声音，我的心陡然紧张起来，忙爬起身来跑到屋外。夜色茫茫，冷雨霏霏，没有一个人影。妈妈到哪儿去了？我的心一下沉落进冰窖里，从来没有那么紧张。我这才意识到事情比我原来想的要坏。我没了主心骨，慌忙拍响街坊张大叔的家门，他的两个孩子一听立刻打着手电筒跑出来，和我兵分三路去寻找。“妈！”我冲着秋雨飘洒的夜空不住地大声呼喊。在北京城住了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可劲亮开嗓门喊过。可是除了细雨和微风掠过树叶的飒飒声外，没有妈妈的回声。我的心像秋雨一样凉，眼泪顺着雨水一起从脸上流下来。
就在我已经毫无希望往回家走时，半路上忽然望见有个人影坐在一个地坡上。走近一看，竟是妈妈！她的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包袱卷。这显然是她早准备好的。我拉她回家。她不回。两位街坊赶来，说死说活，好不容易把她拽回了家。
街坊对我说：“肖大妈这样子像是得了精神病呀！你得带她去医院看看呀！”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安定医院这家北京唯一的精神病院。诊断结果：幻听式精神分裂。
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妈妈！您从不闹灾闹病，平日常说：“你呀，身子骨还不抵我呢！”怎么会闹下这样的病呢？我开始苦苦寻找着答案，夜夜同妈妈一样睡不安稳。父亲去世后，谁能理解妈妈的心呢？她又从来不对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苦处，总是默默地忍着，将所有的苦嚼碎了，吞咽进肚里淤积着，直到淤积不了而喷发。老伴、老伴，人老了失去了患难与共的伴该是什么滋味？我才明白老伴这词的含义。而那一阵子，我光顾着忙，有时感到苦闷、孤独，常常跑到朋友家聊天，一聊聊到深夜才回家。有几次为了创作还跑到外地一去几个星期，把妈妈一个人甩在家中。她呢？她的苦闷、孤独，向谁诉说？我没有想到应该好好和她聊聊，让她把淤积的心里的苦楚倒出来。没有。她从不爱讲话，我便以为她没什么话要讲。我只顾自己了，像蚕一样只钻在自己织的茧里。我太自私了！我不知道她心里装的究竟是什么，才使她神经再也承受不了重荷，像绷得太紧的琴弦一样断了……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了解妈妈。即使再老、再没文化、再忠厚老实的老人，也有自己的思想、情感。仅仅吃饱穿暖，并不是对老人最为挚切重要的关心和爱。
每天三次让妈妈吃药，成了我最挠头的难事。她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病，尤其反感说她是精神病，最反对我那次带她去安定医院。再让她去说死说活她不去，弄得我没辙，只好自己去医院挂号，把情况讲给大夫听，求人家把药开出，拿回家。见到药，她的话就是：“吃哪家子药，没事乱花钱！”我递给她药，她一把扔到地上：“我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药，身子骨不是好好的？”没办法，我把药碾成末放进糖水里，可她一喝还是能喝出来药味，便把杯子往旁边一放，再不喝一口。我只好再想新招，把药放在粥里，再加大量的糖，一定盖过药的苦味，在吃饭时让她把粥喝进去。她喝了。她还从来没喝过这么甜的粥，指着我鼻子说：“你把卖糖的打死了？”
吃完这药，她总是昏昏睡，有时口水止不住地流。大夫讲这都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我望着她那样子，揪心一样难受。她老了，确实老了。她像快耗完油的灯盏，摇曳着那样微弱的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啊！在那些难熬的夜晚，我弄不清她究竟在想什么？她总是昏昏睡过之后，睁着被密密皱纹紧紧包围的昏花老眼瞅着我，一言不发地瞅着我……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二次吃药。第一次是那年吐血后。药力还真起作用，我见她的脸渐渐又红润起来。我以为她的身体又会像那次吐血后迅速恢复过来一样。我忽略了人已经老了十二三岁了呀，而且病也不一样：一个是累的病，一个却是心病呀！
一天下午，我正带着学生下厂劳动，校长突然给我挂来电话，要我立即回家，校长在家等我有要紧的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校长亲自找我，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又是要我立即回家，我马上想到了妈妈！我骑着自行车从郊外赶到家，屋里挤满了人，一时竟看不到妈妈在哪儿。校长迎了出来安慰我：“刚才电话里没敢对你说，你妈妈刚才要跳河，你千万不要着急……”下面的话，我什么也听不清了，脑袋立刻炸开。我赶紧拨开人群，见到妈妈钻进被子躺在床上，脱下来放在地上的棉裤已经湿到腰。“妈！”我叫着，她睁开眼看看我，不讲话。街坊们开导她说：“肖大妈！您看您儿子不是好好的没事？您甭胡思乱想！”然后对我说，“你快给肖大妈找衣服换换吧！”
好心的街坊告诉我，我才知道妈妈的病复发了。依然幻听，依然是恐惧，依然是有人要害我，这一次是听见有人已经在半路上把我害了，她一下失去依靠，觉得无路可走，竟想寻短见。她走到河边，正是初冬，河水瘦得清浅，离岸上有长长一段河堤。她穿着笨重的棉裤没有那么大气力走下去，而是坐在堤上一点点蹭下去的。河边上遛弯的人不知她要干什么，待她蹭到河里时，才意识到不好，赶紧跳下去把她救了上来……
我帮妈妈换上一条新棉裤，看见她的腿那样细，细得像麻秆，骨骼都凸凸地格外明显。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见她的腿，居然这样瘦削得刺目，心里万箭穿透。妈妈！您为什么要这样！小屋里散发着湿棉裤带来的河水的土腥味。那一夜，我总想着妈妈蹭到河水中的那一幕。那一刻，她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她是否已经万念俱灰？是否听到了另一个世界父亲的召唤？我至今不得而知。我再次责备自己的无能、自己对妈妈缺少理解和关心，自己太大意了！以为病好转了，可这并不是一般的头疼脑热呀！谁能够妙手回春，替妈妈把病治好？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再次把妈妈送到安定医院。
这次病好转后，我们娘俩谁也再不提这件事。那是一块伤疤，烙印在彼此的心上。每逢路过那条小河，我都对它充满恐惧。我十分担心她病情再次复发，曾对妈妈说：“要不送您到天津大姐家住一阵日子吧！换换环境有好处！”她不说话，却果断而坚决地把手一摆：不同意。我便再也不提。我知道这是妈妈对我的信赖。我对她说：“那您得听我的，还得接着好好吃药！”她点点头。每次吃药，皱着眉头也吞下去，只是她要喝好多好多的水，那药就是在嗓子眼里转，迟迟才肯下去，那样子让我感到像个小孩子。人老了，有时跟孩子一个样。
1978年11月，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报到日期到了，我拖到最后一天。那天，我很晚才离开家。妈妈不说话，默默看着我收拾被褥、脸盆和书籍。她不大明白戏剧学院是怎么一回事，反正上大学总是件大事，打我小时候起上大学一直便是她和爸爸唯一的梦。我是吃完晚饭离开家的，她送我到家门口，倚在门旁冲我挥挥手。我驮上行李，骑上自行车便走了。天刚擦黑，新月升起，晚雾飘散，四周朦朦胧胧。风迎面打来，很冷，小刀片般直往脖领里钻。我骑了一会儿，不知是下意识，还是第六感的提醒，回头看了看，竟一眼看见妈妈也走出家门和院子，拐到了马路上，向我迈紧了步子。我立刻涌出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情。我知道，这一夜我住进学院，她将孤零零守着两间小屋，听着冷风像走得太疲倦的旅人一样拍打着门窗，她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儿子再次为自己的前程去挤上大学的末班车，妈妈怎么办？我又像十年前为了自己的前程跑到北大荒一样，把妈妈甩在一边。只不过那次是知识不值钱，而这次知识又值了钱，我像被风吹转的陀螺旋转着奔波，妈妈呢？她却一样孤寂地守候着，望着我陀螺般旋转着。这一次，她将要苦苦地等待四年。等待什么？等待的是自己头发更花白、皱纹更深、身体更瘦削。我立刻跳下车，推着自行车回向她走去。这一刻，我真想不上什么劳什子大学！她却向我摆着手，不让我折回。我走到她身边，她仍然不停地摆着手。她不说一句话，只是摆着手，那手背像枯树枝在寒冷的晚风中抖动。
到学院报到之后，在宿舍里安置妥当。我睡在上层铺，天花板是那样近，似乎随时都有压下来的危险。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像是被风吹得急速旋转的风车。望着窗外高高的白杨树枝不住摇动，我知道风越来越大了，便越发睡不安稳，赶紧跳下床跑出宿舍，骑上自行车一路飞快朝家中奔去。当我敲响房门时，听见妈妈叫了声：“谁呀？”我应了声：“是我。”屋里没开灯，只听见鞋拖地的声音，然后看见妈妈掀开窗帘的一角，露出皱纹密布像核桃皮一样的脸，仔细瞧瞧外面，认准确实是我，才将门打开。这时，我发现门被一根粗大木头死死顶着。这一刻，我真想哭。我知道，她怕。人老了，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吃，不是穿，不是钱，不是病……是孤独。
这一宿，我没有回学院去住，而是和妈妈又守了一夜。我的心再也放不下，那根粗木头时时像顶在我的胸口上。我经常隔三岔五地从学院跑回家，生怕出什么差错。妈妈看出我的担心，劝我不要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上课，讲她没事，让我放心。我知道，总这样，我和她都得身心交瘁。我想把她送到天津大姐家，又怕她不去。再说人家也是一大家子人，对妈妈又是陌生的地方，她不愿去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实在怕我不在家时出什么意外。犹豫再三，我还是试探着对妈妈讲了。这一次出乎意料，她爽快地点点头，就像上次果断地摇头一样。我知道这都是为了我：在母亲的心中，只有儿子的事最重要，尤其是儿子的学业，是寄托她同父亲一并的期望。为了儿子，母亲能够做出一切牺牲。为了儿子，母亲她七十五岁高龄时又开始奔波，客居他方……
小屋锁上了门。我再回家时，小屋里是冰冷，是灰尘，是扑面而来的潮气。只要妈妈在，小屋便绝不是这样，小屋便充满生气、充满温暖、充满家的气息。哪怕我再晚回家，小屋里也总会亮着灯，远远就能望见，它摇曳着橘黄色的灯光，像一颗小小跳跃的心脏……
世上有一部书是永远写不完的，那便是母亲。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那些喃喃自语，只能留给自己听，留给母亲听。
四年后大学毕业，到天津去接妈妈，我同妻子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她老人家买了件毛衣，订了一瓶牛奶。生活不会亏待善良的人，妈妈的病好了，好得那样彻底，以后再也没有犯过，大姐和我们一样为妈妈高兴。虽然她喝牛奶像喝药一样艰难，总嫌它味道太冲，但那奶毕竟使她脸色渐渐红润、光泽起来。生活，像一只历尽艰辛的小船，重新扬起曾经扑满风雨的风帆，家中重新亮起那盏橘黄色如同心脏跳动着的灯光。
这几年，我能写几本小书了。那里大都写的是像我母亲一样的普通人。我知道这是为他们、为自己，也为母亲。当街坊或朋友指着新出版书上我的名字和照片高兴地向她夸赞让她辨认时，她会一扬头：“这不是复兴嘛！”然后又说，“写这些行子有什么用，怪费脑子的，一天一天坐在那儿不动地方地写！他身子骨还不抵我呢……”
谁能想到呢？就是这样一个硬朗的身子骨，再没犯过其他什么病的妈妈，竟会突然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呢？
她已经八十六岁，毕竟上年纪了。她不是铁打的金刚，身体内各个零件一天天老化、锈损。我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绝没想到会这样早，这样突然！头一天，她还把自己所有的衣服洗了，连袜子和脚巾都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择好新买的小白菜和一捆大葱，傍晚时站在窗前看着孙子练自行车，待我回家时高兴地告诉我：“小铁学会骑车了，骑得呼呼往前跑……”谁会想到呢，这竟会是她留给我最后的话语。第二天傍晚，她却突然倒在床上，任我再怎么呼喊“妈妈”，却再也答应不了……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清早，我走进她的房间，一眼看见床中间放着四个红香蕉苹果。那是妻子放上的。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放上这红苹果，却知道那床再不会有妈妈睡，再不会传来妈妈的鼾声了。我也知道那苹果是前两天我刚刚买来的，新上市的还挂着绿叶，妈妈还来不及尝上一口。我打开她的柜门，看见里面她的衣服一件件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仿佛她只是出去买菜，只是出一趟远门。她没有给孩子留下一点儿麻烦，哪怕是一件脏衣服、一条脏手绢都没有！在她人生灯盏的油将要耗尽之时，她想的依然是孩子们！孩子们！什么是母亲？这便是母亲！母亲！
而我们呢？我们做儿女的呢？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老人的呢？尤其是如何对待像母亲一样忠厚、善良、从来不会讲话又从不多讲话的人的呢？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己灵魂的审判官。我为此常常内疚，常常想起儿时的种种不懂事，少年时的虚荣、看不起母亲、长大成人后只顾奔自己的前程而把老人孤零零甩在家中，以及自己的自私和种种闪失……我知道，什么事情都会很快过去，很快被人遗忘。即使鲜血也会被岁月冲洗干净不留一丝痕迹，在死亡的废墟上会重新长出青草，开出花朵，而忘记以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也会吗？会忘记陪我度过三十七个年头，为我们尝尽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的母亲吗？不，我永远不会！我会永远记住她老人家的！
我将那些红香蕉苹果供奉在她的遗像前，一直没有动，一直到它们全部烂掉。
我的老家在河北沧县东花园村。三十七年前，妈妈便是从那儿来到北京，来到我们身边，把我们抚养成人，与我们相依为命的。在乡亲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将她的骨灰连同父亲和我亲娘的一并下葬在家乡的祖辈中间。在坟前，我和弟弟跪在那充满黏性的黄土地上，一起将我们俩合写的一本刚刚出版不久的新书《啊，老三届》点燃着。纷飞的纸灰黑蝴蝶一般在坟前缭绕着、缭绕着……
1989年12月2日写毕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