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顺遂时,我们容易忘记自己有多脆弱。然而,提醒无处不在。我们总有可能遭受痛苦:下背突然作痛;胫骨突然骨折;头部出现间歇性疼痛。或者,我们总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比如,你意识到你刚刚用播客的“全部答复”功能透露了一个不该透露的隐私。这些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痛苦,其中一部分还是别人导致的。
最简单的人性理论认为,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避免痛苦。我们会竭力追求快乐和舒适,希望人生顺风顺水。就本质而言,疼痛和痛苦本身就是我们要回避的。日本家居物品整理大师近藤麻理惠之所以变得富有而出名,正是因为她劝告人们扔掉那些不能“激发快乐”的物品。很多人都把她提倡的“断舍离”视为生活箴言。
然而,这一理论是不完备的。在适当的情景和程度下,生理疼痛和情绪痛苦,以及困难、失败和损失,正是我们要寻求的东西。
想想你喜欢哪些消极体验。也许你喜欢观看让你流泪、尖叫、作呕的电影;也许你喜欢听悲伤的歌曲;也许你喜欢戳自己的伤口,喜欢吃辛辣食物,喜欢洗烫得令人发痛的热水澡;也许你喜欢登山,跑马拉松,喜欢在健身房和柔道馆被揍得鼻青脸肿。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人们做不愉快的梦 1 的次数多于做愉快的梦的次数,甚至当我们做白日梦 2 时也是如此,尽管此时我们对自己的思维还有一定掌控力。
本书的部分内容将解释为什么我们能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获得愉悦感。事实上,某些类型的痛苦会在之后带来更强烈的愉悦感,是我们为未来得到更大的奖赏所付出的代价。 痛苦能让我们减少焦虑,甚至能帮助我们超越自我。 选择承受痛苦能帮助我们达成社交目标,能显示我们有多坚强,或者相反,能充当我们的求助信号。诸如恐惧和悲伤之类的消极情绪是戏剧表演和虚构故事的副产品,能为我们带来某些道德上的满足感。在适当的情景下,努力、奋斗和挣扎可以带来由掌控感和心流产生的快乐。
这原本会是整本书的主题——探讨痛苦何以带来快乐,书名也将叫作“痛苦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Suffering),尽管它听起来不够巧妙。然而,当我与朋友和同事交谈,阅读心理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著作时,我开始心生疑虑。适用于解释洗热水澡、听悲伤歌曲和在柔道馆找揍的理论实际上并不具备更普遍的适用性。我们追求的很多消极体验并不能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快乐或积极感受,但我们还是会去寻求,哪怕它们只会带来痛苦,不会带来快乐。
现在,请想象一种不同的自愿受苦。尽管并不想受伤或者战亡,但人们,通常是年轻男子,有时还是会选择上战场。他们希望经受挑战、恐惧和困难的考验,用一个俗语来形容,就是“受到战火的洗礼”。有些人会选择生养小孩,尽管我们知道生养的过程有多么痛苦,甚至知道所有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随着时间推移,生养孩子带给你的压力将比生活中其他任何时期的压力都大(那些还不知道这一事实的家长很快就会明白)。然而,对于这些决定,我们很少后悔。从更普遍的层面来讲,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都涉及痛苦和牺牲。如果可以轻松应对这些经历,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痛苦之于人生的重要性算是老生常谈。它属于很多宗教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在其他问题上有分歧的学者也能就痛苦的价值达成共识。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在多伦多完成的,这座城市曾举办过一场辩论会,一方是加拿大心理学家、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 ,另一方是著名的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他们的辩题是“何谓幸福”。《高等教育纪事报》(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中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这场辩论以及两位辩手,引述了他们的观点,并指出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 3 。显然,他们都认为痛苦很有价值。彼得森曾写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你能承受的最大负担,并承受它。”而齐泽克相信,“唯一令人极度满足的人生就是永恒挣扎的人生”。我认为这些话过于夸张,挣扎真的一定要永恒才算够吗?尽管如此,他们都认可痛苦之于人生的核心价值,就此而言,我与他们是同道中人。
此外,关于痛苦,本书还从其他维度作了一些探讨。它们大都属于我感兴趣而我认为你也会感兴趣的具体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看恐怖电影?为什么有些青少年会自残?为什么施虐和受虐式的性爱会吸引一些人?非自愿受苦,比如,孩子夭折,会让我们更有韧性吗?非自愿受苦会让我们变得更仁爱吗?薪水翻倍会让我们的幸福感增加多少?生养孩子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感受?
本书还为关于人性的一种更宽泛的观点作了辩护。很多人认为,人类天生就是享乐主义者,只追求快乐。我想说服你的是,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对疼痛和痛苦的喜好,我们会发现前述的人性观是错误的。 事实上,我们倾向于追求更深刻、更具超越性的事物。
不过,我没有轻视快乐之意。相反,本书将捍卫这样一种观念:人们的追求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观念有时也被称为“动机多元论”(motivational pluralism) 4 。我的观点与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一致,他曾写道:
就个人而言,良好生活不能归结为任何单一价值。它不完全与美好、正义、幸福有关。多元论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各种相关价值,包括人类福祉、正义、公平、美好、人类的顶级艺术成就、仁慈的品格,以及很多不同类型,有时甚至包括截然相反的幸福。人生何其复杂啊!
最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观点和研究结论能够用于实践。我时常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两本书: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 的《心流》和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两本书都不属于励志书,但每一本都提出了关于人性和人类幸福的观点,让很多人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如何过好这一生。
稍后我将更详细地介绍弗兰克尔,现在我想谈谈《心流》。在我的人生中,我经常发现自己沉迷于追求一个艰难的目标,比如,练习跑马拉松或学习编程。我很少对此反思,直到我读了希斯赞特米哈伊的书,了解到“心流状态”对于幸福和成功的重要性,才第一次意识到,追求艰难的目标很有价值,它的重要性远超我的想象。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让我的生活更多地处于心流状态,这能让我更开心,也更有满足感。
这两本书影响了我和很多人的人生,我希望本书也能做到这一点。我读过很多心理学畅销书,知道接下来作者可能会这么写:现在,我应该告诉你,我们正处于危机中。我们不快乐,过着虚无的人生,抑郁、焦虑、懒惰、毫无自制力,还有自杀倾向。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而你将在书中找到解决之道,这就是你需要立刻阅读本书的原因所在。
这是一些优秀著作的惯常写法。在《心流》中,希斯赞特米哈伊花了很长的篇幅阐述经济繁荣何以让我们的人生失去意义感,而当代人尤甚,生活在人生无意义的痛苦之中。他写道:“真正幸福的人少之又少。” 5 在埃米利·伊斯法哈尼·史密斯(Emily Esfahani Smith)的《活出意义来》( The Power of Meaning )一书中,她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患抑郁症的人数急剧攀升 6 ,随之而来的是,抗抑郁药的服用量也急剧增长,她由此得出结论:“绝望和痛苦不仅在增多,且业已成为流行病。”在《失联》( Lost Connections )一书中,作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引用了相同的数据 7 ,然后写到,他这本书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明显感到抑郁和严重焦虑”。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其最新畅销书《第二座山》( The Second Mountain )的开篇写道:“我们的社会似乎在以密谋的方式抗拒快乐。” 8 他继而说道,“被精神疾病困扰、自杀和缺乏信任等现象激增,令人震惊”。
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相对而言,当今世界是最好的时代。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是这一观点最有影响力的辩护者。在《当下的启蒙》一书 9 中,平克提供了大量数据,表明人类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文明。他研究了数百个案例,证明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食物供给、识字率、教育水平、休闲时间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改善,贫穷、战争、暴力、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在降低。
事实上,抱怨现代社会有弊病与相信现代社会有进步并不矛盾。正如平克审慎强调的,“比前现代社会更好”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是“完美的”。平克没有否认很多人还过着凄惨的生活,只是描述了截至目前的社会演变趋势。事实上,因为气候变化或者战争等原因,当今社会有可能变得比过去糟糕得多。
然而,如果你想在人类历史上选择一个时期来度过自己的一生,最理性的选择也许仍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当你来自地球上最贫穷的地区,或者你是一名女性,或者属于少数族裔时。全球每年有数百万人摆脱极端贫困,这一事实足以让我们倍感鼓舞,但其实很多人并不知晓也不重视这一数据。如果我们的行为举止更友善,那我们所抱怨的现代生活中的困扰就会少很多,比如,抱怨Twitter上的言论过于粗鄙刻薄,抱怨机舱座位过于狭小。
对于那些相对而言过得不错的人来说,当今世界也在进步。我不谈预期寿命的增长或者凶案的减少这类鲜明的案例,我想谈谈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我现在正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可以让我通过互联网读到任何图书,观看任何电影或电视剧,并且它们通常还是免费的。只需很短的时间,我就能听到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过往的喜剧专辑,重读普利策奖得主简·斯迈利(Jane Smiley)的小说,跟着艾利斯·库珀(Alice Cooper)的摇滚乐节拍起舞。我年纪够大,因此还能记得年轻时去国外出差,打电话给家人的话费有多高,而且当时要想远隔重洋见到家人的面孔,简直是天方夜谭。那时的我如果看到几周前的我坐在新西兰的咖啡店里,用手机与我在渥太华的侄儿通视频电话,会有多么惊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没有惊奇感,那只能说明人们很容易对进步习以为常,并且把进步视为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我们可能还是想知道,这些进步是否真能让我们对生活感到满意。不是有一种深刻的洞见,认为幸福感来自内心吗?莎士比亚曾写道:“世间本无善恶,全凭个人想法而定。”诚然,我们能在富足的社会里过得痛苦,也能在恶劣的环境下心生快乐。
是的,本书将就这一问题做诸多探讨。不过,尽管这属于太过明显的事实,以至于少有人谈及,但我们还是得承认,如果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健康状态,那么过上良好生活要容易得多。如果你的孩子即将饿死,或者由于疾病得不到医治,你正处于痛苦之中,你就很难对生活感到开心和满意。因此,生活境况的改善不会对我们的幸福产生影响,这种看法着实奇怪。
事实上,平克强调,至少就近代史而言,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幸福指数是呈上升趋势的 10 。多个国家的多项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倾向于认为最近一段时期的幸福感更强;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过得很快乐。让我们用数据说话: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发现,全球受访者中有86%的人 11 认为自己过得“相当快乐”或者“非常快乐”。当专家们坚称人类社会充满了痛苦时,他们在无意中道出了有关幸福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 12 :人们低估了他人的幸福程度,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才是那个例外的幸运儿。
当然,这种运气并不是均衡分布的。有些国家的民众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幸福 13 。现在,你也许会对幸福感的衡量方式持怀疑态度。别担心,我们很快将谈到“幸福”这个词的语义模糊性,即该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变得困难。不过,语义的差异并不影响比较结果。像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之类的研究会直接询问人们的幸福感,另外一些研究项目则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比如,后者让人们为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打分,0分代表最糟糕的生活,10分代表最好的生活。
无论用哪种方法衡量,最幸福的国家总是你能猜到的那些,比如,北欧的芬兰、丹麦、瑞典等国,以及瑞士、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很高,预期寿命很长,人们能得到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众还认为他们的自由、信任和友善程度很高。
这种国家间的对比让我们知晓了关于实现人类繁荣之最佳条件的一些趣事。正如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及其同事 14 指出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有值得炫耀的主张。诸如累进税制和打造高福利国家等自由主义政策是预测民众幸福指数的指标,而保守主义者强调的诸如经济竞争程度之类的政策也是预测民众幸福指数的指标。其他研究显示,在个人层面,诸如宗教、婚姻、稳定的家庭等传统追求也是预测幸福指数的指标。不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生养孩子能否提高幸福指数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这些研究成果还表明,幸福感不是恒定不变的。尽管基因会影响你的幸福感,但你可以通过选择改变居住地来改变你的幸福指数。现在的生活让你很痛苦吗?打包行李,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吧!想让自己的人生体验更多的痛苦?好吧,还有很多幸福指数很低的国家欢迎你前往。你也许会反驳说,实际上并非住在哪个国家影响了一个人的幸福感,比如,瑞典人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瑞典人的基因或者瑞典人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感到幸福,如果你让他们搬到安哥拉或者古巴这两个地球上经济状况相对更不如人意的国家,他们照样能过得开心。但一些研究显示,尽管你出生的国家的确对你的幸福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一个国家的移民和土生土长的居民 15 的幸福指数是差不多的。因此,情况的确如此,你居住在哪个国家真的会影响你的幸福感。
如果你的生活过得还不错,除非出于智识上的好奇,否则你为什么要关心过上良好生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好吧,也许你是一个美国人。如果有人想找到一个处于幸福感危机中的国家作为案例,那美国就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富有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幸福指数总体排名较高(最新的《世界幸福指数报告》显示,美国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18),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排名并不理想。
不仅如此,美国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虽然有些观点仍有争议 16 ,比如,虽然尚不清楚美国是否真的存在流行性孤独症(loneliness epidemic),但有些数据显然能说明一些问题。全球的自杀率已大幅下滑 17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下滑了38%,然而美国的趋势则相反,自杀率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30% 18 。布鲁克斯把这种现象形容为“令人毛骨悚然”,并注意到阿片类药物的滥用也在促进“慢性自杀” 19 。他指出,过去几年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已经缩短,这对一个富裕国家而言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他注意到,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915—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1918年的大流感期间,后者导致了50多万美国人死亡。
布鲁克斯和其他人认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社会出现了意义危机,它与宗教信仰的衰落、整体意义感的丧失和亲密社区的瓦解有关。约翰·哈里在描述这一危机时说,我们“用社交平台上的朋友取代了邻居 20 ,用视频游戏取代了有意义的工作,用社交媒体上的状态更新取代了现实世界中的状态交流”。
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部落》( Tribe )一书 21 中,塞巴斯蒂安·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描绘了18世纪末美国的社会境况,当时有两种文明在同一块土地上争斗。他说,那时“工厂正在芝加哥修建,贫民窟正在纽约扎根,而印第安人则在几千公里之外用长矛和战斧抗争”。在这一冲突的过程中,有些殖民者会被绑架,其中以妇女和小孩居多。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生活极度贫困,远离家人和朋友,很多被绑架者竟然会喜欢自己的新生活。她们会嫁给绑架者,成为他们的家人,有时还会与他们并肩作战,甚至会躲避前来拯救她们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她们会被用来交换战俘,在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后,她们通常会逃走,试图重返印第安人部落。
然而,相比殖民者,印第安人就不会做出同样的行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3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惊叹道:“当一个印第安小孩由我们养大,他会学会我们的语言,习惯我们的礼俗,但如果他回去看望亲戚,与印第安人闲聊,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荣格尔问到,印第安人身上的哪些品格是看上去更文明的欧洲人所缺乏的呢?他自己的答案是,被俘的殖民者第一次品尝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滋味,那是一种有意义、有目的和有归属感的生活。
我们已经看到,理性之人担心他们的人生缺乏意义。当然,也有一些不那么理性的人会关心意义问题。在“炸弹客宣言”(The Unabomber Manifesto)中,美国“炸弹客”西奥多·卡钦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区分了三类目标:有些目标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就能实现,有些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些不管付出多大努力都无法实现。卡钦斯基抱怨道,第二类目标已经不复存在。其论点简而言之,正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所概括的 22 :“你能做到的事情,小孩也能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爱因斯坦也做不到。”卡钦斯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摧毁人类社会的所有技术,从头再来。
蒂尔进而指出,这种悲观主义不能就容易认知和无法认知的事物提供任何洞见。他还注意到,这种态度有时并非以暴力,而是以懒散的方式体现。他以“潮人”运动(the hipster movement)为例指出:“仿古摄影、八字胡和黑胶唱片机都会让人怀念往昔时光,那时人们仍对未来满怀乐观。如果每件值得一做的事情都有人做过了,那你可能也会假装对取得世俗的成就感到厌倦,然后选择成为一名咖啡师。”
相比过去,现代社会是否遭遇了严重的意义或目的危机,对此我持不可知论。不过,我的确知道,很多人的生活失去了某些东西;我也知道,尽管有意义的生活同样伴随着痛苦、困难和挣扎,但它仍是我们人生疾苦的解药。著名社会活动家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 在Twitter上发表的如下帖子,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一个人找到人生意义后的反应:
在我组织学校罢课之前,我整天无精打采,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谈。我只是独坐家中,饮食无度。而这一切如今都过去了,因为我在这个对很多人而言有时显得浅薄和虚无的世界中找到了人生意义 23 。
弗兰克尔得出了与桑伯格相似的结论 24 。20世纪30年代,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做一名精神科医生,研究过抑郁症和自杀行为。在此期间,纳粹崛起,于1938年占领了奥地利。由于不愿抛弃他的患者和年迈的父母,弗兰克尔选择留了下来。他是数百万犹太人中为数不多的能在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活下来的幸存者之一。作为一名学者,弗兰克尔将他的狱友作为研究对象,想搞清楚是哪些因素使得有些人能保持乐观态度,而有些人则无法忍受痛苦,甚至失去活下去的动力,选择自杀。
弗兰克尔得出的结论与人生的意义感有关。 最有可能存活下来的人往往有更大的人生使命,有某种目标、计划或人际关系,有某种活下去的理由。 正如他后来写的(改写自尼采的名言):“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几乎任何痛苦。”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弗兰克尔对心理健康很感兴趣,他一离开集中营就发展出一套“意义疗法”。然而,他对人生意义的强调并不仅仅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人生意义能够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或心理韧性。
事实上,他相信,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他很清楚快乐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凭着理性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eudaemonia)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字面意思是“良好精神”,但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意指“繁荣”,而这种幸福才是弗兰克尔所看重的。
战争结束后,40岁的弗兰克尔得以走出集中营,那时他已经一无所有。他的妻子、母亲和兄弟被纳粹杀害,他需要重建自己的人生。他又当起了精神科医生,娶妻生子,然后有了孙子。
弗兰克尔的写作始于那本经典的大屠杀叙事作品《活出生命的意义》 25 。他在92岁去世之前刚写完最后一本书。他度过了丰富的一生,充满意义和快乐。
我要在这里澄清我的立场。我并不是说,处于痛苦中的人们需要更多痛苦。告诉一个濒临自杀的人,他的生活需要更多痛苦,这么做即便不是极为荒谬的,也是极为残忍的。
事实上,对于某些类型的痛苦,我比很多人都更加警惕。我们将在本书后文看到,有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生活中的糟糕体验实际上会让你受益。这些研究人员谈到,人们经历创伤后会得到成长,友善和利他之心会变得更强,人生会更有意义感。我不认同这些结论。非自愿受苦是可怕的,能避开就应该避开。
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呢?本书将捍卫三种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包括疼痛、恐惧和悲伤在内的某些类型的自愿受苦能够成为快乐之源。第二,良好的生活绝不仅指快乐的生活,它还包括对道德良善和意义的追求。第三,有些类型的痛苦,比如,抗争和克服困难导致的痛苦,是实现更高目标、度过完满人生所必须经历的。
我将以下述自白为本书序言作结。在深入研究本书主题之前,我已经了解了人们经常谈论的幸福观,对此我的看法并不积极,而且充满不屑。我认为很多关于幸福的研究都是肤浅的,其中有很多未经证实的结论和糟糕的哲学思辨,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伪科学。
与很多人一样,我之所以形成这种消极态度,部分原因要归于我受到了TED演讲和励志书籍的影响。这是一种扭曲效应。如果你想登上舞台,不被观众轰走,如果你想赚取金钱和赢得名声,那你最好能为人生问题提供答案,无论这些答案是否有科学依据。我不想夸大其词,但我得说,每个领域都既有最诚实的广受欢迎的专家,也有强行兜售私货的骗子,而在幸福研究领域,骗子尤其多。
几年前,我受邀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在佛罗里达举办的一场全是富豪出席的小型会议。那天晚宴结束后,会议刚开始,主持人就请出了一位让人感到意外的演讲嘉宾。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商人,但他很有名气,当我们听到他的名字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不想透露他的名字,我只想说,他是当今最有名的励志演讲家之一。我知道他很有声望,于是很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正如主持人对他的褒奖,他的演讲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只不过不是现场听众所想象的那样。他满脸是汗,向我们介绍了从心理学实验中得出的一些可以改变人生的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结论是错误的,早就不足为信。他从HBO电视网 的特别栏目中选取了一些喜剧片段,把它们归为自己的原创作品。他的演讲内容充满矛盾,一会儿告诫我们要充满无限的爱,一会儿又让我们与他一起仿照戏剧家戴维·马梅特(David Mamet)的样子进行互动,具体的做法是让我们向坐在身旁的人喊道:“我拥有你!”我试图让自己认真参与其中,但我旁边是一位历史学家,当我朝她喊出这句话时,她忍不住笑个不停。
关于幸福和良好生活,我们所听到的大多数观点都不足信。不过,我现在认为我早期的看法过于苛刻,从根本上讲也是错误的。我不再认为我花一个长周末的时间就能完全吸收这个领域里的所有知识。研究幸福科学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自称“积极心理学家”,另一类是决不肯让自己与“积极心理学家”产生半点关系的学者。这一领域有很多经过精心设计的实证研究和深刻的理论成果。对我产生影响的学者包括(只是部分名单):希斯赞特米哈伊、戴维·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爱德华·迪纳、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以及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 。本书还受到埃米利·伊斯法哈尼·史密斯和布罗克·巴斯蒂安(Brock Bastian)的杰作 26 的影响,两者探讨了类似的主题,前者的重心在于人生意义,后者的重心在于疼痛和痛苦。 [1]
然而,本书不只是对他人观点和研究成果的概述。我将要探讨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涉及我们何以从痛苦中获得快乐,以及痛苦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意义。因此,本书会探讨不寻常的研究方向。书中有些观点和我给出的论证均基于坚实的科学研究,有些则是猜测性的,至于具体属于哪种情况,我会一一讲清楚。
此外,正如美国小说家沃克·珀西(Walker Percy)所说:“虚构故事不会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它会告诉我们一些我们知道却又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有时,这句话也适用于心理学。我将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
[1] 我得补充一句,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学术领域,在本书出版之时,任何以往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过时之处。如果想要跟进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强烈推荐收听由我的朋友和同事劳里·桑托斯(Laurie Santos)主持的播客节目《幸福实验室》( The Happiness 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