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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身处中国的商业实践，中国商学院也同样经历了快速成长。如何建设世界级的商学院？作为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学术机构，当下的中国商学院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必须扎根中国。所谓扎根中国，不是道听途说，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舶来主义，而是深入中国的经济管理实践，发现问题，提出想法，建言献策，进而升华凝练为具有实践基础的经济管理理论。这是商学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破局之道，更是学术机构的社会责任。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商学院在深入实践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不仅商学院，高校的一些科研也存在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通病。对商学院来说，行业研究很有可能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破题之举。行业研究可以改变我们对“科研”的认识，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加之2019年国家相继出台了许多导向性政策，高校“破五唯”的导向让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行行业研究。
中国的大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商学院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成功的经验都是基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观学术机构对行业乃至经济发展的反哺，除了文献的发表以外，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
大学这一学术机构，除了育人以外，还承担了科研任务。大学里的科研分为两类：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和实践研究方面的建树。
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而后者往往为前者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但从商学院的发展来看，两者缺乏关联，导致两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便在商学院内部，要就科研深入服务实践的理念达成共识也并非畅通无阻。
很久以前，商学院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是“企业蹲点”，在企业里蹲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变成企业的一员，睁大眼睛、开动脑筋，把积累的大量素材带回学校，再进行总结提升。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在通用汽车蹲点两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学理论。
遗憾的是，这样的优良传统目前已经荡然无存，在全球商学院皆是如此。我们大多数管理学院的教师们已经习惯于坐在书桌前读论文，看资料。
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另一个困境。长期受困于学术评价的枷锁，商学院的教师已形成一种“自觉”——从理论到理论。商学院的每一位教师都已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耕耘多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有了很深的造诣，但是，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使得他们在做行业研究的时候，只见熟悉的树木，而看不见森林。
现实问题通常比较复杂，并非单纯对应某个研究领域，在传统的思维习惯下，我们很容易错过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种错过不仅仅是远离了学术对实践的指导，还会使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越走越偏。这在学术上被称为“成功的诅咒”（the victim of own success）。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在研究工作中经常发生。这也是为何我们有些学生毕业后走上重要的管理岗位，还经常感慨不得不把很多所学的知识忘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行业中的根本问题。
同时，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大学教师早已习惯单打独斗，尊奉个人英雄主义。这在学术领域是常见的，甚至是被鼓励的，比如，独立作者的论文通常在评估体系中可以加分。但当下这个时代，管理学研究不可能仍然是单一学科，或者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更不可能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完成。
管理学研究需要的是跨学科。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管理学研究牵涉到的学科领域包罗万象。这些不同的领域会有完全不同的问题，需要的研究背景也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的教师不能走出跨学科、跨领域合作这一步，自然就会成为井底之蛙，而自己却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
正是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在2018年开始推行行业研究。行业研究本身的实践意义不用多言，而且行业研究同样有其复杂性，没有一个行业是针对某一个领域的，即便是集成电路这样专业性极强的行业，要研究透彻，也牵涉到材料、器件、微电子、供应链、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这样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教师走出单一的学科，也走出校园。
很多人认为，大学里的老师应该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说对也不对。鼓励教师研究的兴趣驱动，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固然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小到一个人，大到学术机构，其发展往往大概率会受制于环境，同时人也会对环境起反哺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写过一本书——《美国真相》，其中提到，西方国家太注重市场的作用，总认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但实际上，这只无形的手总是失灵。这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提出，也许这只无形的手根本就不存在。同样，商学院的发展，乃至大学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是并非完全遵循某个规律，老师们的研究必须基于兴趣，也必须要有一些自上而下的导向，尤其是商学院，更需要通过组织行为，将“指导实践”的导向渗透到科研、教学之中。
为了破除“成功的诅咒”，我们用“纵横交错，知行合一”来鼓励老师横向进行学科交叉，纵向与行业和产业链直接形成密切的融合。希望老师能够带着自己的理论积累和头脑出去看看业界，用更长的时间去钻研一个行业，并且形成一些管理理论。
说实话，要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并不容易。刚开始也有反对的声音，很多人都会问：现在的行业研究那么多，商学院的行业研究有什么不一样？
商学院的行业研究不只是为了投资。不论是投行或者咨询公司都有行业研究，甚至近年来出现了企业自设研究院的热潮，但是，象牙塔中的行业研究应该更“超脱”一些，也更“综合”一些。仅以养老行业研究为例，在这个行业研究团队中，有研究养老产业的专家，有医学院的专业人士，有负责制定公共卫生领域政策的学者，甚至还有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因为这与养老的智能装备有关系。商学院的行业研究扎根大学，注重跨界交流，需要的是多方面的理论基础。
推动老师们走出去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评价机制。
虽然我们鼓励老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但是职称晋升、项目审批乃至学科评估，仍然需要考虑学术成果。为此，我们鼓励一些已经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老师率先走出去，因为他们受到各项评估指标的束缚相对比较小，理论积累相对也更深厚。如果他们能够走出去深入行业研究，对年轻人也能起到更多的引导作用。
虽然说服老师们走出去并不容易，但是老师们真的愿意走出去后，如何做好行业研究同样不容易。
大家已经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读文献。如果暂时没有制度保障的话，那学院和学校就要充分调动资源，为老师走出去参与行业研究提供保障。目前，我们的校友成为行业研究的丰富资源和支持力量，更有校友企业听说我们在做行业研究时，第一时间加入，在多次参与行业研究活动后，毫不犹豫地捐赠千万元。
对于学校老师而言，原先成果能够发表就是成功，而现在对国家贡献度的考核也被纳入评估体系。但是对于学院来说，晋升的评价体系仍然很难快速改变，而这也取决于行业研究是否会产生具有显示度的成果。但是这绝非短期就能实现，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
幸运的是，目前我们不仅得到了行业众多企业的认可，同时在2019年开始逐渐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些真正的咨政参考。
要参透一个行业的奥秘需要多少时间？可能1年，可能2年，而很多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我看来，推动行业研究与当下中国商学院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需要耐心等待，才能真正收获有价值、有分量的咨政报告。
推动行业研究，收获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并且使得实践和理论结合成为一种习惯，同样需要多方共同的支持。
事实上，在过去很长时间，研究界、产业界和相关部门的急功近利也助推了商科教授研究发展的“脱轨”。虽说经管学科是与现实联系最密切的专业，经管学科的教授不能真正地坐冷板凳，必须走到实践中去，但是经管专业的教师们也不是万金油，不能对一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就发表各种所谓的“洞见”，这是不合适的。这样的行业研究或者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的报告，带来的危害更直接，因为那样形成的只可能是充满误导的报告。
2019年是开展行业研究工作的元年。老师们响应热烈，80多位老师在以学科为主线的横向研究的基础上，组成了25支以行业为主线的纵向研究团队。行业研究论坛第一期只有业界专家上台演讲，发展到现在，我们有不少老师能与业界专家深度交流。2020年团队扩展到30多个，覆盖金融、大健康、在线新经济、人工智能、零售、智能网联汽车等重要领域。同时，为了更好地给各行各业输送最为鲜活的行业智慧，聚焦金融科技、创新创业、汽车这3个领域的行业社群试点班于2019年启动，近50个名额有1 000多人报名。目前，已有一些理论上的突破正在酝酿之中。
作者： 陈方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来源： 《文汇报》，2020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