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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杨璟曾上书，请求对边疆地区用兵：“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
朱元璋此时忙于对付北元，营造新的朝贡秩序，对用兵异域，兴趣不大。
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表达了他对对外用兵的看法：“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朱元璋举隋炀帝征讨流求（今中国台湾）为例，虽兴兵攻其国，俘虏男女，但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得虚名。朱元璋认为：“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在朱元璋看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世为中原之大患，不可不加以征讨；至于其他蛮夷小国，并非大患，无须征讨。
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为免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特意列出不征之国：“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正南偏东大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小琉球国（今中国台湾）；西南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哇国、湓亨国（即彭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佛齐国、渤泥国。”不过朱元璋特意指出，西北胡戎（游牧部落）与中国边境相连，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刻警戒。
不征，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乃是不争。在稳定的朝贡秩序之下，各国以明廷为中心，通过朝贡秩序来交往，明廷不征、彼此不争，如此天下太平，各国也就可以千秋万代，保持原样。一旦各国相争，为了富强，为了赋税，就不得不推动政治变革，保护商业与私有产权，这其中带来的无数变动，是只想建设一个大农村国家的朱元璋所不敢想象的。朱元璋拍了拍心口，大袖一挥，对天下昭告：“不征！”
此后“不征”成为大明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这也是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抉择。开国帝王经过一番厮杀胜出，手握雄兵，虽有开拓之心，但要与民休息，无暇去征服四夷。而后世的帝王，经过积蓄国力之后，心中豪情万丈，大动兵戈。史上如汉武帝、隋炀帝，都是如此。
对朱元璋而言，周边各国，如日本、朝鲜、安南等，不是华夏大患，草原民族方是心腹大患。日本此时已与大明王朝断绝往来，“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但在列举不征之国时，朱元璋还是将日本列入。
列出不征之国，表明作为“天下共主”的大明，与他国在疆域上有了明晰划分，而非往日意义上模糊的“天下”概念。在高丽征伐耽罗（今日本济州岛）一事上，朱元璋即表示，此乃高丽自身事务，由其自行处理，明廷不会介入。在大明与高丽两国的边界线上，也加以划分，并不追求扩张。
“中国外夷，若互有道”，则双方可以和平来往，进行朝贡贸易。在与各朝贡国往来之中，“道”的衡量标准是“事大以诚”。洪武六年（1373）十月，高丽国王遣使贡马，途中马亡，乃以私马冒充。这本是小事，但朱元璋以不诚为名却贡。再如明廷遣安南的使者归国后，认为安南行为不诚，为此下令却贡。朱元璋告诫：“其彼中动以侮诈为先，非以小事大之诚，乃生事之国，不可数令人往来。”
对各朝贡国，大明王朝奉行厚往薄来，态度宽容，但在涉及篡夺王位时，对新的君王，则持冷淡态度。在朱元璋看来，权力体系的传承，有着内在的合法秩序，通过暴力杀戮争夺来的权力，得位不正，违背天意，乃是奸邪，虽大明不愿兴兵讨伐，但不可与之交往。
明廷定制，各国多为三年一贡，唯高丽仍可每年一贡。
之所以给高丽每年一贡，而他国三年一贡，日本则十年一贡，其中有着诸多考虑。有元一代，高丽王朝与元朝关系紧密，双方彼此通婚，元顺帝的皇后奇氏乃是高丽人。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为了防止高丽与北元结盟，朱元璋遣使高丽。拉拢高丽，除了使其远离北元，还有共同对付海上倭寇的考虑。在明初，倭寇出没海上，乃是大明之患。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使告诫高丽国王：“倭奴出入海岛十有余年，王之虚实，岂不周知，皆不可不虑也。”
洪武七年（1374），为了对付倭寇，高丽遣使，向大明购买火药。朱元璋当即批准，还很兴奋地说：“高丽来买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欢喜。”
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在洪武朝起伏不定。是交好明廷还是结盟北元，高丽自身也是矛盾重重。洪武二年（1369）四月，高丽废除元顺帝“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始行洪武年号，交出前元所赐金印。此期间，高丽在北元与大明之间，左右摇摆，朱元璋对此洞若观火，只能加以安抚，而朝贡则是维持双方关系的重要一环。
洪武二十一年（1388）初夏，高丽国王王禑亲近北元，停用洪武年号，改穿胡服。五月，高丽左右军渡过鸭绿江，屯兵威化岛，前锋部队进入辽东。高丽军队行军途中，遭遇暴雨，苦不堪言，军中怨意沸腾，国王王禑却执意进军。李成桂乘机回师，发动兵变，逼王禑退位。李成桂执掌大权之后，捧出傀儡，并遣使至明廷请封。照理说，李成桂废掉亲北元的王禑，明廷当加以招徕才是，可朱元璋不为所动，不允所请。此后李成桂频繁废立国王，又向朱元璋请求册封。朱元璋依然不为所动，不予册封。李成桂再三遣使，表达自己的诚意。
李成桂表现出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朱元璋，遂决定不再纠缠篡位之举，承认既成事实。“其三韩臣民，既尊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朱元璋还表示：“（李成桂）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请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
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自立为王，建立李氏王朝，改称朝鲜。李氏立国后，坚持“事大以诚”，即对大国应尊重名分，不得僭越。对明廷，朝鲜主动承认大明正统地位，接受册封。明太子朱标去世后，李成桂率群臣服皇太子丧，停乐十三日，禁屠三日，停嫁娶一月，停大小祀十三日。
高丽之外，明廷与日本的关系，则是元代与日本关系的延续，更因倭寇问题而复杂。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均告失败，此后双方断绝往来，贸易终止。原本日本对中国，一直是持仰视态度的，是持崇拜心理的。在日本两次击溃元军之后，其心理为之一变，开始轻视大陆国家，乃至也轻视中国。至元末，元廷势力衰弱，日本浪人、商人结合，寇掠中国、朝鲜沿海，横行无忌。至方国珍投明之后，其余部散入大海，与倭寇联合，成为明廷大患。
元至元二年（1336），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创立室町幕府（北朝），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南朝，日本进入双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代”。朱元璋登基称帝后，遣使至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四国，颁发诏书，宣示正统。但明廷诏书词语傲慢，日本九州的怀良亲王拒绝与明廷交往。
洪武二年（1369），倭寇进犯山东。为此朱元璋再次遣使前往日本，责令日本控制亡命之徒入寇。不想怀良亲王因为明廷国书之中有“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
这样的威吓字语，当即大怒，扣留使者杨载、吴文华二人，杀死其他五人。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再次遣使日本，送还被捕获的日本海盗及参与海盗集团的日本僧侣，加以安抚。后又在宁波、泉州、广州设三市舶司，其中宁波市舶司即为对日贸易而备。虽然洪武四年（1371）倭寇劫掠温州，但在洪武五年（1372），日本怀良亲王归还所掠中国沿海男女七十八人，稍微缓和了关系。虽然双方上层关系有所缓和，但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日本，怀良亲王只是南朝亲王，各地领主并不受其约束，倭寇劫掠如故。
明初很长一段时间，朱元璋对于日本一直保持克制态度，希望日本能自行铲除倭寇之患，双方进行贸易。但日本内乱频频，倭寇不断来华骚扰。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日本怀良亲王遣使来贡，为倭寇之事辩解，并驳斥了明廷的天下中心说：“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朱元璋大怒，致书日本国王，指责日本：“但知环海为险，限山为固，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
对掌握实权的日本怀良亲王，朱元璋发出威胁，一旦大明出动军队，固可灭矣。对于朱元璋的怒火，日本怀良亲王不以为然，再次回书辩解。明廷之中，一度有调水师远征日本之议。朱元璋汲取元代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教训，并不想对日本用兵，将怒火硬给压下。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下令，断绝日本来华朝贡。此后，与日本私通，又成为朱元璋打击胡惟庸的一条罪状。虽然明初朱元璋一度下令，迁徙沿海居民，施行海禁，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面锁国，只是因为军事上的需要方才实施。自与日本交往失败后，朱元璋下令严格执行海禁，限制出海贸易，这对后世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