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张闻天夫人刘英

没有搽乌发膏，没有用染发剂，86岁的她奇迹般没有一根白发。1991年7月3日，我在北京采访张闻天夫人刘英，她思维的敏捷更令我惊讶。

坐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只见壁上挂着陈云手书的鲁迅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回忆张闻天书赠刘英 陈云时年八十一

刘英的资历颇深，只消列举一件事便可说明：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的秘书长最初是邓颖超。邓大姐肺病日重，由邓小平接替了她。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往前方工作，接替邓小平的则是刘英。

跟刘英谈了一两句话，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因为至今她仍乡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长沙。其实她不姓刘，而是姓郑，单名杰。她从湖南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叫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英雄豪杰”嘛！从此，刘英这名字叫惯了，以至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刘英”。早年在党内，知道她本名郑杰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当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二是她进入中央苏区时的接头人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郑杰，可是改不过来了。此外，她留学苏联时，还用过一个俄文名字，叫“尤尔克娜”。

采访刘英，气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记忆力是惊人的，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而她又健谈，富有幽默感。第一回采访没有谈完，7月11日我便再度采访她。

她不仅思维、谈吐富有条理，所收集的资料也井井有条。说到什么事，她会随手去取出一本书，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次，说到某某人，她建议我去采访。她拿出自己编写的通讯录，上面的人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电话号码……

细细听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去到那血与火的年代，在隆隆炮声之中，却轻轻地奏响着一支爱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中央红军——正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艰难地前进着，个子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裹着绑腿，也走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里。忽地，通讯员奔来，递给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队报到。”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队，也就是党中央机关所在的队伍，是“铁流”的核心。刘英奉命赶到中央队，李富春告诉她，中央队的秘书长原是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邓小平调往前线，组织上决定由她担任中央秘书长。

“这工作我干不了。”刘英说道，“我的工作能力，比小平同志差多了。”

“你怎么客气起来了呢？”李富春笑了起来，然后话里有话地说道，“反正有人帮助你嘛！”

刘英不明白这“有人”指的是谁，因无法推辞，也就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中央队。

她在中央队遇见了毛泽东，他用神秘的口吻问她道：“刘英，你知道谁把你调到中央队来的？”

“富春同志呀！”刘英答道。

“点子是鄙人出的！”毛泽东大笑道，“把你调来，可以让小平上前线，那里正需要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公私兼顾’——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找洛甫！”

这下子，刘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脸颊像火烧一般。毛泽东所说的“洛甫”，也就是张闻天。那时，刘英常常到中央队找张闻天，毛泽东已经敏锐地发觉他俩之间“有意思”，于是也就当“促进派”，干脆把刘英调到中央队里来。

毛泽东跟刘英很熟。她是湖南长沙人，跟毛泽东算是大同乡。她在湖南女子师范上学时，好几位老师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是毛泽东的同学。这样，刘英跟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刘英告诉我，在江西南部于都河畔，有一座小县城叫于都。1934年9月下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到于都检查工作，住在于都北门小巷深处一幢灰砖房子里，那儿当时是赣南省苏维埃的所在地。灰砖房朝南，三间，毛泽东住左厢房。当时在于都县委工作的刘英，每天要向毛泽东汇报“扩红”（扩大红军）的数字。她记得，那阵子正是毛泽东人生最困难的时刻，他受到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排斥，加上又得了疟疾。有一回，毛泽东发高烧，达到40摄氏度。张闻天接到于都县委打来的电话，急急从瑞金派出大夫傅连暲赶往于都。傅连暲骑着骡子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于都，马上给毛泽东打针……

毛泽东愿为刘英当“月下老人”，是因为他跟张闻天有着不寻常的友情。

张闻天是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早在1919年底，张闻天就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翌年初，毛泽东也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他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刊物《少年中国》上读到彼此的消息。

此后，张闻天先是留日，接着留美，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杨尚昆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用他的话来说，他最初跟毛泽东关系“平常”，甚至“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主持，张闻天和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那时的张闻天也“左”，瞧不起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过如他所言：“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博古极力排斥毛泽东。本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相当于总理）都是毛泽东，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图架空毛泽东。

然而，由于同在政府部门工作，张闻天跟毛泽东的接触日益频繁，他开始了解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老朋友”博古恼怒了，把张闻天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

当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这时，博古和李德推行的一套“左”倾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眼看中央苏区都快保不住了，不得不准备“西征”（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郊区白云山的一座古寺里，两个人朝夕相处，思想越发接近。如张闻天所回忆：“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那时，刘英就去白云山古寺看望过张闻天。自然，毛泽东注意到了刘英的“动向”。

张闻天曾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紧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会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共同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博古从党内负总责的职务上退下来。众望所归，大家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却说，还是请洛甫负总责。这样，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笑称他是一位“明君”。

政治上的密切合作，使毛泽东、张闻天的友谊甚笃。于是，毛泽东也就当起“月老”来。长征途中，毛泽东把刘英调到中央队来，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日渐了解，两人关系迅速亲密。

有一天，毛泽东遇见刘英，故意问道：“刘英，中央队有那么多男子汉，你看中哪一个呀？”

刘英不响。毛泽东笑道：“洛甫不错嘛！”

刘英依然不作声。毛泽东道：“你默认啦！”

刘英咯咯笑了。毛泽东问：“你既然看中了洛甫，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

刘英连忙声明：“我暂时不准备结婚。”

毛泽东问：“为什么？还要‘考验’一番？”

刘英这才说出原因：“一结婚，就会生孩子。我看许多女同志怀孕了，在长征中行动很不方便，所以暂时不想结婚。”

毛泽东一听，点头道：“小刘英，你很有头脑。等以后你决定和洛甫结婚时告诉我，我替你宣布！”

红军经过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这时，刘英才和张闻天决定结婚。

毛泽东得知喜讯，要张闻天和刘英“请客”。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当年，‘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的洛甫，既爱江山又爱美人！”他的话，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他所说的“李三郎”便是唐明皇。

据刘英回忆，她早在苏联莫斯科留学时便认得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老师，在她的学校讲过课。不过，张闻天并未注意到这个娇小的湖南姑娘。

后来，她在中央苏区遇见张闻天，说起当年在莫斯科曾是他的学生，彼此间觉得很亲切，于是，就有了些来往。她去瑞金白云山看望张闻天，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过，当时只是同志间的交往。

自从长征时毛泽东把她调到中央队，她跟张闻天朝夕相见，开始对张闻天有了真切的了解。张闻天沉默寡言，学者风度，擅长思索，讲话不快、不多，但颇深刻。虽然遵义会议后他成为党的总负责人，却很容易接近。他年长刘英5岁，像大哥哥一般照料刘英。他为人正派、正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喜欢读书、写作，钻研马列主义理论。他富有才华，24岁时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旅途》，还写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他懂英文、俄文、日文，为人谦逊，作风民主。他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茶。在毛泽东的“促进”之下，刘英爱上了文文雅雅的“书生”张闻天。这一爱，情深意切，彼此相爱了一生。

张闻天自从遵义会议后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达八年之久。如毛泽东所言：“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那一时期，实际上是毛泽东领导工作。1943年3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此后，在中共七大，张闻天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直至1955年初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共八大，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遭到批判、撤职，从此跌入逆境。

然而，历史却证明了张闻天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他做对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支持彭德怀，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他又做对了！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诬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而这“俱乐部”据云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张闻天面对这种无端指责不屑一顾，他对刘英说：“哼，说我是‘文化俱乐部’成员倒还差不多！”

从此，张闻天失去种种官职，成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特约研究员”。

刘英说，张闻天是一位“书生”，书卷气十足。他的可贵，在于坚持真理而不动摇。不论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还是作为普通一兵，他都以坚持真理为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

张闻天的爱好是打网球、下围棋。他在家里下围棋，对手是刘英。他也喜欢跟陈毅下围棋。平日他爱吃青菜和鱼，不吃辣，而刘英嗜辣。

他喜欢音乐。担任驻苏大使时，凡是有音乐会，他总是尽量去。对莎士比亚戏剧他也有浓厚兴趣。

他也喜欢散步。特别是在晚年，身处逆境，他每天坚持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

他把自己的思索不断写入笔记本。晚年，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笔记。这些笔记，如今已成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他在笔记中仍坚持对“左”的批判，难能可贵。

刘英说，张闻天性格文静，从不急躁。毛泽东讲话，幽默生动，而张闻天讲话，哲理性强，条理清楚，但不太生动。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常常开玩笑，而张闻天讲话总是很正经。

张闻天作报告，一般事先拟个提纲。他写东西，写得很快，一般先打草稿，然后左改右改，很认真，遣词造句很考究。

虽说张闻天是位“书生”，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他的品格。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煽动红卫兵抓“叛徒”，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们要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打成“叛徒”，并且追究责任，说成是刘少奇搞的，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张闻天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负总责，此事经他批准，该由他负责任。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刻，仍挺身保护战友刘少奇及那61人，是很可贵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英和张闻天一起受尽折磨。

从1969年5月16日起，张闻天和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据刘英回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即便如此，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张闻天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这样当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不太重又好拖，她不会因拖把不干净而拖不净地板遭看守的斥骂。刘英呢，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干净。如此这般，他们被囚禁523天，夫妇俩“人不见面心相见”。

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他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流放生活。张闻天被迫改名为“张普”——那是张闻天自己取的，意即“普通劳动者”。

经受长期折磨，张闻天已病魔缠身。经再三请求，夫妇俩总算获准回到无锡“闲居”。到了无锡，已是1975年8月。

年逾古稀的张闻天已是垂暮之人，冠心病、肺气肿、心绞痛，一齐向他袭来。他自知不起，在1976年4月下旬向刘英嘱咐道：“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要妻子当场写下了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刘”。

这年7月1日，是刘英永远难忘的日子。早上，张闻天听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的“七一”社论广播后，对刘英说：“很失望，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那时，姚文元把持着宣传大权，讲来讲去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

他喝了几口米汤。

下午5时许，张闻天心脏病突发，病情十分危险。刘英急请护士来，打了强心针，无效，76岁的张闻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再多活三个多月，便可亲耳听见“四凶”被擒、乾坤扭转的喜讯……

197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举行追悼会，悼念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刘英以张闻天夫人身份出席大会，一个个中央领导人走过来，紧握她的手，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经过时间的淘洗，张闻天终于被历史所承认——他是闪光的金子！一切横加在他身上的污言浊语被洗清了，他的高贵品格受到了尊重，刘英为此感到无限宽慰。

刘英晚年忙于完成张闻天的未竟之业。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里，张闻天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以“自己的脑袋”思索，写下大量力透纸背的论文和笔记。因为害怕文稿落入“四人帮”爪牙手中，王震对刘英说：“放在我那里吧！”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论稿，在雨过天晴之际，收入《张闻天选集》问世。系统收集张闻天著作的《张闻天文集》，也在刘英和编辑组的努力下一集接一集出版。

刘英和张闻天婚后，在1939年有了儿子张虹生。张虹生有两个女儿。另外，张闻天遭“贬”后，1960年曾和刘英住在青岛。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一个3岁的小女孩饿得慌，挣扎在死亡线上，被张闻天夫妇收养，取名小倩，以纪念青岛。儿子后来在南京工作，养女和大孙女在刘英身边。

刘英虽然早已离休，但仍很忙碌。她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而在她的同龄人中像她这样思维敏捷、记忆清晰的人是不多见的。她成了历史的见证人。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访问过她，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及对刘英的印象：“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

刘英在中央高层领导圈里生活了多年，我请她回忆领袖们的往事，她答应了。她谈笑风生，说起了她的种种见闻。

很自然的，她从毛泽东说及了朱德。

“朱老总肚量大、胸怀广，可以称得上‘海量’！”刘英谈起对朱德的印象。

朱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身为总司令，却没有半点架子。刘英和小青年们要朱德讲故事，他马上就讲，跟年轻人挺合得来。朱德的衣着很俭朴，甚至曾被人误认为伙夫！

朱德的业余爱好是下象棋。长征时，战事倥偬，没有工夫下棋；在延安，朱德空暇之际便跟战友下起象棋来。有一回，刘英在一侧观战，朱德败北，看样子输定了。忽地，刘英见朱德偷了一枚棋子，当场“揭发”。朱老总哈哈大笑，那副天真的憨态，真像个孩子。那时，朱德的对手常常是彭德怀、任弼时。他不肯输，也不服输，总想赢棋，所以连偷棋子也“在所不惜”。

在刘英的印象中，长征时康克清是最“神气”的巾帼英雄。当时康克清担任总司令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她身体非常棒，腰间挂一支驳壳枪，肩上背着米袋，走起路来脚底生风。按规定，她有一匹马，但她很少骑，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步行。

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后，一连生了六胎，体质变得很虚弱。康克清从未生养。1940年，朱德前妻所生的女儿、14岁的朱敏从家乡四川来到延安，康克清非常高兴，视同己出。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张闻天赴苏。朱敏在苏联留学。周末，中国大使馆举行舞会，朱敏常来，结识了使馆随员刘铮，彼此相爱了。康克清赴苏开会，见到刘英，知道女儿在恋爱，便向刘英打听：“你们使馆那个刘铮怎么样呀？”刘英说：“这小伙子不错。”

康克清又问：“照你看，他爱的是我的女儿，还是爱的是女儿的爸爸？”刘英笑道：“这个问题，你要问你女儿了！”康克清也大笑起来：“我相信女儿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刘铮和朱敏结婚，康克清很高兴，祝贺他们幸福。

刘英跟刘少奇也很熟悉，都是湖南人，谈得拢。不过，刘少奇沉默寡言，而且态度总是那么严肃。刘英说，陈云平日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挺风趣，而刘少奇没有幽默感。

不过，刘英发现，一旦跟刘少奇讨论理论问题，他的话就多了，简直滔滔不绝。刘英记得，有一回刘少奇跟她谈人的社会性、自然性，谈得头头是道，概念很清楚，又富有逻辑。

刘少奇的嗜好是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他的眉头紧皱着，留下很深的川字纹。他也爱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索。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英读过多遍，很受教益。

给刘英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所学的专业不适应，想换一个系。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学什么专业是由组织上统一安排、分配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服从分配。刘少奇知道儿子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给他写长信，要求他服从组织分配，不能特殊。刘少奇还写信给中国驻苏使馆，希望组织上对他的儿子进行教育。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刘英看了刘少奇的信，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她想公布刘少奇给使馆以及给儿子的信，以便对留学生们进行服从组织分配的教育。刘英打长途电话给刘少奇，征求他的意见。出乎意料，刘少奇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刘少奇说，这些信件是私人通信，如果公布了，会伤刘允若的自尊心。作为父亲，他可以写信劝说儿子，但也充分尊重儿子……刘英遵从刘少奇的意见，没有公布刘少奇的家信。

此事过去好多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部的李涛忽地告诉刘英，在教育部档案馆中发现了刘少奇当年的那些家信，很受感动。时过境迁，这些信到了可以公之于世的时候，终于公开发表，成了教育年轻一代的好教材。

刘英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吴亮平、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大渡河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本来不懂经济，后来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对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邓小平很随和，爱热闹，喜欢摆“龙门阵”。毛泽东也喜欢聊天。跟他们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在江西时，“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仍很坦然，一派“大将风度”。正因为这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又在“批邓”中遭罢官，他也都坦然。他宽广的胸襟，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显现出来了。

邓小平跟朱德、刘伯承、杨尚昆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他们都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

擅长讲故事、讲笑话，大约是四川人的特点吧。刘伯承讲起笑话来一串一串的，他还喜欢用歇后语，诸如“屁股上长疖子——坐立不安”“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等等。刘伯承一度也受“左”倾路线排挤，被撤了职。在遵义会议前夕，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很机智，一路上夺关斩将，立了大功。遵义城就是他用计策智取的。

杨尚昆跟张闻天的交情不错。早在1924年，张闻天从上海到重庆，便住在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家中。那时，杨闇公是四川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1927年，杨尚昆到莫斯科留学，张闻天已经在那里担任助教，所以杨尚昆称张闻天为老师。

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更活跃，她是红军中的“工农剧社”社长。长征途中，大家都很累，她却组织剧社为大家演活报剧，忙前顾后的。

叶剑英是广东人，给刘英的印象是“文武全才”，能指挥作战，也会妙手写诗。他风度翩翩，又冷静沉着。不论是在长征中跟张国焘作斗争，还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都立了奇功。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刘英去广东，叶剑英请她吃饭，那些菜叫她受不了，什么“龙虎斗”等，她实在不敢恭维。

刘英谈起了林彪。林彪的城府颇深，平时沉默寡言，叫人捉摸不透。林彪能打仗，确实是有战功的。在战争中他受过伤，得了怪病，怕风、怕水，见了血就会拉肚子。不过，他也有“政治病”，形势对他不利就称病不出。他最积极的时候，是反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很活跃。

博古也是有功有过，但博古是坦诚的人，知错认错，表里如一，不像林彪那么阴险。

博古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嗓门大，讲话富有鼓动性。他的报告，很受工农分子欢迎。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动作很大。王稼祥讲话则小声小气，显得很斯文。

不过，博古那时刚从苏联回来，起着“留声机”作用。他照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成为王明的亲密伙伴。

博古作报告时喜欢来几句俄语或者英语，他的俄语、英语确实不错。但是，来几句“洋文”，不知出于他的习惯还是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确是“才子型”人物。张闻天作报告，则从无这种习惯——虽然张闻天不仅留学苏联，而且留学美国。

哪儿有博古，哪儿就有他洪亮的声音。他很开朗、活跃，属于开放型、外露型的，作起报告来，理论一套又一套。

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了台。他的优点是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到延安之后，博古不论是做统战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很出色。

刘英记得，有一回开会时毛泽东对博古说，《解放日报》可否发表一篇社论，批驳一下“原子弹万能论”。会上，毛泽东讲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还没有结束，博古便把社论草稿递给了毛泽东，真可谓“倚马可待”。

在中共七大，博古曾很坦率地检查自己过去所犯“左”倾错误，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很可惜，博古后来死于空难，不然，他还可以为党多做工作。

长征初期，红军连吃败仗，是因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洋顾问”——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号称“街垒专家”，他所擅长的是阵地战。他来指挥红军，一不懂中国国情，二不懂游击战，怎么不连连败北呢？

李德喜欢喝酒，特别是打了败仗便闷头喝酒，借酒浇愁。但是，红军规定，不能喝老百姓的酒。有一回，刘英见到李德喝得醉醺醺的，一检查，他的酒是从老百姓那里拿的。身为中央秘书长的刘英发现“洋顾问”违反纪律，便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他。牛高马大的李德见这个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过来批评了李德，李德才不作声、不耍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40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向她告别之际，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iLYFT88apddMnjKcTkI1xr778bDPd2Jq+nExEJwrevL8Kowsq/e9o7sWgFXOK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