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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虽说她头发已经花白，但穿了一件玫瑰红连衫裙，步履轻捷，仍显得年轻。她带着湖南口音，非常健谈，从上午9时一口气谈到下午1时多，毫无倦色。她一边聊着，一边还嗑几颗瓜子。
采访王稼祥夫人朱仲丽
她跟毛泽东主席是世交。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她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
从1931年起，王稼祥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其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之中，王稼祥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他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回国不久，王明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之后，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在武汉，他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1936年底出发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王稼祥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56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原本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弄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30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30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了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30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这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他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片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发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所以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近40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王稼祥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王明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须知，1922年中共二大时，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才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在苏联学习过，受到过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在毛泽东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的。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其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70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22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与王稼祥住的窑洞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22周年快要到了，抗战6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22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22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而且，王稼祥对这22年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他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