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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有露面，听说王光美身体欠安。1991年7月7日，我出差北京时，正值她从外地回京，我便去拜访她。
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那年七十大寿，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态轻盈。时值盛暑，她理着短发。虽然白发不少，但她不染发。她爽快、直率，谈笑风生，心态依然年轻。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装书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即《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题签。那是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送给她征求她意见的。书上夹着许多回形针，那是她的阅读记号。
王光美晚年照片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其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8年5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1945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即张群（后换为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罗伯逊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之后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六次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周氏，属于包办婚姻，不久刘少奇即提出断绝婚姻关系；
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两子一女；
第三任妻子谢飞没有留下子女；
第四任妻子王前，生刘涛、刘允真一女一子；
第五任妻子王健，结婚半年便离婚；
第六任妻子便是王光美。
其中，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
王光美对我说，红军长征时，她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但《长征》一书多处涉及少奇同志，她尽自己间接所知的情况对书中有关少奇同志的史实加以校核，转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时改正讹误。
她说起刘少奇，总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她说，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20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少奇同志参加过长征，而且担任“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也是鲜为人知的。那时，粮食是头等重要的。党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筹粮委员会主任”，为的是替全军筹集粮食，确保红军顺利长征。
她拿出《刘少奇画册》说道，由于白区工作时不可能拍照，长征途中又没有条件拍照，那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直到进入延安，他才有一些照片。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48公斤。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上了胃病。
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陷入沉思时，他总会皱起眉头。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天大笑。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虑成熟了，会在会议上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正因为这样，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他的文集。
她说起现在的电影里，一出现刘少奇便是皱着眉头在那里吸烟。她指了指屋里的一张照片说：“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烟，演员们都按这张照片上的姿势学他吸烟的样子。”刘少奇同志固然常吸烟，她跟他一起生活处于“被动吸烟”状态。不过，他也并非一开会就吸烟，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烟形象”。不要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动作，要着重表现出他的气质。他深沉，不轻易说话，但一旦说话，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性格温和，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对来说难一些——不过，不能老是皱眉头，老是抽烟。
王光美比江青小7岁，她的入党时间比江青晚了15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浅。
然而，在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迫切希望“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
1963年4月20日至4月2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
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
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全党。
“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成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得以借助红卫兵揪斗王光美，使王光美受到凌辱。
王光美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混在红卫兵之中前来刘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手稿。原本是为打倒刘少奇提供“炮弹”，如今却为编选刘少奇选集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历史如此神奇，完全超出了当年专案组的意料，仿佛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建校于1925年。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三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1950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后来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为什么忽遭逮捕？其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因此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
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在北京王光美家中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王光美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她不日又将离京，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在王光美病逝之后，我又一次来到她的家中。她的女儿接待了我，并让我翻拍了许多刘少奇、王光美的照片。我发现一个细节，在许多的照片背后，王光美用铅笔写上拍摄日期、地点，有的与友人合影则注明是谁。这种随手而记的习惯，为后人省去了许多“考证”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