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是北京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些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那样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黏”着北京，其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对象大多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便捷一些。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于是，我不断地去北京，有一年甚至去了十来次，有时一个月内要去两次。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40来米，长达25千米。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说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我调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中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应一家杂志之约，我写过《出差的一天》一文，记述1988年2月29日这一天在北京的经历：

像穿梭似的，我往返于京沪之间。昨天，我又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屋里开着暖气，比上海舒服多了。我“如卧春风”，睡了一个好觉。

清早一醒来，我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一边听新闻节目，一边整理床铺。

刚刚吃过早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就来了。我的长篇《风雨琴声》（后来改名为《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经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审通过，在发排前要作些小的修改。这一回到北京，主要就是为了与责任编辑交换修改意见。

与责任编辑谈完之后，我就开始打电话。我在北京的朋友太多了，无法一一拜访，每一次来京，我只好进行“电话拜访”。比起上海来，北京的电话好打多了，接通率甚高。在一个多小时里，我一下子“拜访”了十几位朋友。从听筒里传来许许多多新的信息，使我如同“小灵通”一般，了解各界最新动态。

“他下班了”“他吃中饭去了”，几次打通电话，都传来这样的声音。我看了看手表。哦，快12点了。我也赶紧去食堂吃中饭。

撂下饭碗，穿上大衣，我就出发了。在电话中，我定下三个约会。时间很紧。

下午1点多，我到达团结湖，拜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李凌。走进他家的客厅，还是老样子，到处放满盆花。他还是那样的随和。为了写马思聪，我曾采访过他。这次，我离沪之前，收到马思聪女儿马瑞雪从美国费城寄来的信，表达了希望回国看一看、走一走的愿望。李凌是马思聪挚友。我把马瑞雪的要求向他转达，商议如何安排她的归国之行。……当年的被迫出走者，如今愿意重返故国，这清楚地表明结束那场浩劫之后，知识分子对祖国充满“向心力”。

告别李凌，我走向毗邻的一幢楼，拜访老作家楼适夷——他正在客厅里练书法呢。五年前，我写《傅雷一家》一书时曾采访过他。那时，他住在北京站附近的四合院里。他是一个阅历非常丰富、记忆力强且又待人热忱的长者。这一回，我拿出录音机，请他回忆与姚蓬子的交往。一提起姚蓬子，他马上说，他已从《新观察》上看过连载的我的近作《姚氏父子》（姚蓬子和姚文元）。我说，我正在修改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所以请他谈谈姚蓬子——如今健在的熟知姚蓬子的老人已不多。楼适夷很详细地回忆了当年姚蓬子的种种情况，尤为重要的是谈及他当年在南京狱中见到姚蓬子的情形。

匆匆从团结湖赶往北京饭店，正好4点半——这是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与我约定的见面时间。我离开上海前夕，收到她从瑞士寄来的信，告知2月24日抵京，并说这一次不去上海。真巧，我来北京了！她在电话中听见我的声音，显得非常高兴，想约我谈谈。她穿一件黑毛衣，一条茜红色的裙子，年已古稀，还是那样健谈。我们随便聊着。她谈起自己正在写作之中的《周恩来传》……我用录音机录下她的谈话。7点多，我们一起步入餐厅，吃过便饭之后，她又继续谈着。

一直到8点，我告辞了。我取出一份清样给她——那是她关于中国沙漠问题的一篇论文，去年秋天她经过上海时送给我，如今已译成中文，并排出清样。她看着清样，很高兴地说：“不仅我的小说被译成中文，我的科学论文现在也译成中文——我是一个既喜欢文学也喜爱科学的人！”

回到招待所已是晚9点多了。一进大门，服务员便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好几个电话号码，那是下午打来找我的电话。我忙着给他们一一回电。

打完电话，才回到房间。刚坐下，一位编辑敲响了房门，随后与我谈到深夜。我送走了他，赶紧整理今天的采访笔记和录音磁带。然后，又把从上海带来的关于梁实秋的资料重看一遍，因为明天已约好采访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我已答应为《上海文学》写梁实秋。

哦，已不是“今天”——我一看手表，已是凌晨1点。 KTp70xd5Zyc4bCVyjKDzL+9VK1C4Fe3UM+vCrUbTY7EvmzmovM9CgrBP0b5GM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