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王”柯庆施之死真相

1965年4月10日清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播音员以低沉的声音播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63岁。”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柯庆施死在成都，是因为他在广州疗养时，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邀请，于1965年3月23日与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同机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不料半个月后在成都病逝。

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回忆说，柯庆施在成都病逝之后，国务院当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成都。去世三天之后，柯庆施遗体在成都火化。火化时吴云溥守候在侧，在骨灰中发现金属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陈丕显捧着，前往成都军区灵堂。吴云溥和柯庆施的另一位秘书先期飞往北京，在南苑机场降落。

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灵。灵堂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读悼词。公祭之后，柯庆施骨灰盒安放于八宝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了帽子。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柯庆施，人称“上海王”。我在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工作，一到上海，听到上上下下皆称“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61岁而已。而且，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已经称当时才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毛泽东年长柯庆施9岁。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其原因在于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又名思敬、怪君，号立本，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氏。1920年，18岁的柯庆施开始与陈独秀通信。陈独秀喜欢这位比他小20多岁的小同乡。不久陈独秀给柯庆施写信，让他来上海，当年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3期上，刊登了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来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常去陈独秀家。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保金达500两白银）营救陈独秀等五人。10月26日，陈独秀、柯庆施等五人经营救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后来由于邓培在 1927年牺牲，张国焘叛党，柯庆施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周子健（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在2000年5月28日回忆说：“1939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庆施见过列宁。”

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柯庆施“团转党”，由张秋人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一个雅号叫“柯怪”。

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柯庆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柯庆施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后来柯庆施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职务：

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

1935年与高文华、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说：“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

1947年11月12日石门（石家庄市）解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柯庆施被任命为石门市市长。12月，石门市改称石家庄市。

1949年4月，柯庆施出任南京市副市长。

1952年11月，柯庆施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954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柯庆施接替陈毅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的升迁并非一帆风顺。在延安，柯庆施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二人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曾淡如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在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其中的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在天津把经费花掉了。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经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柯庆施的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做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庆施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波及，柯庆施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1950年7月，当柯庆施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曾联名向当时的华东局发过一份电报，提示注意柯庆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柯庆施自从前妻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我在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访问了柯庆施家，见到柯庆施夫人于文兰。于文兰与柯庆施于1948年5月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

柯庆施与于文兰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柯庆施的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庆施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柯庆施当时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方向也是对的。

柯庆施当时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是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学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是正确的。

在柯庆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每逢周末都有舞会，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会，禁止交谊舞，这“禁令”就是柯庆施发的！据说，柯庆施认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柯庆施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

顽强的战斗精神，

火热的阶级感情，

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上海美琪电影院给我们文艺界作报告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思路清楚，口才不错，说话要言不烦。

我在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听了重要文件传达，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这一批示成为我所在的上海文艺界“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件。

所以当时柯庆施给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庄”人士。柯庆施受到非议最多的，也就是一个“左”字。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次著名讲话，与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被合并整理成文章，就是那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部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态度的新的观点：“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是在批评陈毅。

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对“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曾经以艺名蓝苹活跃过一阵子，对于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有一次，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 ’！”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柯庆施秘书吴云溥 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 ^[1] 向我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曾任柯庆施秘书的吴云溥告诉我：“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让其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未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经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还抓了“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她又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向江青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了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庆施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在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三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柯庆施去广州养病，以期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他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柯庆施死于成都。

对于柯庆施突然离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之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1967年酷暑，“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使人喘不过气儿来。就在这时，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通过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造反派“战报”顿时传遍了全国，如同火上浇油，使“文化大革命”顿时升温。

惊心动魄的标题：《谁是谋害柯庆施的手？》《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柯老被害之谜》……略摘几段原文，便可以闻到浓烈的火药味儿：

“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的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

“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早在抗战以前，柯老就指出了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同时怀疑彭真是叛徒。他对我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这一连串“完全证明”“完全是预谋”斩钉截铁一般，毫不含糊。

我两度采访了当时参加抢救柯庆施的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这才终于厘清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我曾经写作报告文学《柯庆施之死》，并请当时在柯庆施身边的秘书吴云溥审阅全文。1994年10月14日吴云溥再度接受我的采访，认为我写的《柯庆施之死》符合史实，而且补充谈了他所了解的柯庆施以及柯庆施之死。吴云溥说，当时他曾经奉命写过柯庆施病逝的大事记，交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档案室保存……

柯庆施并非死于肺癌。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6时入宴，至晚9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12点多，柯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次日凌晨2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吴云溥告诉我，他当时挂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是办公厅副主任舒超接的，报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陈文给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挂电话，报告了彭真；胡允平打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他们都在电话中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 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情。

清晨6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率队，飞往成都。作为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也随机前往。鉴于保密，上飞机时方兆麟还不知道飞往哪里，给谁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师。此外还有崔之义、林兆耆、荣独山、董方中等来自上海各医院的著名医师。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得知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因为作为上海高干医疗组，医生们多次给柯庆施看过病。在柯庆施卧室前的会客室里，柯庆施保健医生胡允平和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向上海医生们介绍着柯庆施病情。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兼顾了胰腺炎。

为了查清柯庆施之死真相，我在1986年6月1日、1988年2月29日、1992年1月4日三度采访了方兆麟。我还从档案中查阅了方兆麟医师在1969年6月11日所写的参加抢救柯庆施的经过，我认为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由于当时不准复印，也不准拍照，我只得坐在档案室里逐字抄录：

1965年4月6日上午10点，我正在中山医院手术室工作。忽然，党总支来电话，告知有紧急任务，准备好麻醉机、麻醉药等，随带一点风凉衣服后等一会儿就有车子来接，与护士唐子林一起做准备工作。

电话未告知去什么地方，为谁治病。

不久，汽车接我和唐子林到机场。

机场上停着一架专机。同去的有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医院的医生、护士。此外还有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

在机场上，从华东医院来人的口中漏出，这次要治疗的病人是我们过去曾治疗过的。

中午，专机起飞。到成都已是傍晚。

到达招待所以后，才知为柯庆施治病。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胡允平介绍完毕，便有一部分上海医生前往柯庆施住处看病。

我与放射科荣独山二人因暂无需要，未叫我们去柯庆施住处。我们俩去吃过晚饭，在招待所里等候。很晚，才见给柯庆施看病的上海医生回招待所。华东医院的一位护士告诉我，柯庆施血压低，现在好了些。

次日（4月7日）上午，由四川医学院麻醉医师闵龙秋等陪同，一起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手术室、麻醉机以及手术用具，选择好一手术室，准备为柯庆施动手术用。从崔之义、董方中处了解到，柯庆施暂不宜手术，目前的诊断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当日上午，我的时间消磨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参观上。

下午，大约2时至3时间，我被叫去与医生们商量用什么镇静剂可使他安静下来。我提出用硫苯妥钠，会诊医生们同意，我回到自己卧室里取药。

经薛邦祺同意，我准备给柯庆施注射硫苯妥钠。护士把0.5克硫苯妥钠用注射用的蒸馏水冲成2.5%浓度的溶液20毫升。之后，我本想请当时在柯庆施身旁的医生去注射，因为我知道柯庆施不喜欢见到陌生的医生。当时，薛邦祺要我去注射。我戴好口罩、帽子，拿着注射器来到柯庆施床前。

在我动手之前，医生、护士们作了分工，一部分观察呼吸，一部分观察血压脉搏。由护士帮我，在柯庆施手上进行静脉注射。我把硫苯妥钠慢慢推入，自己边用手指扪住柯的脉搏，推入10毫升药水之后，柯庆施安静地睡着，呼吸、脉搏、血压，都没有大的变化。

我在床旁继续等候、观察五至十分钟，无变化。薛邦祺叫我离开柯庆施睡的地方，我就离开了。

晚上，薛邦祺又叫我去，于是我第二次进入柯庆施卧室。当时，柯庆施呼吸很不好，呈喘息状。戴上面罩，给氧之后也未改善。经医生讨论，决定气管插管呼吸。插好气管之后，发现呼吸、心跳停止。于是，一面作人工呼吸，一面作胸外心脏按摩（压），心内注射肾上腺素。按摩一两分钟之后，心搏恢复，呼吸没多久也恢复。

由于呼吸交换量不好，我守在柯庆施旁边，作人工呼吸与辅助呼吸，一直做到次日（4月8日）上午，才由四川医学院闵龙秋代我，我才休息了一会儿，但未离开。记得由于心搏停过又恢复，所以柯庆施头上放了冰袋，防止因缺氧可能引起脑水肿。

8日，我与闵龙秋轮流为柯作人工呼吸，柯未见好转，血压低。开始使用升压药，效果尚可，但后来效果不好，不易维持血压，小便没有。

这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对我说：“这一次，怎么没有把尚德延找来？”我回答：“最好把他找来，多一个人好商量商量。”尚德延是北京阜外医院麻醉医师。1964年，柯庆施在华东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时，是由他和我负责麻醉的。

这天晚上，花了很大力量来维持柯庆施的血压。医生分为两组，分班守候在柯庆施床前。

贺龙参加了讨论柯庆施治疗方案，指定薛邦祺总负责。参加讨论的领导同志还有王一平、钱信忠。我未参加讨论，仍负责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吸痰。我和闵龙秋轮流着。

9日上午，柯庆施血压仍不好，继续做人工呼吸，情况越来越差，用阿托品，用肾上腺素，均未见效。

中午左右，突然心搏停止。经胸外心脏按摩（压）及心内注射肾上腺素等，心搏一度恢复。以后心脏又多次停搏。

最后一次停搏之后，大家轮流做胸外心脏按摩（压）。我记得，医生、护士都排了队，轮流上去做，每人做几分钟。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柯庆施的肋骨断了不少。胸外心脏按摩（压）一直做到晚上，陈丕显、魏文伯赶到，这才决定结束抢救。

陈丕显对在场的抢救人员说了话，大意是医务人员对柯庆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无法挽回，鼓励大家化悲痛为力量。

当天晚上，在四川医学院，对柯庆施遗体作了解剖，由钱信忠带着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在一旁观看。经讨论，一致认为，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回沪前，我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柯庆施追悼大会，见到贺龙、李井泉、聂荣臻、董必武等。

后来，我们集体赴机场，把柯庆施骨灰护送上飞机。参加抢救工作的上海医生随专机一起回沪。

方兆麟把他参加抢救柯庆施的过程，写得清清楚楚。

调查组查访了参加抢救柯庆施工作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不怕压力，忠于事实，写下一份份外调材料，证明方兆麟无罪。

其中以华东医院院长，抢救柯庆施医疗小组负责人薛邦祺写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权威性：

……柯庆施夫人反映柯庆施非常烦躁，我和林、董、陶、崔等医师商量以后，考虑用硫苯妥钠，并提出请方兆麟参加讨论。方兆麟来后，我请他考虑用硫苯妥钠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说：“小剂量是安全的。”于是，决定用此药。药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制。方兆麟说，用小儿科剂量，配制时还戴口罩。配好药，由陶、方、我、胡一起进入柯庆施卧室。方兆麟打针，我们看着。他打得很慢，打完以后，病人打呼噜了。观察了一会，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庆施身旁。约半小时后，柯庆施手脚动了一下，但人未醒……

柯庆施死后，我们在成都分析死因，对例用硫苯妥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打了硫苯妥钠后，人会动，呼之也能答应，话也会说。

讨论由吴阶平主持。

根据彭真电话指示，对柯庆施遗体要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当晚，柯庆施的遗体被运往成都医学院病理解剖室，作了仔细的解剖。著名泌尿科专家、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主持了讨论。北京、上海、四川的医生根据柯庆施病症及尸体解剖结果，一致认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没有任何“政治陷害”“谋杀”的迹象，没有一个参加治疗、抢救的医护人员提出一丝疑问。“文化大革命”中权重一时的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也因查不到任何疑点而罢休。那一针镇静剂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后柯庆施病情转危，为此方兆麟受到严厉的审查，也未查出他任何“谋害”的证据，倒是我从上海一大堆“文化大革命”档案中查到方兆麟当时写的“交代”，成为记录柯庆施之死最翔实的历史文献。 jlEjGeIg6Vn4+kcQUpQHB05GFpwjC06yQWOMtIeLTYmJSDRho0Z6oKj5PiOLk2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