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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金秋，天高气爽。空气中飘散着桂花和白玉兰沁人心脾的馨香。
我在上海图书馆藏书楼里，徜徉于那些泛黄的旧报旧刊中。我查看了许许多多关于“七君子”事件的史料。我也查看了王造时先生当年讨蒋抗日的一篇又一篇檄文——慷慨激昂，笔锋犀利，有振聋发聩之声，有降龙伏虎之力，一颗爱党赤心，一腔爱国热血……我的心扉，为之震动；我的精神，为之感奋。
一次又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在上海穿街串巷，来到一条僻静的弄堂，在一间小屋采访王造时夫人郑毓秀。
她单身独居，屋里非常简朴。床前，高悬王造时的大幅遗照。墙脚，堆放着上千册砖头一般的发黄的书籍，绝大多数是硬面、精装的外文法学、历史专著——这只是劫后幸存的王造时藏书的一小部分，恐不到原先的十分之一。当年的玻璃书橱早已不知去向，这些书只好堆放在地板上。
采访王造时夫人（1998年10月）
郑毓秀年已花甲。命运乖戾，使她愁白了双鬓。但她双瞳剪水，明眸中透露出和善的目光。长时间的采访，使她不能不常常回首心酸的往事，泪不自禁，涕泗横流，疾首蹙额，悲恸不已。
我问起了王先生的死。
她站了起来，颤颤巍巍走向立柜，打开柜门，拿出一只很旧的包袱。
她噙着泪花，慢慢地解开包袱。我注意到，她的双手微微颤抖着。包袱打开了，里面是一叠破旧不堪的衣服，打着许多补丁。一双棉纱袜上，起码有四五个补丁。破的布拖鞋，发黄的毛巾汗衫。她拿起一把断了的塑胶匙，上面接了一段牙刷柄。
“这是‘老先生”在监狱里用过的东西。他死了以后，我去领回这些遗物。再破再烂的东西，只要是他生前用过的，我都保存起来——这是永久的纪念！”她深情地说道。过去，她一向昵称王造时为“老先生”，至今仍常常这么提到他。包袱皮儿上，有着长短不齐的蓝色线脚——那原先是王造时在狱中用的床单，破了补，补了破，都是他自己动手缝的。
一只小小的破布包里，有针、有线——那是“老先生”用过的针线包。
她拿起一只米黄色的旧搪瓷口杯，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她长叹一口气说：“老先生临死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咯血，就吐在这杯子里。现在，杯里还残存着血迹。我没有洗掉这些血。留着它！”
人亡物在，睹物思情。血的回忆，带着我返回那腥风横吹、人心唯危的年代……
人们对王造时的不同称谓，反映了他不同的身份：
“王君子”——因为他是“七君子”之一；
“王博士”——因为他26岁时便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王教授”——因为他27岁起便担任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律师”——因为他30岁起在上海小沙渡承裕村挂出了“王造时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
王造时1903年生于江西安福，1917年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1929年获政治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71年8月5日死于冤狱之中。
王造时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早在1919年，他才16岁，就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员小闯将，曾因反对卖国贼而两次被捕。1936年，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因“爱国有罪”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王造时无党无派，为人正直，淡于名利。邹韬奋在《经历》一书中十分推崇他的品格：“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这样的品格，贯穿他的一生。
王造时先生
王造时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然而，王造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冤屈，追根溯源，盖出于“左”。我仔细阅读了王造时许多未曾发表的遗稿，采访他的夫人郑毓秀女士及其亲友，查阅有关书刊文献并向上海公安部门了解情况，终于弄清了王造时三次蒙受不白之冤的真相。
第一次，1941年。
王造时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被说成是“反苏”，而那时“反苏”亦即“反共”。
我在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查到了“苏日中立条约”原文。其中的宣言，明明白白地写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条约”“宣言”，明显地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理所当然激起中国爱国人士的不满。当时却有人把“条约”“宣言”解释为苏联安日攘德的一种“策略”。其实，苏联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来保全它的后方。
王造时在遗稿中写道：“在重庆的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经过讨论、修改，在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九人（邹韬奋当时在香港）。
后来，此事竟被谣传为王造时“先起草好的，强迫大家签字”。王造时从此背上“反苏反共”的黑锅。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七君子”之中除邹韬奋、李公朴已故世外，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均调京任部长以上职务，而王造时竟失业于上海，直至1951年才被陈望道聘为复旦大学教授。有人借杜甫诗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比喻王造时的处境，并不过分。
第二次，1957年。
王造时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主要的罪名之一为“自比魏徵，向党进攻”。
我查阅了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所载王造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题为《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其中所谓“自比魏徵”的一段，原文如下：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徵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议。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徵的倒还嫌其少。
这段话，说得何等深刻，迄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可是，以“左”眼来看，却当作“向党进攻”的“大毒草”。就这样，王造时成了当年“闻名全国”的“大右派”。
第三次，1966年。
在遭到“批斗”“抄家”之后，王造时于1966年11月21日被捕，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至1971年因“肝肾综合征”病故于狱中，一直是“未决犯”。
王造时这次蒙冤，乃是被人诬告。他在与一位朋友闲谈中，说及自己对政治、外交、经济等的一系列见解。他是一位“政治学博士”，三句不离本行，说说这些见解也不妨。可是，这些闲谈竟被说成是他的“政治纲领”，甚至被诬为他要组织什么“政党”。
王造时三次蒙冤，而他的家庭也极为不幸：他的发妻朱透芳女士在1956年3月病逝。长女、长子、次子均患精神病，先后去世（其中两子是在王造时1966年被捕后，因经济拮据而被精神病院逐出，三个月内接连死去）。他最喜欢的小女，1957年正在复旦物理系学习，竟受他牵连，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小女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在过度抑郁之中患乳癌。在王造时病逝后不久，她也病逝于癌症。
王造时不幸的一生，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我还注意到：
第一，我查阅新中国成立前的报刊时，发觉关于“七君子”的报道中，王造时总是名列第二。沈钧儒是长者，声望也最高，名列“七君子”之首，理所当然。王造时是博士、教授，是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部长，在社会上广有影响，故名列第二。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书刊中，王造时总是列为“七君子”之末（其中包括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文的注释以及《辞海》“七君子事件”条目）。这种列名次序的调动，乃是王造时为《致斯大林元帅的信》蒙受恶名所致。应该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了。
第二，邹韬奋著《经历》一书中有这样一句：“和我们同时被捕的那位史良女律师，在我们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邹著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书上均称史良为“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君子。其实，年龄最小的“君子”是王造时。据1985年9月11日新华社电《史良同志生平》，史良生于1900年3月27日。王造时则生于1903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一），比史良小3岁。可能由于“七君子事件”时史良“还未曾结婚”，人们只是凭猜测估计她的年龄。
另外，我在采访王造时事迹时，有两件事印象很深：
一是我找到了王造时在反右派斗争后所写的几十份检查、思想汇报，他简直成了一位“检讨博士”。其中“改造规划”中有“挑担争取挑到六十斤至八十斤”！有“鼓足干劲，加紧改造，争取不戴右派帽子过年”！他终于在1960年9月29日“摘帽”。可是，我还见到好多份“摘帽后的思想汇报”“摘帽后的思想小结”。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遭受如此这般的心灵折磨，多么不幸！
二是我找到浩劫后幸存的几张王造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七君子”合影，照片背面赫然写着“什么东西？”四字。据郑毓秀女士告知，此乃“红卫兵”手笔。我想，这张照片将来若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应当用两块玻璃夹住，以使观众可看到正反两面。
王造时的痛苦是双倍的：他不仅在政治上不幸，而且又有着不幸的家庭。他的多个子女患精神病。他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包袱，受着双倍的折磨。孩子患病，久治不愈，一个个离他而去。他没有精神病的小女儿王海容，在重重的政治高压和极度的抑郁之中，又患乳癌一病不起。
在“大革文化命”的“左”派鼎盛时期，王造时遭到挞伐。1971年8月5日晚10时，他屈死于“四人帮”的冤狱之中。
不久，她的小女儿也病危。弥留之际，她挥泪叮嘱继母及丈夫道：“我死后，只有一个心愿——把我和爸爸、哥哥、弟弟葬在一起！”
……
我几乎是噙着泪水写完《斯人独憔悴》的。
后来，在1998年12月，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我为该社的“野百合花丛书”写了《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一书。当时，王造时夫人郑毓秀已经定居美国，为了帮助我写这本书，她特地从美国飞来上海。
1999年1月，《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