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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我出版了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初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你又去北京！”记得，在1996年5月，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说道。
这一回，我去北京，依然是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我忙于长篇新著《邓小平改变中国》的创作。这本书当时已经写了近40万字。由于需要作补充采访，所以我又去北京。预计全书为50多万字。
《邓小平改变中国》写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本书香港版的书名一目了然，叫《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也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过程（当然这一取代过程还延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
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新时期”的开始。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辛的工作，称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姐妹篇——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
另外，对于我来说，《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从时间上正好与《“四人帮”全传》相衔接：《邓小平改变中国》一开头，正是从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写起的。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的：早在十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便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三年前，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22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22部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所以我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汇”。
篇名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此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最后改定为《邓小平改变中国》。
这回去北京，我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夜里11时。在离开北京时，我数了一下，八天里竟采访了20多人，录了近40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右）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采访了胡德平。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落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他很快又发现，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需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9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台灯亮着，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给我讲述的故事也非常动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来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53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采访胡耀邦秘书陈维仁（左）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1996年5月2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着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他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的。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53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9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凑热闹。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书，他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会去看历史题材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于是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邢贲思（左）当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参加者之一
陈维仁说，胡耀邦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人，他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得富有起色。陈维仁又说，胡耀邦是老红军，一直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
为了采访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将之一邢贲思，1996年5月29日我来到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我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陈伯达、姚文元坐在这里。邢贲思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我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孙长江、吴江、胡福明不同。他们有中共中央党校、《光明日报》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做“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是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则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我问他“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
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今嵊州市）。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我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其思”？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其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平。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平后，他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
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成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去学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用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48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的，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认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然而，邢贲思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接二连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在各省市委中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宋平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跟宋平之子宋宜昌是多年文友，1996年5月25日，我对他进行采访，这才得知宋平的传奇经历。
宋平之子告诉我，宋平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9岁才上学，但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300块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宋平去北平上大学，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
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宋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平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计划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1959年，中国的钢的生产指标定为年产2700万—3000万吨。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发言。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要损耗……宋平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的计算，证明了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宋平指出，当年完成1800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宋平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宋平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生产指挥部”，让宋平当顾问。这样，宋平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宋平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宋平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宋平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宋平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于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邓小平改变中国》有了扎实的写作基础。
行色匆匆。我在北京结束了最后一项采访——采访当年“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兼《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便急急于5月31日傍晚赶回上海。因为翌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海的报纸早已预先报道了我将为小读者签名售书的消息。
《邓小平改变中国》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在内地出版。
在审稿过程中，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对书稿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共党史专家、广东省委党校吴智棠教授的评价是：
叶永烈先生撰写的这本书稿，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12月举行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中共党史和政治史。作者在叙述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中，始终抓住时代的主旋律，突出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政坛及其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对中国命运产生的巨大与深远的影响……全书史料翔实丰富，文字流畅生动，可读性强。这是迄今文坛上以这一段历史为题材的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著作，也可称为历史文学著作。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的评价是：
书稿资料丰富、观点正确，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的评价是：
经研究，我部认为这是一本讴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长篇纪实作品。
广州出版社对本书的审读意见是：
社内经过严肃认真的审读，认为全稿气魄宏大，内容丰富，资料珍贵，可读性很强，其基本观点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一致，是一部难得的主旋律作品。
此书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邓小平改变中国》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即《邓小平改变中国》）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共党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了我一册。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
《邓小平改变中国》经过补充、修订，于2012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联合再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