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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忽然收到印着“胡克实治丧办公室”的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讣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原常务书记胡克实于2004年6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2004年9月28日，胡克实夫人从北京来电告知，我为胡克实写的采访文章将收入胡克实纪念文集。
一提起胡克实，我的第一反应便想及他是“三胡”之一。共青团中央的“三胡”，曾经闻名全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常务书记是胡克实，候补书记则是胡启立。
我记得，2001年5月31日，当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我发现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青年领袖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他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也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采访胡克实夫妇
采访胡克实，就从“三胡”这一话题“切入”。
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连他本人都没有听说过“三胡”。“三胡”之称，其实是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的时候叫出来的，见之于大字标语、大字报以及红卫兵小报，这才传遍全国。
“三胡”，实际上是共青团中央的三个梯队：
胡耀邦是第一梯队。“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14岁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后先后担任过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少共中央局也就是后来的共青团中央。
正因为这样，在1952年9月，毛泽东“点将”37岁的胡耀邦负责团中央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那时候，青年团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57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尽管当时还没有加上“第一”二字，胡耀邦实际上就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从1957年起，明确地加上了“第一”二字，胡耀邦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
1952年，胡克实与胡耀邦同时担任团中央书记。从此，他与胡耀邦在团中央并肩工作了14个年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一起被打倒。
胡克实比胡耀邦小6岁，在团中央，他算是第二梯队。他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省立高中。
胡克实跟胡耀邦一样，早就跟青年、青年团的工作紧密相连：他在1935年就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南根据地区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
胡耀邦在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胡耀邦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至于“三胡”中的胡启立，当时是团中央的第三梯队。
胡启立比胡耀邦小14岁，比胡克实小8岁。胡克实记得，是胡耀邦决定把胡启立作为“新生力量”调到共青团来的。1964年6月，胡启立担任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
胡启立也早就跟青年工作结缘。早在1948年，22岁的北京大学机械系二年级学生胡启立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会主席。1954年3月，他担任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1957年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胡耀邦注意到胡启立在全国学联干得很不错，于是在1964年调胡启立到共青团中央担任候补书记。
胡克实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冒出了红卫兵。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代替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字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就是在这时候叫开的。
胡克实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字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关于“三胡”的话题，使胡克实沉浸于“文化大革命”岁月的回忆之中。
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但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这种情况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不久因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不顺心，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回到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由于生病，他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谈起了胡耀邦。
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14年，而且从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邻居。
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结束“牛棚”生活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县桃林公社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此前一个月，胡克实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我，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在胡耀邦离开河南“五七干校”时，干校曾经给他作结论，上面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话，胡耀邦拒绝签字。正因为这样，这时胡耀邦要求给他作一个中央认可的正式结论。
胡耀邦与胡克实（右）在1972年（胡克实提供）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趁这难得之机读了大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1973年10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国家地震局本来是一个工作并不很忙的单位，但是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之后，一下子处于日夜工作状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召开紧急会议，胡克实作为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一见面，华国锋对他格外热情。那是因为当年胡克实在晋西南工作时，先后担任临县、离石县（今离石区）、方山县的县委书记，属于“三地委”，而华国锋则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属于“八地委”，彼此早就认识……胡克实说，华国锋是个谦厚的人。毛泽东在晚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约是出于要选择一个没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了几年，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1973年3月底，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40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两人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
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
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地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认识邓小平，两人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1950年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主任，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报道打倒邓小平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在50年代中期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1961年10月4日至26日，共青团中央召开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9个大中城市团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团的建设。会议期间，胡耀邦邀请邓小平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认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言：“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邓小平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到胡耀邦，邓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小平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小平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科学院的院长是郭沫若，但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维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1975年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富强胡同迁出的。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但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中南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
胡耀邦早年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AB团”的冤案。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体验到整人之苦、冤案之苦，从此非常厌恶、痛恨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必须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给予关心鼓励，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
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
我不由得记起：我所熟悉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当年就是由于胡耀邦的关心，成为全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分子”；我曾经多次采访的“大右派”葛佩琦，当年就是找到了胡耀邦所住的那个特殊的院子，向胡耀邦秘书递交了关于自己蒙冤的详细报告，经过胡耀邦批示，他走出了苦海；我也曾采访被戴上“叛国投敌分子”可怕帽子的著名钢琴家、傅雷之子傅聪，由于胡耀邦作了批示“欢迎在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傅聪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且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轻，他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他的讲话非常具有鼓动性，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我采访胡克实的时候，发现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新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印出的胡克实所著《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这本书收入胡克实多年以来所写的关于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讲话、论文。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丕光告诉我，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两个月内赶出的新书，为的是作为献给胡克实八十大寿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义的礼物。
胡克实作为团中央书记，怎么会写起《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呢？
那是因为胡克实自从离开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岗位之后，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之后，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胡克实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他在1988年再度当选，负责科技立法、执法检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在这个时期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出访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瑞士、美国、意大利等国20余次，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
胡克实的夫人于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后来，他们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忙于工作，夫妇俩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实前些年曾经有过小中风，而且气喘老毛病也一直纠缠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实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中央人大、政协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副主席，中国桥牌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