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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26日，我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我穿着长袖衬衫在北京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他当时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7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
这时，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从1953年10月起，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我问起武光对那时华国锋的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武光说，1949年1月，华国锋从中共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升为中共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就在这个时候，华国锋和地委机关干部韩芝俊举行婚礼。当时中共晋中一地委机关在山西盂县傅家大院，华国锋与韩芝俊的婚礼就在离傅家大院不远处的阎家四合院举行。
武光说，在华国锋新婚的那些日子里，中国正处于大转折的关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在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向全国进军的号角。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
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指出，从1948年10月至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新解放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决议》清楚地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深谋远虑，非常周全，在一个师、一个师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同时，准备好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市的干部班子去接收旧的地方政权，建立新的地方政权。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所抽调的1.7万名南下干部之中，就有新婚不久的华国锋伉俪。
1949年2月，中共晋中南下区党委在山西省榆次县成立。不久，在盂县的华国锋和韩芝俊接到了南下的通知，这让他们非常兴奋。
当时诸多山西的南下干部跟华国锋一样，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南方，甚至没有出过山西省。据与华国锋同时南下的晋中干部李仲喜回忆：
亲友们知道我要去南方，所以整天人来人往，问这问那。有的讲：“全国要解放了，蒋光头要完蛋了，打天下，就是要出去见见世面嘛！”有的讲：“自古以来是少不南下，老不北上。”还有不少谣言，如南方的蚊子有手指大，墙壁上能烤熟烧饼，等等，我不知真假，怎能反驳？
在南下前，中共晋中一地委决定，南下干部有20天的假期，以便处理个人事务。
1949年3月，华国锋从盂县回到交城老家探望年迈的母亲。母亲知道小儿子成家了，而且要到南方闯一番新事业，在恋恋不舍之中又深感欣慰。
1949年3月10日，华国锋与晋中南下工作团合影留念。
1949年3月17日，华国锋、韩芝俊与盂县中共晋中一地委委员们话别、合影。在合影中，可以看到韩芝俊的三舅、中共盂县县委书记田泽仁。
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一半走，一半留。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装部、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六个地委。
1949年3月，尽管湖南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旗，在长沙的湖南省主席府里还坐着一身“国民革命军”戎装的省主席程潜，但是在天津已经组建了南下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为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为副书记，已经摩拳擦掌准备接收湖南省了。
1949年3月21日，华国锋和韩芝俊在战友们的热烈欢送声中，乘坐火车平生第一次离开山西。翌日中午，他们到达河北省的石家庄（当时叫石门市），当晚被安排住在石家庄八条胡同的悦来客栈——当时晋中的很多南下干部都住在那里。
石家庄是在1947年11月12日解放的。在当时，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柯庆施被任命为第一任市长，而张春桥则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
据武光告诉我，来自老区的干部3000多人集结于石家庄。本来，还有2000名北平的学生跟他们一起南下，只是后来由于北平学生要先进入华北革命大学短期学习，然后才南下，所以没有与干部们同行。
华国锋和韩芝俊来到石家庄之后，穿上了新发的黄色制服，面目为之一新。在石家庄的革新戏院，华国锋和韩芝俊听了两个关于南下问题的报告，作报告的分别是南下湖南省委的领导武光和周小舟。武光作题为《关于开展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周小舟作题为《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然后开始为期40天的南下集训，其中花20天的时间着重学习1949年3月5日至13日刚刚在河北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
一、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三、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对于准备南下的华国锋来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无疑是一场及时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为广大南下干部敲响了警钟。
据与华国锋同时南下的晋中干部李仲喜回忆：
端阳节那天，南下工作团组织了文娱晚会，自演了“夫妻识字”“光荣花”“兄妹开荒”等歌舞剧，我还是个配角呢。这一天，寿阳县委原书记王一平在动员大会上宣布了新调整的第一中队，分配在湖南一分区（后为湘潭地委）的湘阴县。他介绍了该县的基本情况之后，宣布了领导班子和干部名单：县委书记华国锋，副书记王一平，县长张国权。全县八个区（办事处），一区（城关）区委书记苏克（后改为李青），区长李养令，计十人，我为宣传委员。
也就是说，还在石家庄集训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被任命为中共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尽管湖南湘阴县远在千里之外，而且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光是县委书记已经确定，连县长、区长也都已经确定，中共组织工作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4月23日，红旗在蒋介石政权的“首都”南京飘扬。“五一”节前后，中共晋中南下区党委所率南下干部们离开石家庄分批南下，途经开封市时做短暂停留。
华国锋当时的上级武光对我回忆说，开封当时是中共中原局所在地。中共中原局书记邓子恢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邓子恢告诉武光，山西的南下工作团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不过，邓子恢向武光透露说，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干部都已经配齐，因此，南下工作团的干部们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压”。
什么是“往下压”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为省级干部的，“往下压”为地委级干部；华国锋原本安排为地委级干部，“往下压”为县委级干部。
5月中旬，南下工作团抵达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在那里待命约一个月，进行了组织整编。这时，新组建了南下长沙地委。中共晋中的南下干部大部分被分配在南下长沙地委，准备派到长沙、衡阳、会同等地区。武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沙地委书记，地委机关设在湘潭。
1949年5月16至17日，连传捷报，武汉三镇全部解放。6月15日，南下湖南省委到达汉口后，决定了长沙行政专员公署领导班子组成人员。
华国锋等南下长沙地委干部在武汉待命，伺机进入湖南。当时武汉解放不过两个月，社会秩序尚未正常，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只在驻地学习，唯一的一次集体外出，就是到武汉民众乐园看了一场“古为今用”的京剧《李闯王进京》，警示干部们在胜利时保持冷静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