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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光。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保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采访任弼时夫人与她的儿子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的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老太太戴上红星帽，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46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她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逾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12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10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17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时，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因风寒而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苏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1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拥入。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当场被捕，被巡警用手铐铐在一起。
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共党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9时，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
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节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则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之后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各秘密机关的所在地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同居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陈琮英曾这样回忆：“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9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道：“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后来，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被判处五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被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上海漕河泾监狱（又名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提前获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苏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出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他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旧金山的《星岛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