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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书市在成都开幕，我应邀在那里签名售书。
晚上，我疲惫地回到宾馆，却忽地接到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那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杜世伟打来的。他先是打到上海我家中，知道我在成都，便打到了成都。他在电话中告知，81岁的胡乔木在1992年9月28日刚去世，他们打算组织采写一本关于胡乔木的书，问我是否愿意承担。
我略加考虑，答应下来。
说实在的，胡乔木早就在我的采访“视野”之中。我同意采写胡乔木，是因为胡乔木符合我的选择传主的原则，即“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透过传主折射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侧面”“没有人写过”。
不过，关于胡乔木晚年的一些问题，海外颇有微词，海外种种对于胡乔木的尖锐批评我也曾见到。正因为这样，对于写胡乔木我曾有过顾虑。在我看来，倘若写胡乔木的一生，他的晚年是无法回避的。这会使作者左右为难：照实写吧，各方面困难不小；说假话吧，又是我所不齿。
我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商量，把书名定为《毛泽东与胡乔木》。这样，全书偏重于写毛泽东与胡乔木的关系，也就是着重写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胡乔木。
我决定写胡乔木，还有另外的原因：我采写过《陈伯达传》。陈伯达与胡乔木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相当于毛泽东的左右手。所以，我在写陈伯达的传记时，对胡乔木也有了许多了解。
每当着手新的采访的时候，我总是首先查找有关的背景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只是查到1949年海外一篇简短的介绍胡乔木身世的资料，以及胡乔木去世之后新华社所发的《胡乔木生平》。可以说，关于胡乔木本人身世的资料，少得可怜！
我从上海前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和责任编辑杜世伟设宴招待胡乔木亲属和我，当场谈定了采访意向和计划。
此后，我来到胡乔木家，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女儿木英和儿子石英。他们详细回忆了胡乔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刚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仍坚持逐一答复我的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那的确是抢救式的采访，因为在采访时，谷羽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正在就医。不久，1994年12月10日，77岁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记得，我来到胡乔木家中，见到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家属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在他的书房里，书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沓文件，一望而知是这位“中共中央一支笔”伏案劳形的所在。
他的夫人谷羽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谷羽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
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
她叫谷羽，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其实“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谷羽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指“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上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起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称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海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谷羽向我讲述了她与胡乔木在“安吴青训班”认识的过程，把我的思绪带到久远的岁月……
关于胡乔木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我记得，过去在采访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曾说起他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
然而，我后来在查阅一些资料时，发现都闪烁其词，从不提陈伯达三个字。不言而喻，在陈伯达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后，人们“习惯”地“避讳”了。
我在采访谷羽的时候，她很坦率，如实地叙述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
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王若飞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了。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那里是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的地方，是个小山村。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
谷羽说，胡乔木之前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做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48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29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做些什么。如此这般，胡乔木心中十分不安。后来，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做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毛泽东笑道：“好呀！”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做秘书工作。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清样。《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是这本书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从此，胡乔木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常为毛泽东整理讲话稿，例如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胡乔木整理的。他也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还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50多篇社论。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忙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新中国成立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后来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
谷羽是重要的当事人，她的回忆，把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及时地采访谷羽使我得到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得知胡乔木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于是我希望得到编辑组的支持。很遗憾，他们说，有关文献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参考的。
我注重采访。我相信，从胡乔木的亲属、从胡乔木的身边工作人员那里一定能够获得大量口碑资料。这些鲜活的资料，很多是档案上所没有的。
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在早年和胡乔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尽管她身体欠佳，但她慢慢地谈着、谈着，终于分几次谈完她所了解的胡乔木早年革命活动的情况，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乔木的老战友、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话就使我非常吃惊。他说：“叶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笑道：“前几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张春桥传》，本想随便翻翻，谁知道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一整天昏头昏脑，叫你害苦了！”
说罢笑话，林默涵言归正传，详细地回忆了他和胡乔木的多年交往。
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采访中，我发现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具体日期，何况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详。
我偶然得知，有一个胡乔木的老警卫员，当时每天陪着胡乔木。每次胡乔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他总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调往其他单位工作。
我紧追这一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这个老警卫员的住址。
在一个晚上，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终于找到这个老警卫员的家。
老警卫员跟我说起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情况。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胡乔木的处境。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问胡乔木的情况，他必须随时回答。为了便于答复，他找了个本子作记录，记下胡乔木每天被揪斗的情况，包括日期、揪斗地点、揪斗单位名称、揪斗单位负责人名字及电话。
我一听，马上追问这本子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个本子。我一看，如获至宝。
这个本子，是藏于民间的珍贵的历史记录。借助这个本子，我才在书中写下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挨斗的真实情况：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打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梳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6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10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校、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了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挽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关于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去看望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不过，这消息一传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再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
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以及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4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由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院学习。
“停车！”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半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他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也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
等着，等着，却一直不见动静。直到夜12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了。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望胡乔木一事，经过采访几位当事人，经过比较、核对他们的回忆，终于弄清了。
《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胡乔木夫人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300册，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