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二
“饕餮纹”天帝的六千年演变史

弁言 陶玉铜天帝，六千年一贯

百年中国考古，华夏全境的无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上古陶器和大量的上古玉器，其中包含大量的上古神像。很多学者发现：上古陶器、上古玉器的大量上古神像，都是中古铜器主体纹样的源头或雏形。这一发现，导致大量学者把中古铜器主体纹样的错误命名“饕餮纹”、“蚩尤纹”、“饕餮－兽面纹”、“兽面纹”，移用于上古陶器、上古玉器的上古神像。于是这些错误命名在把中古铜器的纹样研究引入歧途之后，又把上古陶器、上古玉器的纹样研究引入歧途。

在绪论一《“饕餮纹”天帝的两千年正名史》的基础上，绪论二《“饕餮纹”天帝的六千年演变史》，概览上古四千年陶器、玉器的“饕餮纹”天帝“前世”和夏商周两千年铜器的“饕餮纹”天帝“今生”，以观秦汉以前六千年的天帝造型演变史。

一 上古四千年：“饕餮纹”天帝的前世

夏代以前的上古四千年（前6000—前2000），仰韶伏羲族、红山黄帝族、良渚南蛮族、大汶口东夷族已有很多天帝造型，均为“饕餮纹”天帝的源头或雏形。

1.伏羲族天帝造型：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

上古伏羲族的祖地是黄河上游区域，先仰韶时代（前6000—前5000）发轫于甘肃天水的大地湾文化（前6000—前2800），后来发展为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前3300—前2100）。东扩伏羲支族（神农族）到达黄河中下游区域以后，又形成了仰韶文化（前5000—前3000）、龙山文化（前3000—前2000），与东夷族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前4500—前2500）、安徽凌家滩文化（前3800—前2000）交接；南扩到达长江上中游区域以后，又形成了湖南高庙文化（前5800—前4500）、四川大溪文化（前4500—前3300），与西扩南蛮支族的湖北屈家岭文化（前3300—前2600）、湖北石家河文化（前2600—前2200）交接。

上古伏羲族根据北极天象的连线（图02-1.1），创造了至高神“北极天帝”（图02-1.4～6）和陶文“帝”字（图02-1.2）。

三者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略举其三。

其一，《山海经》记载的华夏宗教至高神“帝俊”，源于伏羲族的北极天帝造型，因为“俊”通“踆”，训“蹲”。

其二，秦汉以前六千年华夏宗教祭祀“帝俊”的万舞第一舞姿，正是模仿伏羲族“帝俊”的造型：双手曲肘上举，双腿屈膝下蹲（图02-1.7～9）。

其三，商代甲骨文的“帝”字（图02-1.3），同于伏羲族的北极天象连线、北极天帝造型、陶文“帝”字。

上古伏羲族又把围绕北极帝星旋转的北斗七星拟形为次高神“北斗猪神”，因为猪的眼鼻四孔呈倒梯形，天然对应北斗七星之斗魁四星的倒梯形。所举三例伏羲族的“北斗猪神”（图02-2），分别出土于伏羲祖族的甘肃天水王家阴洼遗址、东扩伏羲支族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文化遗址。

伏羲族的“北斗猪神”东传上古玉器三族，再传中古夏商周，导致上古玉器三族和中古夏商周均以“北斗猪神”为次高神。

伏羲族的天文历法和源于天文历法的宗教神话，是华夏八千年文化的总基因（详见《伏羲之道》）。伏羲族的宗教神话及其天帝造型，全面影响了上古玉器三族和中古夏商周的天帝造型（详见《玉器之道》）。

2.黄帝族天帝造型：红山文化－石峁文化

上古黄帝族的祖地是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的西辽河流域，先仰韶时代形成了兴隆洼文化（前6200—前5400），仰韶时代发展为赵宝沟文化（前5200—前4400）、红山文化（前4700—前3000），龙山时代发展为小河沿文化（前3000—前2500），一般统称为“红山文化”。夏代时期，发展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前2200—前1400），成为商代黄帝族开国之前的先商文化。

西扩黄帝支族在仰韶中晚期到达内蒙古中部的包头周边，发展为海生不浪文化（前3700—前3000）、阿善文化（前2500—前2300）；在龙山晚期到达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周边，发展为朱开沟文化（前2300—前1500）；又从朱开沟区域南下，到达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发展为龙山晚期的石峁文化（前2300—前2000），成为夏代黄帝族开国之前的先夏文化。

以下分述上古黄帝族东西两支的天帝造型。

其一，红山黄帝祖族的天帝造型。

红山黄帝祖族的天帝造型，分为早期、晚期两大系统。

红山黄帝祖族的早期天帝，源于拟形四季北斗围绕北极帝星旋转的“玄垣”（图02-3.1），旧称“勾云形器”。“玄垣”首先拟形为“玄鼋”（图02-3.2、3），所以周代黄帝族自称“我姬氏出自天鼋”（《国语·周语》）；然后神格化为北极天帝“轩辕”（图02-3.4～6），即红山黄帝祖族的早期天帝，所以夏商周黄帝族均以“轩辕黄帝”为神话始祖。

红山黄帝祖族的晚期天帝，变成了人格化天帝，初形双腿直立（图02-4.1），后来受到伏羲族天帝“帝俊”的影响，变成了双腿下蹲的蹲式天帝（图02-4.2～4）。

红山黄帝祖族的北斗之神（图02-4.5～7），也与伏羲族一样拟形为猪。

其二，石峁黄帝支族（先夏黄帝族）的天帝造型。

龙山晚期陕北石峁文化的先夏黄帝族，全面继承了红山黄帝祖族的早期天帝和晚期天帝，又有进一步发展。

红山黄帝祖族的勾云形天帝完整式（图02-5.1），被石峁文化的先夏黄帝族发展为横式天帝完整式：中间是羊角帝面，左右是卷尾两龙。卷尾两龙均为侧面，龙首或者冲外（图02-5.2），或者冲内（图02-5.3）。这是目前考古所见《山海经》所言“天帝乘两龙”的最早实例，实为“天帝乘龙巡天图”。其天文内涵是：以苍龙七宿为代表的二十八宿（即全部星空），围绕北极帝星旋转。

红山黄帝祖族的勾云形天帝简化式（图02-5.4），被石峁文化的先夏黄帝族发展为横式天帝简化式（图02-5.5）：仅存中间的羊角帝面，省略左右的卷尾两龙。

石峁先夏黄帝族的横式天帝完整式、简化式，奠定了夏商周“饕餮纹”天帝的基本图式。

石峁先夏黄帝族又把红山黄帝祖族的晚期天帝即蹲式天帝（图02-6.1），石家河文化的鹰冕天帝（图02-6.2），综合为竖式天帝（图02-6.3、4），省略了左右两龙。

由于石峁先夏文化的竖式天帝省略了左右两龙，不符合夏商周“饕餮纹”天帝的基本图式“天帝乘两龙”，所以夏商周的“饕餮纹”天帝多为横式天帝，少有竖式天帝。

3.东夷族天帝造型：大汶口文化－凌家滩文化

上古东夷族的祖地是黄河下游区域和淮河流域，先仰韶时代形成了后李文化（前6500—前5500），仰韶时代发展为北辛文化（前5500—前4500）、山东大汶口文化（前4500—前2500），龙山时代发展为安徽凌家滩文化（前3800—前2000）。东与大海相邻，北与红山黄帝族交接，西与东扩伏羲支族交接，南与良渚南蛮族交接，处于三大外族向外扩张的丁字路口，也受到三大外族的综合影响。

凌家滩东夷族的北极天帝造型，先是双腿直立（图02-7.2），源于红山黄帝族的北极天帝造型（图02-7.1）；后来变成了双腿下蹲（图02-7.3），源于伏羲族的北极天帝“帝俊”（图02-7.4）。

凌家滩东夷族的北斗猪神造型（图02-7.6），源于红山黄帝族的北斗猪神造型（图02-7.5），即《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言“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的“并封”。

由于东夷族的天帝造型大多接受外族影响，原创性较低，所以对中古夏商周的“饕餮纹”天帝影响较小。

4.南蛮族天帝造型：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

上古南蛮族的祖地是长江下游的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形成了上山文化（前9000—前7000），先仰韶时代发展为跨湖桥文化（前6000—前5000），仰韶时代发展为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000）、马家浜文化（前5000—前4000）、崧泽文化（前4000—前3300），龙山时代在太湖流域发展为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

西扩南蛮支族在仰韶时代晚期到达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流域，形成了湖北屈家岭文化（前3300—前2600），龙山时代中期发展为湖北石家河文化（前2600—前2200）。屈家岭文化与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文化（前5800—前4500）、四川大溪文化（前4500—前3300）接触并受其影响，石家河文化与东扩伏羲支族的龙山文化（前3000—前2000）接触并受其影响。

以下分述良渚南蛮祖族和石家河南蛮支族的天帝造型。

其一，良渚南蛮族的天帝造型。

良渚南蛮族的至高神“北极天帝”（图02-8.1～3），即良渚神徽“天帝骑猪巡天图”。受到伏羲族“帝俊”的影响，也是蹲式天帝。

良渚南蛮族的次高神“北斗猪神”（图02-8.4～6），从良渚神徽下部抽取出来，成为独立造型。

良渚南蛮族和夏商周黄帝族的“饕餮纹”天帝，整体结构和对应天象全都不同。

良渚南蛮族的“饕餮纹”天帝是上下结构的“天帝骑猪巡天图”，上部是北极天帝，下部是北斗猪神；对应中央天区的北极天象：北斗七星围绕北极帝星旋转，尚未融入上古伏羲族创造的二十八宿体系。

夏商周黄帝族的“饕餮纹”天帝是左右结构的“天帝乘龙巡天图”，中间是北极天帝，左右是卷尾两龙；对应五大天区的全部天象：苍龙七宿（领衔四方天区的二十八宿）围绕北极帝星（和北斗七星）旋转，已经融入上古伏羲族创造的二十八宿体系。

可见夏商周黄帝族的“饕餮纹”天帝“天帝乘龙巡天图”，直接源头是石峁黄帝族的“饕餮纹”天帝“天帝乘龙巡天图”，整体结构和对应天象全同；间接源头是良渚南蛮族的“饕餮纹”天帝“天帝骑猪巡天图”，因为整体结构和对应天象不同。李学勤等学者认为良渚神徽是夏商周“饕餮纹”的直接源头，不太精确。

其二，石家河南蛮支族的天帝造型。

石家河南蛮支族把南扩伏羲支族的湖南高庙文化北斗猪神（图02-9.1、2），与良渚南蛮祖族的北极天帝（图02-9.3），综合为极斗合一的鹰冕天帝（图02-9.4～6）。商周玉器仍有极斗合一的鹰冕天帝（图02-9.7～10），所举四例分别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墓、陕西丰镐西周墓、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基址。

石家河鹰冕天帝既有上古四族共有的星形眼，又首创了拟形人眼的臣字眼，两种眼型均被商周“饕餮纹”天帝继承。

石家河剪影天帝的源头，是良渚天帝玉佩的反面（图02-10.1），首先变形为剪影天帝的早期图式（图02-10.2），然后定型为剪影天帝的后期图式（图02-10.3、4）。后期图式北传龙山晚期的山西陶寺神农国（图02-10.5），影响了夏商周“饕餮纹”天帝的造型（图02-10.6～8）。

良渚南蛮祖族和石家河南蛮支族的天帝造型，都对夏商周的“饕餮纹”天帝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言，上古华夏四族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多边交流和深入的相互影响。其中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历法最为先进，是上古华夏的文化总基因和最大影响源。

上古黄帝族东西两支的天帝造型，既有独创性，也受到了上古伏羲族天帝造型的重要影响，较少受到上古南蛮族、上古东夷族天帝造型的影响。

夏商周黄帝族的天帝造型，一方面继承了上古黄帝族的天帝造型，另一方面吸收了上古伏羲族、上古南蛮族之天帝造型的大量元素。

二 夏商周两千年：“饕餮纹”天帝的今生

上古四千年，华夏四族在黄河流域（伏羲族）、淮河流域（东夷族）、长江流域（南蛮族）、西辽河流域（黄帝族）等华夏境内的不同区域独立发展，四方扩张，冲突融合，相互影响，初步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文化共同体。经过上古、中古之交的“炎黄之战”，形成了以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辐射中原周边四裔的夏商周文明。

中古两千年，夏商周国家的统治族群都是从今长城以北南下中原的黄帝族，被统治族群都是中原地区的农耕三族：主体是黄河中下游的伏羲－神农族，另含黄河下游、淮河流域的大部分东夷族（沿海岛屿除外），以及长江中游北岸的一部分南蛮族。

“炎黄之战”以后南撤到长江南岸和珠江流域的农耕三族苗裔即“三苗”（秦汉以后称为“西南夷”或“苗蛮”），长期不属夏商周国家的统治范围，秦汉以后才逐渐成为中央王朝的边陲。

1.夏代天帝造型：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

上古西扩黄帝支族，从内蒙古东部红山文化区域的黄帝族祖地向西扩张，到达内蒙古中西部和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形成了先夏时期的石峁文化（前2300—前2000），即《山海经》所言华夏西北的黄帝族。随后经过“炎黄之战”南下、东进，伐灭山西陶寺神农国；再经黄帝族部落联盟的三大首领尧、舜、禹，南下到达长江中游北岸的石家河文化区域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区域，取得“伐三苗”胜利，由禹之子夏后启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建立黄帝族第一王朝夏朝。

夏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岗二期城址（前2050—前1935）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前1900—前1500），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前1870—前1720）等，青铜器较少。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前1735—前1530），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等，已有大量青铜器。

夏代早期的河南新砦文化和夏代晚期的河南二里头文化，全都承袭了陕北石峁文化先夏黄帝族的横式天帝和竖式天帝。

其一，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的横式天帝。

夏代早期新砦文化陶器的横式天帝（图02-11.3），近源是陕西石峁先夏文化的横式天帝（图02-11.2），远源是红山黄帝祖族的勾云形天帝简化式（图02-11.1）。后来影响了商代晚期殷墟青铜器的羊角天帝造型（图02-11.4）。

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玉器、骨器的横式天帝，源于良渚文化。

二里头文化玉制权柄的北斗猪神（图02-12.2），源于良渚文化玉制权柄的北斗猪神（图02-12.1）。上古权柄和中古权柄均饰北斗猪神，是因为君王对位北斗，“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晋书·天文志》） 。

二里头文化骨匕柄部的“饕餮纹”天帝（图02-12.4），源于良渚文化璜式玉佩的北斗猪神（图02-12.3）。

其二，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竖式天帝。

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有大量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图02-13.4～17），尽管局部细节略有不同，但是整体造型均为龙面“饕餮纹”天帝。其直接源头是陕西石峁先夏文化的竖式天帝（图02-13.1）和夏代早期新砦文化的竖式天帝（图02-13.2），又吸收了石家河文化的竖式天帝（图02-13.3），尤其是吸收了印堂部位的菱形帝星纹（图02-13.3、7）。

李学勤《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认为：“二里头文化铜饰的花纹是龙山和商代饕餮纹的中间链环，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商周时期的四川三星堆，也有镶嵌绿松石青铜牌（图02-12.18～20），继承了二里头青铜牌的外形，只是纹样逐渐抽象化。

综上所言，夏代石器、陶器、玉器、骨器上的“饕餮纹”天帝，已经非常接近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天帝。但是直到夏代晚期，青铜技术仍未成熟，所以二里头青铜牌只能表达较为简单的龙面“饕餮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技术大为发展以后，扬弃了二里头青铜牌的龙面“饕餮纹”，发展为更加繁复的“天帝乘两龙”式“饕餮纹”天帝。

2.商代早期天帝造型：夏家店下层文化－二里岗文化

“炎黄之战”以后，上古红山文化的黄帝祖族继续存在于华夏东北，发展为与夏代平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前2200—前1400）。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之前的先商文化，正如陕西北部的石峁文化是夏代之前的先夏文化。

内蒙古赤峰市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甸子遗址，青铜铸造技术初级而无法表达“饕餮纹”天帝，但其陶器彩绘有大量的“饕餮纹”天帝（图02-14.3～10），把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天帝（图02-14.1、2）进一步神格化，深刻影响了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的“饕餮纹”天帝。

商代早期前段的二里岗下层文化，把直系祖先的红山文化勾云形天帝（图02-15.1），与旁系祖先的石峁先夏文化“天帝乘两龙巡天图”（图02-15.2），综合为商代“饕餮纹”天帝的早期图式，既见于商代早期的河南郑州二里岗（图02-15.3、4），又见于商代中期的湖北盘龙城（图02-15.5、6）、商代中期的江西大洋洲（图02-15.7、8），直到商代晚期的河南殷墟仍有余响（图02-15.9、10）。

商代早期前段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饕餮纹”天帝，与石峁先夏文化的“饕餮纹”天帝有同有异。

所同之处是，两者均为“天帝乘龙巡天图”（图02-15.2～10），而且左右两龙的龙尾，全都分叉为上下两部分，酷似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天帝（图02-15.1）。

所异之处是，石峁先夏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图02-15.2），左右的勾云形两龙和中间的帝面各自独立，尚未融合。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图02-15.3～10），左右的勾云形两龙和中间的帝面均不独立，已经融合，亦即两龙的侧面龙首合为帝面。证明其融合的铁证是，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即使拆分为独立的勾云形两龙（图02-15.11、12），仍然酷似二里岗文化的“饕餮纹”天帝。

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青铜技术成熟的一大标志，就是能够铸造夏代不能铸造的四足方鼎，也为“黄帝四面”神话的出现创造了技术条件。

郑州杜岭和郑州向阳食品厂出土的方鼎（图02-16.1、2），四面各有一个勾云形“饕餮纹”天帝，周围配以星宿纹（旧称“联珠纹”），内涵是天帝主宰星空的旋转循环、四季的寒暑循环、万物的生死循环。

与商代二里岗文化同期的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三足圆鼎（图02-16.3），也有二里岗式勾云形“饕餮纹”天帝。这不仅是二里岗文化向长城以北传播的重要证据，也是长城以北的中古黄帝族与商代黄帝族属于同族的重要证据，所以朱开沟黄帝族复制商代黄帝族的勾云形“饕餮纹”天帝毫无心理障碍，因为上古红山黄帝族的勾云形天帝是朱开沟黄帝族和商代黄帝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和族史记忆。

商代早期后段二里岗上层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图02-17.3～8），又吸收了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天帝简化式（图02-17.1）和夏家店下层先商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图02-17.2），即把左右两龙原本上下分卷的龙尾，简化其下部变成龙足，强化其上部变成羽冠，但是源于红山文化勾云形天帝的基因仍在。

商代早期后段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又借鉴了石家河文化的羽冠天帝（图02-18.1），进一步强化勾云形“饕餮纹”天帝变体的羽冠，创造了羽冠式“饕餮纹”天帝（图02-18.2～4），源于红山文化勾云形天帝的基因，已经难以辨识。

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的一件陶簋残片复原图（图02-19.2），尽管与“饕餮纹”天帝的视觉差异很大，但与“饕餮纹”天帝的构成要素全同：中间是人形天帝，左右是卷尾两龙。再次证明“饕餮纹”天帝的内涵是《山海经》所言“天帝乘两龙”，亦即“天帝乘龙巡天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商代早期的“天帝乘龙巡天图”，酷似良渚文化的“天帝骑猪巡天图”（图02-19.1），尤其是控驭坐骑的天帝双手，下按姿势完全相同，只不过良渚天帝是骑猪（北斗七星拟形）巡天，尚未融入上古伏羲族首创的二十八宿体系；二里岗天帝是乘龙（苍龙七宿拟形）巡天，已经融入了上古伏羲族首创的二十八宿体系。

美国学者艾兰正确辨识出了二里岗陶簋纹样与商周“饕餮纹”的关系：“熟悉饕餮纹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这种表现形式和饕餮纹是一样的，但饕餮纹的身躯，未曾用人身表现。”

综上所言，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下层、上层的“饕餮纹”天帝，直接继承了红山文化的勾云形天帝和夏家店下层先商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又借鉴了石峁先夏文化的勾云形天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天帝骑猪巡天图”，成为“天帝乘龙巡天图”，亦即《山海经》所言“天帝乘两龙”。

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已为商代晚期殷墟文化和西周早期周原文化的“饕餮纹”天帝确立了基本图式，后者仅是前者的升级发展，亦即图法不变，图式升级。

3.商晚周早天帝造型：殷墟文化－周原文化

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尽管青铜铸造技术远胜夏代，但仍然只能表现红山文化勾云形天帝的简单造型，无法充分表现夏家店下层先商文化“饕餮纹”天帝的繁缛造型，直到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青铜器铸造技术再次升级，才能充分表现夏家店下层先商文化“饕餮纹”天帝的繁缛造型，形成了填满青铜器表面的满花式“饕餮纹”天帝。

商代晚期的“饕餮纹”天帝（图02-20.4～6），固然是上古华夏四族天帝造型和夏代天帝造型的集大成，但其满花式装饰风格源于夏家店下层先商文化的“饕餮纹”天帝（图02-20.1～3）。

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饕餮纹”天帝，除了满花式繁缛造型，另有或繁缛、或简洁、或完整、或简化的无数造型。此处仅举商代晚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各一例（图02-21.1～4），以见一切商周“饕餮纹”天帝都是《山海经》所言“天帝乘两龙”，亦即“天帝乘龙巡天图”。更多图例及其“图法”解密，详见本书正编各章。

4.华夏图法传承：夏灭传商，商灭传周

以上对上古华夏至中古夏商周“饕餮纹”天帝之家族性相似的宏观概览，属于“图像志”范畴。本书正编对商晚周早经典“饕餮纹”的微观解密，属于“图像学”范畴。“图像志”是图像研究的初级阶段，尚未系统化、理论化，尚未提炼出图像的范式、要素、构件，无法对图像进行拆解、拼接、还原。“图像学”是图像研究的高级阶段，已经系统化、理论化，并且提炼出图像的范式、要素、构件，可以对图像进行拆解、拼接、还原。

华夏图像学，先秦文献称为“图法”。“图法”兼有二义：第一义是理论层面上的图像法则，第二义是实践层面上的图像法式。我把第一义称为“图法”，而把第二义称为“图式”。

上古华夏尚未进入国家阶段，也未产生用于国家治理的系统文字，也未产生国家制度强力推行的成文“图法”，但是伏羲族的陶器图法、玉器三族的玉器图法已经客观存在（详见《伏羲之道》《玉器之道》）。中古夏商周进入国家阶段，也产生了用于国家治理的系统文字，于是产生了国家制度强力推行的成文“图法”。

“炎黄之战”以后，夏代黄帝族建立了黄帝族第一王朝，于是以上古四千年的陶器图法、玉器图法为基础，创制了蕴涵天文历法、宗教神话最高知识的夏代“图法”，作为一切图像的法则和法式，用于管理一切器物的制作，并且应用于“神道设教”的实际统治。同时按照夏代黄帝族远祖“颛顼”确立的“绝地天通”政策，蕴涵天文历法、宗教神话最高知识的“图法”严禁外传，仅由极少数巫史家族世袭执掌。 “绝地天通”政策贯彻夏商周两千年，夏代“图法”则从夏传商、从商传周，始终由极少数巫史家族世袭执掌，严禁外传，所以夏商周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了解“图法”，也不了解这些神圣图像蕴涵的天文历法知识、宗教神话知识。因为“绝地天通”的目的，是使黄帝族的统治权神秘化、神圣化、永恒化，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左传》《史记》等书所言“禹铸九鼎，夏灭传商，商灭传周”，正是夏商周黄帝族使其统治权神秘化、神圣化、永恒化的“神道设教”，尽管这一“神道设教”已被考古发掘证伪，但是华夏图像具有六千年一贯的家族性相似，确是客观事实。所以夏商周“神道设教”的“禹铸九鼎，夏灭传商，商灭传周”，真实内涵是“华夏图法，夏灭传商，商灭传周”。

这一真实内涵，见于《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一节的上文：

夏太史令终古 出其 图法 ，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 守法之臣 ， 自归于商 。”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 载其图法 ， 出亡之周 。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 法式 ，杀三不辜，民大不服。 守法之臣 ， 出奔周国 。”

（中略。）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吕氏春秋·先识》所言“守法之臣”，正是按照“绝地天通”政策，世袭执守“图法”的巫史。关于“图法”夏灭传商、商灭传周的记载，记在“周鼎铸饕餮”一节之前，证明了两者的逻辑关联，所以“周鼎铸饕餮”云云的真实内涵是：华夏图法，夏灭传商，商灭传周。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认为：“所谓‘图法’，实即《汉志天文类》所列《图书祕记》一类之书。” 堪称卓见！《图书祕记》被《汉书·艺文志》归于“天文类”，是因为“图法”正是蕴涵天文历法、宗教神话最高知识的图像法式。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图书祕记》，当属上古至中古华夏图法的集大成之作，可惜今已亡佚。但其书名表明，“图法”是史官专掌、严禁外传的秘法。所以夏代末年的王室史官携带夏代“图法”奔商，商代末年的王室史官携带商代“图法”奔周，商汤、周武王才会大喜，因为“图法”是蕴涵天文历法、宗教神话最高知识的图像法式，“图法归商”即“天命归商”，“图法归周”即“天命归周”。

假如新朝不能获得严禁外传的前朝“图法”，就无法举行新朝的开国大典、祭天大典，无法建造新朝的宫室、宗庙，无法制作新朝的冠冕、服饰、车马、旗帜、仪仗、玉器、铜器等等一切必不可少的实用器物，也就无法顺利取代前朝。因为新朝的一切实用器物，整体造型和具体细节必须严格符合蕴涵天文历法、宗教神话最高知识的华夏图法，才能证明“天命归商”或“天命归周”，才能证明新朝是华夏文化的合法继承者，才能赢得黄帝族“君子”和农耕三族“小人”的普遍拥戴。任何违背华夏图法及其天文历法、宗教神话最高知识的造型错误、细节错误、纹样错误，都会动摇新朝政权的合法性。新朝政权的合法性，首先奠基于一切器物合于“图法”，因为“图法”就是当时的“宪法”。

不仅新朝开国的一切器物必须严格符合华夏“图法”的“法式”，而且新朝维持统治的一切治理也必须严格符合华夏“图法”的“法式”，所以周武王动员天下诸侯伐纣的理由是商纣“赏罚无方，不用法式”。

正因《吕氏春秋·先识》的撰者没见过严禁外传的夏商周“图法”，所以不知夏商周青铜器主体纹样的官方命名和官方阐释，于是根据民间传说，把夏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错误命名为“饕餮”。

夏商周青铜图法的微观解密，详见本书正编各章。

三 夏商周统治者分属黄帝族东西两支

在微观解密夏商周的青铜图法之前，尚需论证夏商周统治者均为黄帝族，这是伏羲学解密上古至中古六千年陶玉铜图法的重要前提。

《伏羲之道》解密上古伏羲族的陶器图法之时，《玉器之道》解密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图法之时，均已提及夏商周统治者的共同祖先是长城以北的上古黄帝族，但是无暇详证，本节略予补证。

1.夏、商统治者源于上古黄帝族东、西两支

作为夏代统治族群的夏代黄帝族，源于华夏西北的西扩黄帝支族。对应于《山海经·西山经》和《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言华夏西北的“轩辕之丘”、“轩辕之台”、“轩辕之国”，在中古黄帝族的族史叙事中，属于“黄帝次子昌意”一系。

作为商代统治族群的商代黄帝族，源于华夏东北的红山黄帝祖族。对应于《山海经·北山经》所言华夏东北的“轩辕之山”，在中古黄帝族的族史叙事中，属于“黄帝长子玄嚣”一系。

《大戴礼记·帝系》如此叙述上古至中古黄帝族东西两支的世系：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

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

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言首位黄帝“帝鸿式”，以及《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帝俊生帝鸿”，可知：北极天帝“帝俊”的历史化叙事即“少典”，北斗星君“黄帝”的历史化叙事即“帝鸿”。因此《大戴礼记·帝系》所述上古至中古黄帝族东西两支的世系，可以精确对位于考古文化，见于下表。

观表可知，华夏东北黄帝祖族的红山文化世系“黄帝－玄嚣－蟜极－帝喾－帝尧”，较为简略；华夏西北黄帝支族的石峁文化世系“黄帝－昌意－颛顼……（瞽瞍－帝舜）……鲧－禹”，较为详尽。因为“炎黄之战”以后的中古黄帝族第一王朝夏代，源于华夏西北黄帝支族的石峁文化世系，亦即“颛顼－鲧－禹”一系，所以夏代黄帝族追述西支较详，追述东支较略。

商代黄帝族出于黄帝族东支，灭夏以后，无法改变夏代黄帝族以黄帝族西支为主的叙事框架，只能在夏代叙事中补入商族所属黄帝族东支的少量上古叙事，重点是补入商族在“炎黄之战”时期的叙事（真伪不论）。

周代黄帝族同样出于黄帝族东支，灭商以后，也无法改变商代黄帝族兼及黄帝族东西两支的叙事框架，只能在商代叙事中补入周族在“炎黄之战”时期的叙事（真伪不论）。

正因商周黄帝族均出东支，又无法改变黄帝族西支开创第一王朝夏代的史实，因此商周黄帝族从黄帝族东西两支之中，挑出五位重要的上古远祖，套入“五行”模式，成为商周黄帝族的“五帝”叙事：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

“五帝”第一位“黄帝”，是上古黄帝族的神话始祖，北极天帝“帝俊”之子，对位北斗之神。证见《河图始开图》：“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河图握矩纪》：“黄帝名轩辕，北斗黄神之精。”

“五帝”第二位“帝颛顼”，是中古黄帝族西支夏族的远祖。证见《礼记·祭法》：“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五帝”第三位“帝喾”，是中古黄帝族东支商族的远祖。证见《礼记·祭法》：“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

“五帝”第四位“帝尧”，是“炎黄之战”时期黄帝族部落联盟的第一位首领，出于东支，从无异议。

“五帝”第五位“帝舜”，是“炎黄之战”时期黄帝族部落联盟的第二位首领，《大戴礼记·帝系》认为出于西支，《礼记·祭法》认为出于东支，原因可能是舜出身寒微，父祖不显，难以认祖归宗。所以《礼记·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国语·鲁语》则有异辞：“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

“大禹”是“炎黄之战”时期黄帝族部落联盟的第三位首领，出于西支，从无异议。大禹取得了始于尧舜的“伐三苗”胜利（后期叙事改为“治水成功”，意在淡化“炎黄之战”），终结了“炎黄之战”。由于大禹是黄帝族西支夏代黄帝族的始祖，所以同属黄帝族东支的商周黄帝族不愿将其列入“五帝”。

周代黄帝族与商代黄帝族一样，也以黄帝族东支的“帝喾”为远祖，所以《礼记·祭法》和《国语·鲁语》均言：“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但是周代黄帝族为了提供周灭商的合法性，不仅声称商族、周族均为“帝喾”后裔，而且声称与尧舜禹同时的周族始祖后稷（即弃）是“帝喾”元妃姜源所生嫡子，而商族始祖契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庶子——这很可能是周代废除商代君主“兄终弟及”继位法，确立周代君主“嫡长子”继位法的重要原因。然而周祖弃是“帝喾”元妃所生嫡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所生庶子，仅是周代黄帝族编造的胜利者伪史。

周代黄帝族又不满足于仅仅编造周祖弃是嫡兄，商祖契是庶弟，进一步把周祖弃尊为“后稷”，视为与“黄帝”平起平坐的北极天帝“帝俊”之子，此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言“西周之国，帝俊生后稷”。这是彻底抹去夏商黄帝族、自封黄帝族始祖的伪史。

1933年傅斯年所撰重要论文《夷夏东西说》，是现代学者论证夏族属于黄帝族西支、商族属于黄帝族东支的开山之作，但其不足是把商代黄帝族误归于东夷。其实傅斯年十分明白商族并非东夷族，却又强辩说：“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可说夷人胜夏。” 如此明知故犯地混淆族属，实难服人。所以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合理内核，其实是“夏商东西说”。

秦灭周后，也声称与尧舜禹同时代的秦族始祖大费（又称“柏翳”或“伯益”）出于黄帝族西支，也奉“黄帝”为神话始祖，自称“颛顼后裔”。秦始皇灭六国后颁布的秦历，也称“颛顼历”。

2.夏商周的黄帝族诸侯均称“诸夏”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另有一段发人深省：“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为夏后氏。”

傅斯年敏锐地注意到，夏商周三代的黄帝族诸侯均称“诸夏”。

这一现象大量见于先秦文献和汉后文献，略举其要。

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 区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尚书·周书·康诰》，不言“区周”）

夷狄之有君，不如 诸夏 之亡也。（《论语·八佾》，不言“诸周”）

诸夏 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不言“诸周”）

以服事 诸夏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不言“诸周”）

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 诸夏 而图东国。（《国语·吴语》，不言“诸周”）

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荀子·儒效》，楚夏对言，而非楚周对言）

灭国十五有余，独先 诸夏 。 鲁晋俱诸夏也 。（《春秋繁露·观德》）

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 诸夏 ，总八方而为之极。（《后汉书·班固传下》）

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 诸夏 ，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晋书·秦秀传》）

夏商周黄帝族征服、统治之地均称“诸夏”，夏商周黄帝族未征服、未统治之地均称“夷狄”。夏代诸侯称为“诸夏”容易理解，为什么商代诸侯不称“诸商”，仍称“诸夏”？为什么周代诸侯也不称“诸周”，仍称“诸夏”？因为夏商周的统治者均为黄帝族，夏代以后均称“夏族”，正如汉代以后中国人均称“汉族”，唐代中国人、宋代中国人并不改称“唐族”、“宋族”。

夏代黄帝族开国以后，“天下共主”是夏代王室，即“夏后”，夏代黄帝族各支族（诸侯），即“诸夏”。商代黄帝族开国以后，尽管“天下共主”变成了商代王室，即“商后”（盘庚迁殷前）或“殷王”（盘庚迁殷后），但是商代黄帝族各支族（诸侯）仍称“诸夏”，不称“诸商”。周代黄帝族开国以后，尽管“天下共主”变成了周代王室，即“周王”，但是周代黄帝族各支族（诸侯）仍称“诸夏”，不称“诸周”。正因夏商周三代是黄帝族三大宗族先后成为“天下共主”，所以夏商周的绝大多数诸侯永远都是黄帝族“诸夏”，只有极少数异族功臣所封诸侯不是黄帝族，比如西周所封齐国诸侯是神农族姜氏。

秦汉终结黄帝族统治以后，《后汉书》《晋书》等史书所言“诸夏”，已无先秦的族属内涵，转指王朝的统治疆域；正如夏商周的“君子”指黄帝族，“小人”指农耕三族，秦汉以后已无先秦的族属内涵，转指个体的道德品行。

关于夏商周诸侯均属“诸夏”，另可补充二证。

其一，楚国在东周时期北进中原，方城之北通向中原之路，不称“周路”，而称“夏路”。证见《史记·越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曰：“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

其二，《诗经》之《小雅》、《大雅》，“雅”训“夏”。孔子所谓“雅言”，即“夏言”，亦即黄帝族“诸夏”的“君子”之言；而农耕三族的“小人”方言，则非“雅言”或“夏言”。“雅”又训“正”，亦即黄帝族“诸夏”的“雅言”读音为正音，农耕三族的“方言”读音非正音。所以先秦的《尔雅》，记录黄帝族“君子”的“雅言”；汉代扬雄的《方言》，记录农耕三族“小人”的“方言”。

以上简述上古至中古黄帝族东西两支之大要，并与考古文化、夏商周始祖和“五帝”叙事挂钩，便于读者理解夏商周黄帝族与上古黄帝族东西两支的关系，进而理解夏商周黄帝族之不同天帝造型的不同来源。

结语 “饕餮纹”天帝是华夏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终极图像

美国汉学家吉德纬《商史材料》说：“你如果不懂饕餮纹，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又认为“饕餮纹”是“甲骨文卜辞无法解答的一个巨大谜团”。 不懂“饕餮纹”，不仅无法了解商代文化，也无法了解商代以前的夏代文化和商代以后的周代文化，更无法了解夏代以前的上古文化。简而言之，不懂“饕餮纹”就无法了解上古至中古六千年的华夏文化。

前著《伏羲之道》和《玉器之道》分别梳理论证了伏羲族的彩陶纹样和玉器三族的玉器纹样均为天文历法纹样，同时梳理论证了天文历法纹样衍生的宗教神话纹样，因为“天神”正是天象的神格化。天象体系的神格化，即为天神谱系，祭祀天神即为祭祀天象。所以天象体系衍生神话体系，神话体系衍生宗教体系，宗教体系衍生祭祀体系。

夏商周黄帝族吸收了上古四千年华夏四族的天帝造型，融合为“饕餮纹”天帝，亦即“天帝乘龙巡天图”，画、刻、铸于夏商周黄帝族的陶玉铜礼器。

夏商周黄帝族的青铜礼器，是夏商周天象体系、神话体系、宗教体系、祭祀体系的最高礼器，主体纹样只能是至高神“北极天帝”，即古代文献所言“皇天上帝”、“昊天上帝”、“太一上帝”、“紫微大帝”。

夏商周黄帝族把至高神“北极天帝”铸于青铜礼器，意在通过“神道设教”，一方面自诩黄帝族“君子”是上应星宿的命定统治者，比如君王是对应北斗七星或苍龙七宿的“天帝之子”，诸侯是对应二十八宿的“龙子龙孙”，以此论证黄帝族是“天神下凡”，其统治权是“君权神授”；另一方面宣布农耕三族“小人”是不应星宿的命定被统治者，而且黄帝族“君子”统治农耕三族“小人”的人间秩序忠实仿效了天道秩序，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此教化农耕三族“小人”服从黄帝族“君子”的神圣统治。

上古至中古六千年华夏天象体系，神格化以后，即为华夏天神谱系。华夏天神谱系的最高结晶，即为“饕餮纹”天帝。“饕餮纹”天帝是华夏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终极图像，也是夏商周黄帝族“神道设教”的终极密码。 GTv+Nvo0DnMLsodora1NN5pQKDljC2AEXGdOUyNOxUSXIXJxzqrCMoaLviGquj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