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一
“饕餮纹”天帝的两千年正名史

弁言 青铜纹样研究被错误命名引入歧途

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战国至今两千多年未能正确命名。主要的错误命名有四，即战国的“饕餮纹”，汉代的“蚩尤纹”，北宋的“饕餮－兽面纹”，现代的“兽面纹”。这些错误命名把青铜纹样研究引向歧途，遮蔽了华夏图像学的终极密码，导致了华夏图像学的难以建立。

本书在《伏羲之道》《玉器之道》解密上古陶器玉器纹样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密中古铜器纹样。先以两篇绪论，宏观梳理背景：绪论一“循名”，列举文献证据，论证中古铜器的主体纹样“饕餮纹”是天帝纹。绪论二“责实”，列举考古证据，概览上古陶器、上古玉器、中古铜器的“饕餮纹”天帝。再以正编九章，微观解密“饕餮纹”天帝的构件细节及其衍生纹样的天文历法内涵和宗教神话内涵。

本文是绪论一，宏观梳理战国至今“饕餮纹”天帝的两千年正名史。首先勾勒华夏青铜器简史，然后辨析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被错误命名为“饕餮纹”、“蚩尤纹”、“饕餮－兽面纹”、“兽面纹”的致误原因，最后论证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是“天帝纹”。

一 华夏青铜器简史

人类铜器史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前7000），当时的铜器均非冶炼铜，均为天然铜块锻打而成。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前4500），早期人类经过数千年陶器发展，烧陶的窑温超过了青铜的熔点，于是当时的西亚区域和华夏区域几乎同时出现了人为加入其他金属成分的冶炼铜合金，包括含砷的砷铜、含镍的白铜、含锌的黄铜等等，最后出现了含锡的青铜。西方学者认为，华夏区域的铜合金冶炼工艺和青铜器铸造工艺均从华夏境外传入。但有中国学者认为，华夏境内的铜合金冶炼时间并不晚于华夏境外。

1.上古起源期：“蚩尤”作兵

刘远晴《中国早期铜器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铜器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和五大区域。第一时期是仰韶－龙山时代，第二时期是二里头文化期。五大区域是：新疆中西部区，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黄河上游的河湟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海岱区，长城以北的北方区（图01-1）。

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认为：“中国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早期铜器已在50多个地点发现了500多件，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其年代最早者为公元前 4500年。早期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尝试冶炼各种原始铜合金的发生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以红铜为主的发展期和公元前2000—前1600年以青铜为主的成熟期。中国古代青铜器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

综合大量学者的研究，本书认为华夏铜器史至迟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4500），可以分为三大阶段：仰韶早期至龙山中期（前4500—前2500），是铜器起源时期。龙山中期至龙山末期（前2500—前2000），是铜石并用时期。夏商周三代（前2070—前256），是青铜时代。

为了便于青铜器纹样研究，本书把华夏青铜器的纹样分为三大阶段（异于青铜器分期）：仰韶早期至龙山末期（前4500—前2000）是青铜器纹样的起源期，夏代（前2070—前1600）是青铜器纹样的发展期，商周两代（前1600—前256）是青铜器纹样的鼎盛期。

目前发现的华夏境内最早铜器，属于仰韶早期（前4500年）的陕西伏羲族。1956年陕西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含镍20%的白铜片（图01-2.1），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含锌25%的黄铜片（图01-2.2）。

2012年，中科院王昌燧教授研究发现，姜寨黄铜片用固体还原工艺制成，年代比西亚最早的人工冶炼金属砷铜略早，提出中国冶金工艺为本土起源。

目前发现的华夏境内最早青铜器，属于仰韶、龙山之交（前3000年）的甘肃伏羲族。1975年甘肃永登蒋家坪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铜锡合金的青铜刀残件（图01-2.3），1977年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铜锡合金的青铜刀（图01-2.4）。

先秦文献多言“蚩尤作兵”，比如《吕氏春秋·荡兵》：“蚩尤作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此为撮引。本书引用文献多类此，下文不再说明。）《世本·作篇》：“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太平御览》卷二七〇引）《管子》佚文：“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尚书》佚文：“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炼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引）《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遂杀蚩尤。”众多考古实物证明，先秦文献记载不误，因为“蚩尤”正是上古晚期的伏羲族首领。上古、中古之交的“炎黄之战”，长城以北的黄帝族南下黄河流域，征服了以“蚩尤”为首的农耕三族，开启了黄帝族统治农耕三族的夏商周三代。

杜廼松《中国青铜器发展史》认为：“我国青铜器的制作，很可能起源于甘青地区。” 华夏青铜器之所以起源于甘青伏羲族，是因为甘青伏羲族烧制彩陶的窑温为华夏境内乃至全球范围最高，达到了1050°，远远超过了青铜熔点850°。

龙山中期至龙山末期（前2500—前2000），华夏青铜冶炼技术逐渐成熟，华夏区域进入铜石并用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华夏青铜器，见于龙山中期山西伏羲族的陶寺文化和龙山晚期甘青伏羲族的齐家文化。

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环（图01-3.1），有29齿，可能是标示神农归藏历的小月29日。

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铃（图01-3.2），光素无纹，是采用合范法制作的华夏最早青铜礼器 ，铸造技术有所提高。

甘青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华夏最早青铜镜，一是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七连山青铜镜（图01-3.3），二是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分至纹青铜镜（图01-3.4），镜背都是伏羲连山历纹样。

伏羲连山历是距今八千年的华夏最早历法，以东七山、西七山为坐标，形成了七山六谷图（图01-4.1）：太阳东升西落的连线，上半年六个月由南至北经过六谷，下半年六个月由北至南经过六谷 。其完整表达，见于商代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七衡六间青铜镜（图01-4.2），又见于周代《周髀算经》的七衡六间图（图01-4.3）。

青海尕马台的青铜镜（图01-3.3），仅以七连山表达伏羲连山历。七连山纹，并非少画一角的八角星，不宜混淆。

甘肃齐家坪的青铜镜（图01-4.5），既以连山纹表达伏羲连山历的七山六谷，又以分至纹表达伏羲连山历的七衡六间：内圈是夏至的太阳轨道，外圈是冬至的太阳轨道，中圈是春分、秋分的太阳轨道（图01-4.4）。

伏羲连山历的分至纹东传，于是上古黄帝族出现了辽宁牛河梁的分至纹祭坛（图01-4.6），上古东夷族出现了安徽凌家滩的分至纹玉璧（图01-4.7） 。直到战国、西汉，仍有分至纹玉璧（图01-4.8、9）。

齐家文化青铜镜的连山纹、分至纹，证明华夏最早的青铜器纹样，承袭上古的陶器纹样、玉器纹样，基本纹样是天文历法纹样。

2.夏代发展期：“大禹”铸鼎

上古、中古之交的“炎黄之战”，长城以北的黄帝族南下黄河流域，伐灭了陶寺神农国（即“蚩尤”国）和黄河两岸、长江北岸的诸多农耕三族文化，华夏时空进入了黄帝族统治农耕三族的中古夏商周。

夏代早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既出土了箭镞等青铜武器（图01-5.1、2），也出土了青铜爵等青铜礼器（图01-5.3），全都光素无纹。

夏代中期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也出土了红铜容器、红铜刀的残片。

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鼎、斝、爵、钺、铃、盘、牌等上百件青铜礼器，大多无纹，少量有纹。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无纹青铜礼器，包括青铜铃（图01-6.1）、青铜爵（图01-6.2～5）等，是山西陶寺青铜铃、山西东下冯青铜爵的发展。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有纹青铜礼器，分为四类。

第一类，青铜鼎。目前仅出土一件（图01-7.1），与先秦文献记载的“禹铸九鼎”传说颇有距离。此鼎腹部的交午纹（旧称“网格纹”），继承了上古伏羲族彩陶的交午纹。

第二类，青铜斝。出土多件，其中一件（图01-7.2）的星宿纹（旧称“联珠纹”），继承了上古伏羲族彩陶的星宿纹。

第三类，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盘。目前仅出土一件（图01-7.3），用绿松石镶嵌的三圈纹样，不仅是分至纹，而且标出了精确的历数：

外圈61个阳爻纹，61×6=366，标示《尚书·尧典》所言“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夏代《连山》历的一年日数。夏代《连山》历是继承神农归藏历的阴阳合历，仍以伏羲六十四卦分卦值日。

中圈13个亞字纹和内圈12个亞字纹，标示夏代《连山》历的闰年十三月和平年十二月；承袭陶寺肥遗盘的外身13黑斑和内身12黑斑，标示神农归藏历的闰年十三月和平年十二月。

上博藏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青铜钺（图01-7.4），也用绿松石镶嵌的亞字纹标示历法月数：外圈12个亞字纹，标示夏代《连山》历的平年十二月。内圈6个亞字纹，标示计算历数的伏羲六十四卦之六爻。中国音乐以十二律对应十二月，又细分为阳六律、阴六吕，正是对应伏羲连山历的七山六谷、七衡六间和伏羲六十四卦的阴阳六爻。

亞字纹是上古伏羲族天文台“昆仑台”的专用符号。“亞”字中心的双钩“十”字，分指东南西北四方，所以《说文解字》曰：“十，数之具也。‘｜’为东西，‘｜’为南北。”甲骨文十天干之首的“甲”，即“十”。亞、十、甲三字同形，全都源于天文历法。

需要补充的是，上古农耕三族的玉钺均为横置，直到龙山末期陕北石峁文化的先夏黄帝族玉钺才改为竖置 。上博藏二里头文化夏代晚期黄帝族的青铜钺，以及商周黄帝族的一切青铜钺，全都承袭陕北石峁文化的先夏黄帝族玉钺，均为竖置，并且仿拟大汶口东夷族的北斗符号。

大汶口东夷族的北斗符号，分为两种：斗在下，柄在上（图01-8.1），标示冬至，亦即《鹖冠子·环流》所言“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斗在上，柄在下（图01-8.4），标示夏至，亦即《鹖冠子·环流》所言“斗柄指南，天下皆夏”。两者分别合于夏商周青铜钺的正置（图01-8.2）、倒置（图01-8.5），又分别合于商周青铜钟（图01-8.3）、青铜铙（图01-8.6）的外形。

第四类，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出土多件，纹样都是对应帝星、龙星的龙面“饕餮纹”天帝（图01-7.5）。

综上所言，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的有纹青铜礼器，或有星宿纹、交午纹、亞字纹等天文历法纹样，或有天象神话化的龙面“饕餮纹”等宗教神话纹样。

不管华夏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是本土起源、境外传入或两者结合，华夏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均属本土起源。主体纹样的基本母题，首先是华夏天文历法纹样，其次是植根华夏天文历法纹样的华夏宗教神话纹样，所以迥异于华夏境外的青铜纹样，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

3.商周鼎盛期：“饕餮”来袭

上古四千年是陶器、玉器时代，天文历法纹样和宗教神话纹样见于陶制礼器和玉制礼器。

龙山中期至夏代是铜石并用时期，大量的陶制礼器、玉制礼器，既有结构简单的天文历法纹样，也有结构繁复的宗教神话纹样；少量的青铜礼器，因为铸造技术较为初级，只有结构简单的天文历法纹样或宗教神话纹样。

商周进入青铜器全盛时代，铸造技术不断进步，青铜礼器的天文历法纹样保持结构简单且数量渐少，宗教神话纹样趋于结构繁复且数量渐多。

夏代晚期青铜牌的龙面“饕餮纹”（图01-9.1），结构较为简单。

商周两代的经典“饕餮纹”，结构渐趋繁复，见于上博藏“饕餮纹”尊（图01-9.2），故宫藏“饕餮纹”铙（图01-9.3）等无数铜器。周代青铜礼器的经典“饕餮纹”，见于陕西郿县出土的天亡簋（图01-9.4），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图01-9.5），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图01-9.6）等无数铜器。

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是植根于华夏天文历法纹样的华夏宗教神话纹样，但是战国以降两千多年未能正确命名、正确阐释。

第一个错误命名，是战国晚期《吕氏春秋》的“饕餮纹”。

第二个错误命名，是汉代纬书《龙鱼河图》的“蚩尤纹”。

第三个错误命名，是北宋金石学家的“饕餮－兽面纹”。

第四个错误命名，是现代学者的“兽面纹”。

这些错误命名，不仅没有商周官方文献的依据，而且缺乏华夏天文历法内涵和华夏宗教神话内涵。于是引发一个重大疑问：既然上古华夏的陶制礼器、玉制礼器遍布天文历法纹样和宗教神话纹样，为什么中古夏商周的青铜礼器却是与天文历法纹样和宗教神话纹样无关的奇怪纹样？

理论上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夏商周青铜纹样没有继承上古陶器、上古玉器的天文历法纹样和宗教神话纹样，华夏图像传统在青铜时代发生了重大断裂。

答案是否定的。

华夏上古四千年（夏代以前）至华夏中古两千年（夏商周）的陶器、玉器、铜器纹样，前后相续。华夏近古两千年（秦汉以后）的漆器、金器、银器、瓷器纹样，仍然继承华夏上古至华夏中古的纹样传统，前后相续。概而言之，华夏八千年图像传统，一以贯之，从未断裂。

第二种可能，夏商周铜器纹样继承了上古陶器、上古玉器的天文历法纹样和宗教神话纹样，但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汉时期的历史改道，导致先秦文献大量失传，所以战国至今两千年未能正确命名、正确阐释。

答案正是如此。

二 青铜器纹样四大错误命名

本节辨析战国至今两千多年对青铜器主体纹样的四个主要错误命名的具体错误及其致误原因。

1.战国错误命名：“饕餮纹”

第一个错误命名“饕餮纹”，见于战国晚期的民间著述《吕氏春秋·先识》：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秦相吕不韦主编的杂家著作，撰者是吕不韦的众多门客。此段文字的撰者并不了解夏商周官方对青铜纹样的正确命名、正确阐释，而是根据民间流传的“饕餮”神话做出了错误命名、错误阐释，可谓字字皆错。

其一，“周鼎”是错误断代。周鼎纹样继承了商鼎纹样，商鼎纹样继承了夏鼎纹样。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所谓周鼎，当即此所谓夏鼎。” 意为《吕氏春秋》所言“周鼎”，不宜直解为周代之鼎，而宜理解为《左传》所言夏灭传商、商灭传周的“夏鼎”。然而现代考古业已澄清：禹铸九鼎、夏灭传商、商灭传周并非史实，仅是商周两代为其王权提供合法性解释的官方说教。

其二，“饕餮”是错误命名。青铜礼器用于国家祭祀，祭祀对象只能是善神“上帝”，不可能是恶神“饕餮”。

刘敦愿《〈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说质疑》认为：“兽面纹样起源古远，运用普遍，应该是一种人们所尊崇所信赖的善灵，而不应是一种人们所憎恶所畏惧的恶煞。对于后者，古代仍然也要加以安抚，不能得罪，‘敬鬼神而远之’地把它们放在次要的或附属的地位，不能像商周铜器装饰那样，居于主要部位，反复运用。……怎么可以想象，在作为国家‘重器’的鼎彝，以及进行战争的兵器甲胄上面，以饕餮这种恶灵作为主要纹饰，违背自己的信念和情欲，而念念不忘地警惕自己‘戒之在贪’呢？”

杭春晓《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赞成刘敦愿的观点，认为“饕餮纹”构成了“名实上的一种矛盾：善与恶的对抗与交织” 。

其三，“有首无身”是错误描述。青铜礼器主体纹样的完整图式都有首有身，简化图式才“有首无身”。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说：“现世学者多有异议，认为在被称为饕餮纹的纹饰中，有一些确是有首无身，但只是在其简略形式中出现，而绝大多数此类纹饰有首有身。”

其四，“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是错误阐释，是以“有首无身”为错误前提的错误发挥，意为无身则所食之人无法下咽入腹，故而害及己身。前提既然错误，阐释必然错误。

2.汉代错误命名：“蚩尤纹”

汉代错误命名“蚩尤纹”，源于战国错误命名“饕餮纹”，即还原“饕餮纹”的历史背景。把贪虐凶兽“饕餮”还原为贪虐凶人“蚩尤”固然不误，但是认为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是“蚩尤纹”仍然错误。

“黄帝杀蚩尤”，是“炎黄之战”的尾声，屡见先秦文献。

商代《归藏·启筮》：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初学记》卷九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辑）

西周《尚书·吕刑》：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郑玄注：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

战国《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西汉《史记·五帝本纪》综述先秦文献：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商代《归藏》、西周《吕刑》、战国《山海经》、西汉《史记》仅言“黄帝杀蚩尤”，未言“黄帝画蚩尤”。后者始见于汉代纬书《龙鱼河图》：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 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

第一节所言“黄帝杀蚩尤”，屡见先秦文献。第二节所言“黄帝画蚩尤”，不见先秦文献。

汉代《龙鱼河图》未言“黄帝”把“蚩尤”画于何处，答案见于南宋罗泌《路史》卷十三《蚩尤传》：“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后代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戒。”罗泌之子罗苹注：

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 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 ， 为贪虐者之戒 。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 盖始于黄帝 。《龙鱼河图》云：“黄帝之初有蚩尤氏。”……《龙鱼河图》至谓尤乱，黄帝仁义不能禁。尤殁，天下复扰， 帝乃画尤像以威天下 ，天下咸谓尤不死，乃服。

罗泌父子认为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正是《龙鱼河图》所言“黄帝画蚩尤”之“蚩尤”。至此水落石出：贪虐凶人“蚩尤”与贪虐凶兽“饕餮”，异名同实。

《吕氏春秋》采用神话叙事“黄帝御饕餮”阐释青铜礼器主体纹样，认为“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由于神话叙事符合青铜礼器的宗教功能，所以战国错误命名“饕餮纹”盛行两千年。

《龙鱼河图》采用历史叙事“黄帝战蚩尤”阐释青铜礼器主体纹样，所以罗泌父子认为“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由于历史叙事不符合青铜礼器的宗教功能，所以汉代错误命名“蚩尤纹”沉入历史忘川，直到20世纪才被孙作云、张光直等学者重新打捞出来，又沿着错误方向走得更远。

孙作云除了接受罗泌父子的观点，又以秦汉祭祀“蚩尤”为据，妄言夏商周也曾祭祀“蚩尤”。

秦汉祭祀“蚩尤”，见于《史记·封禅书》：

始皇之上泰山，……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夏商周黄帝族从未祭祀在“炎黄之战”中反抗“黄帝”的“三苗”（农耕三族的苗裔）首领“蚩尤”，而是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污名化：先用历史叙事污名为贪虐凶人“蚩尤”，再用神话叙事污名为贪虐凶兽“饕餮”。

“炎黄之战”以后的中原神农族，尽管被夏商周黄帝族统治两千年，但是仍把“伏羲女娲”奉为民族始祖，又把反抗“黄帝”的“蚩尤”视为民族英雄。“炎黄之战”以后从黄河流域南撤到长江以南的“三苗”后裔（亦即今日的南方少数民族），居于夏商周黄帝族统治范围之外，不仅把反抗“黄帝”的“蚩尤”视为民族英雄，而且把反抗“黄帝”的“蚩尤”尊为民族始祖。所以秦汉终结夏商周黄帝族统治之后，立刻祭祀两千年前反抗“黄帝”的“蚩尤”，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与之相关的拨乱反正，还有很多。比如汉武帝以汉景帝时“黄龙见成纪”（成纪即伏羲族祖地甘肃天水）为由，废弃了秦代的“颛顼历”，颁布了沿用至今的“太初历”，恢复了“蚩尤”时期的神农归藏历之“正月建寅” 。汉代又大量出现了纪念伏羲族神话始祖的“伏羲女娲交尾图”。

孙作云只能举出秦汉祭祀“蚩尤”的多条史证，却举不出夏商周祭祀“蚩尤”的一条史证，不得不承认：“此蚩尤在后代祀为战神之证，乃蚩尤传说中之下一半也。”然而孙作云并未发现用秦汉祭祀“蚩尤”逆推夏商周祭祀“蚩尤”是以后例前的无效论证，反而通过任意训诂，认为“大禹”和“蚩尤”都是“虫”，两者同族，“蚩尤”是夏代的祖先和图腾，所以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是“蚩尤纹”。

孙作云把反抗“黄帝”的伏羲族“蚩尤”，视为夏代黄帝族的祖先，可谓荒谬绝伦。张光直却接受了孙作云的荒谬观点，也认为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是“蚩尤纹”。

孙作云、张光直等学者对“蚩尤纹”的打捞，由于荒谬而影响甚微，但是仍然严重误导了上古玉器纹样的研究。比如有些学者发现了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与商周铜器的主体纹样颇为相似，于是借用孙作云、张光直的观点，把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错误命名为“蚩尤纹”，把良渚玉琯、良渚玉琮、良渚玉镯错误命名为“蚩尤环”。

然而良渚文化的始年（约前3300），早于“蚩尤”（约前2100）一千多年，所以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与商周铜器的主体纹样尽管颇为相似，却不能证明良渚玉器的主体纹样是“蚩尤纹”，只能证明商周铜器的主体纹样不是“蚩尤纹”。

3.北宋错误命名：“饕餮－兽面纹”

秦汉时期的历史改道，导致华夏图像传统逐渐弱化，先秦有图之书亡佚殆尽。两汉纬书中的大量有图之书，保留了先秦有图之书的部分真义。有图的纬书，常与“图谶”搅在一起，合称“谶纬”。汉后历次改朝换代的反叛旧朝者，又多采用“图谶”暗示前朝“天命已移”，即以隐语进行社会动员，所以隋唐官方严禁“谶纬”之学，导致两汉有图之书也亡佚殆尽。五代道士陈抟重新公布的伏羲先天八卦太极图，成为华夏图像传统复兴的火种，于是北宋金石学应运而生。北宋金石学家尽管更加关注商周铜器铭文，但是商周铜器纹样也随之进入了研究视野。

北宋学者吕大临在其金石学著作《考古图》（约元祐七年，1092年成书）中，引用了李伯时（即李公麟）之言：“癸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吕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北宋画家李公麟的职业敏感，导致其对商周铜器的关注重心并非铭文而是纹样，但他接受了战国《吕氏春秋》的错误命名“饕餮纹”，没有接受汉代《龙鱼河图》的错误命名“蚩尤纹”。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吕氏春秋》早于《龙鱼河图》，二是《龙鱼河图》已佚，李公麟未见。

李公麟不仅接受了《吕氏春秋》的错误命名“饕餮”，而且进一步把“饕餮”错误定义为“兽面”，经由吕大临引述而广为传播。此后王黼也在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约宣和五年，1123年成书）中，沿用了“饕餮纹” 。于是错误命名“饕餮纹”北宋以降沿用千年。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饕餮纹”是错误命名，但又不知正确命名，不得不继续沿用此名。

容庚一方面认为“饕餮之名是后人的附会传说，不足取信” ，一方面继续沿用此名。李济认为“有首无身”的青铜纹样才是“饕餮纹”，有首有身的青铜纹样应该根据《山海经》而改名“肥遗纹” 。其实“肥遗纹”是不同于“饕餮纹”的另一类纹样（详见本书第五章），不仅有身，而且“一首两身”，李学勤称为“双身蛇纹”，马承源称为“双体龙纹”，朱凤瀚称为“单首双身龙纹”。 李济的“肥遗纹”属于张冠李戴，仅有少数学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命名是失败的” ，因此“肥遗纹”未能代替“饕餮纹”。

4.现代错误命名：“兽面纹”

20世纪以前，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共有三种错误命名：战国的“饕餮纹”，汉代的“蚩尤纹”，北宋的“饕餮－兽面纹”。但是秦汉以后文字中心主义不断强化，导致学者们对青铜器的关注重心并非纹样而是铭文。直到20世纪20年代，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青铜纹样研究才渐成显学。

研究青铜纹样的现代学者，普遍不认可战国的错误命名“饕餮纹”，又普遍不了解汉代的错误命名“蚩尤纹”，于是从北宋的错误命名“饕餮－兽面纹”中提取后者，选用了错误命名“兽面纹”。

1941年容庚出版专著《商周彝器通考》，成为现代学者研究青铜纹样的开山之作，已经兼用“饕餮纹”和“兽面纹”，比如“兽面蟠螭纹”等。

1954年陈梦家发表论文《殷代铜器》，宣布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

1981年李泽厚出版专著《美的历程》，也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饕餮究竟是什么呢？这迄今尚无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兽面纹。”

1984年《商周青铜器纹饰》出版，马承源序文《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也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 。此书成为青铜纹样研究的权威著作，此后“兽面纹”全面代替了“饕餮纹”。然而“兽面纹”代替“饕餮纹”并非学术进步，而是学术退步，不仅没把青铜纹样研究引入正途，反而进一步误入歧途，所以招致了比“饕餮纹”更为严厉的批评。

其一，“兽面纹”比“饕餮纹”更无文献依据。

“饕餮纹”尽管错误，毕竟出自先秦文献。“兽面纹”不仅错误，而且出自北宋著作。

20世纪50年代孙作云撰写了研究“饕餮纹”的多篇论文，批评北宋金石学家和现代学者把“饕餮”错误定义为“兽面”：“饕餮纹虽然表面上像兽头，但其实不是兽头，它兼有为人像、蛇纹的两层性格，不能一概地称为兽纹。” “饕餮形象有时作人面，有时作兽面……整体地说起来，人的成分多于其他的成分。”

1984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发表论文《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批评马承源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认为“兽面纹”这一新名，“会让人联想起与要讨论的图像不相干的东西”。

2014年黄厚明出版专著《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图式与功能：以饕餮纹为中心》，批评学术界普遍采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先入为主地将饕餮纹视为‘兽面’……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在饕餮纹是不是‘兽面’还存有很大疑问的前提下，把现代人的视觉经验诉之于饕餮纹型式分类之中，难免要犯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其二，“兽面纹”比“饕餮纹”更加违背纹样。

北宋李公麟错误依据《吕氏春秋》，把“有首无身”的“饕餮”错误定义为“兽面”，“兽面”二字已把错误事实“有首无身”内在化，违背了此类纹样有首有身的基本事实。

2017年美国学者艾兰发表论文《商代饕餮纹及相关纹饰的意义》，指出“兽面纹”没能涵盖“饕餮纹”的身躯：“许多中国学者也认识到‘饕餮’一词的不准确性，建议使用‘兽面’来代替。但饕餮纹并不仅只包括面部，它通常还有身躯的部分。”

其三，“兽面纹”比“饕餮纹”更加空泛虚化。

容庚、陈梦家等人仅仅袭用李公麟的错误定义“兽面纹”，未对“兽面纹”另下定义，大概认为字面易解，无须定义。马承源不仅力主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而且对“兽面纹”下了定义：“所谓兽面纹，实际上是各种幻想动物的集合体。” 这一空泛定义既没有文献依据，也没有天文历法内涵和宗教神话内涵。而且马承源没能回答如下疑问：为什么商周青铜礼器不铸作为祭祀对象的天神、地祇、人祖，却铸并非祭祀对象的幻想动物？

其四，“饕餮纹”属于宗教神话范畴，“兽面纹”不属宗教神话范畴。

“饕餮纹”尽管不具神性，却有与神性对立的魔性，仍是高于人类的存在，尚属宗教神话范畴，错得不太离谱。“兽面纹”又进一步丧失了与神性对立的魔性，降为低于人类的存在，不属宗教神话范畴，错得更加离谱。

综上所言，战国的“饕餮纹”，汉代的“蚩尤纹”，北宋的“饕餮－兽面纹”，现代的“兽面纹”，两千多年来对青铜器主体纹样的四大命名及其阐释，均属错误命名和错误阐释。

三 “饕餮”神话演变与“饕餮纹”致误原因

想要找到商周青铜器主体纹样的正确命名，必须回到错误命名的第一源头《吕氏春秋》，辨明其致误原因。

《吕氏春秋·先识》所言“饕餮”，源于“饕餮”神话，而先秦“饕餮”神话的演变过程十分曲折。大致而言，第一源头是“炎黄之战”的“尧舜罚四罪”史事。第二源头是“尧舜罚四罪”史事衍生的“四帝御四凶”神话；由于“四凶”之一是“饕餮”，又浓缩为“黄帝御饕餮”神话。第三源头是商周青铜方鼎表达“四帝御四凶”神话或其浓缩版“黄帝御饕餮”神话，于是转化为蕴涵“饕餮”但不表达“饕餮”的“黄帝四面”神话。

1.“饕餮”神话源于“尧舜罚四罪”史事

“饕餮”神话的终极源头，是《尚书·尧典》所言“尧舜罚四罪”史事：

（尧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尧典》所言“炎黄之战”的“尧舜罚四罪”史事，“四罪”涉及四大罪人和四大方位。

其一，四大罪人。

“共工”是黄河上游的伏羲族祖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甘肃、青海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

“驩兜”是黄河中游的东扩伏羲支族“神农族”，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陕西、山西、河南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陶寺中期大城被黄帝族伐灭，陶寺后期小城成为尧都（不少学者误以陶寺中期大城为尧都）。

“三苗”即黄河下游的农耕三族之苗裔，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神农族的龙山文化、东夷族的大汶口文化、南蛮族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苗”分支众多，又称“九黎”。“三苗九黎”的共同首领，是神农族的末代“炎帝”榆罔，反抗失败以后，被黄帝族恶谥为“蚩尤”（详见皇甫谧《帝王世纪》和罗泌《路史》）。“伐三苗”始于尧（以山西陶寺后期小城为都），继于舜（死于“三苗”南撤之地湖北苍梧），终于禹（在良渚文化之地浙江会稽大会诸侯，杀其首领“防风氏”）。

“夏鲧”是大禹之父，是黄帝族东西两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其子大禹则是黄帝族东西两支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因此大禹之子夏后启建立了黄帝族第一王朝夏朝。

其二，四大方位。

流放“共工”的“幽州”，位于华夏北方。流放“驩兜”的“崇山”，位于华夏南方。流放“三苗”的“三危”，位于华夏西方。诛杀“夏鲧”的“羽山”，位于华夏东方。证见《大戴礼记·五帝德》：“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亦即“炎黄之战”以黄帝族征服农耕三族，伐灭农耕三族相关文化，建立夏朝而告终。

这是“饕餮”神话产生的历史背景，但是“饕餮”神话尚未产生。

2.“尧舜罚四罪”史事衍生“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

《尚书·尧典》所言“尧舜罚四罪”史事，衍生出《左传》所言“四帝御四凶”神话，“四凶”之一即为“饕餮”。

《左传》文公十八年（前609年），鲁国史官太史克曰：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 谓之浑敦 。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 谓之穷奇 。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 谓之梼杌 。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谓之饕餮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 以御魑魅 。

《左传》此节，先言“四帝”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缙云氏，再言“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最后一句“（四帝）以御魑魅”，是“（四帝）以御魑魅魍魉”的略语，“魑魅魍魉”是对“四凶”的合称：“四凶”分言即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合言即魑魅魍魉。所以“（四帝）以御魑魅”的完整表述是“四帝以御魑魅魍魉”，等价于“四帝以御四凶”。

杨伯峻等学者认为，《尚书》“尧舜罚四罪”史事是《左传》“四帝御四凶”神话的源头，所以《尚书》“四罪人”是《左传》“四凶兽”的原型：“共工”神话化即“穷奇”，“驩兜”神话化即“浑敦”，“三苗”神话化即“梼杌”（所以楚国史书即名《梼杌》），“夏鲧”神话化即“饕餮”。

杨伯峻等把《左传》“四凶兽”神话叙事，对位于《尚书》“四罪人”历史叙事，堪称卓见。不过前三凶对位的三罪人无误，最后一凶“饕餮”对位的罪人有误。因为《尚书》的“四罪人”历史叙事较早，尚未“为贤者讳”。《左传》的“四凶兽”神话叙事较晚，已经“为贤者讳”。后者对前者的加工痕迹非常明显，也非常不合理。

《左传》先言前三凶，并予总括：“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最后再言“饕餮”，强调其“比三凶”。但是“饕餮”的贪虐恶行与“夏鲧”的治河失败无关，证明“饕餮”对应的罪人并非大禹之父“夏鲧”，而是反抗“黄帝”的“三苗”首领“蚩尤”。然而前三凶“穷奇（=共工）、浑敦（=驩兜）、梼杌（=三苗）”已经隐含“三苗”，为什么又叠床架屋地新增“三苗”首领“蚩尤（=饕餮）”？因为必须用反抗黄帝族的伏羲族元凶“蚩尤”换掉黄帝族罪臣“夏鲧”，并以象征贪虐凶人“蚩尤”的贪虐凶兽“饕餮”作为“比三凶”的“四凶”总象征，无暇顾及加工调整的不合理。

《左传》经过“为贤者讳”的加工调整，“四帝”均为黄帝族，可用“仁义”的善神“黄帝”作为总象征，“四凶”均为农耕族，可用“贪虐”的恶神“饕餮（蚩尤）”作为总象征，于是“四帝御四凶”神话浓缩为“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

3.“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转化为“黄帝四面”神话

源于“炎黄之战”史事的“四帝御四凶”神话，及其浓缩版“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夏代可能已经产生。但是夏代青铜技术简陋，只能铸造三足圆鼎，鼎象不能表达这一神话。商周青铜技术进步，已能铸造四足方鼎，鼎象可以表达这一神话。

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晚期大禾人面方鼎（图01-10.1），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方鼎（曾称司母戊方鼎）（图01-10.2），上博藏西周早期德方鼎（图01-10.3），洛阳北窑出土的西周早期方鼎（图01-10.4），以及一切商周方鼎的鼎象，正是表达“四帝御四凶”神话，亦即其浓缩版“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但是作为祭祀礼器的商周方鼎，鼎象只能出现祭祀对象“黄帝”，不能出现非祭祀对象“饕餮（蚩尤）”，于是商周方鼎的鼎象把“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转化为“黄帝四面”神话。

文献证据，至少有三。

其一，见于战国晚期鲁人尸佼所著《尸子》：

子贡曰：“古者 黄帝四面 ，信乎？”

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太平御览》卷七九引）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把“黄帝四面”神话予以人文化、历史化。其实“黄帝四面”是指商周方鼎四面的“黄帝”，亦即“四帝御四凶”神话之“四帝”，“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之“黄帝”。

其二，见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本味》：

黄帝立四面 ，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

所言“黄帝立四面”，即“黄帝”立于方鼎四面。这是用“黄帝四面”神话，直接阐释商周方鼎的四面纹样。

《吕氏春秋》的不同章节，由吕不韦的不同门客各据所闻分别撰写。某甲撰写的《吕氏春秋·本味》，把鼎象准确描述为“黄帝立四面”，后世多未重视。某乙撰写的《吕氏春秋·先识》，把鼎象错误描述为“饕餮（立四面）”，误导后世两千年。

其三，见于战国帛书《十大经·立命》（马王堆汉墓出土）：

昔者 黄宗 质始好信， 作自为象 ， 方四面 ，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

所言“黄宗作自为象，方四面”，也是用“黄帝四面”神话，直接阐释商周方鼎的四面纹样。“黄宗”即黄帝，因为“黄帝”并非实有的历史人物，而是黄帝族神话的宗神，所以战国帛书《十大经·立命》称为“黄宗”，商代易书《归藏》、汉代纬书《河图握矩纪》称为“黄神”。

至此可明，商周方鼎的鼎象是表达“四帝御四凶”神话，亦即表达“黄帝御饕餮”神话，但是作为祭祀礼器的商周方鼎，只能出现作为祭祀对象的善神“黄帝”，不能出现并非祭祀对象的恶神“饕餮”，于是产生了阐释方鼎鼎象的“黄帝四面”神话。

由于阐释方鼎鼎象的“黄帝四面”神话，源于“四帝御四凶”神话、“黄帝御饕餮”神话，所以鼎象尽管没有“饕餮”，但是鼎象指涉的神话背景仍然蕴涵“饕餮”，于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导致民间传说把鼎象所铸“黄帝”的“庄严肃穆”表情，误读为“贪虐凶暴”表情，误视鼎象为贪虐凶兽“饕餮”。于是战国晚期民间著作《吕氏春秋》的撰者之一，错误表述为“周鼎著饕餮”，误导了北宋李公麟、吕大临、王黼和大量现代学者。汉代纬书《龙鱼河图》和南宋罗泌《路史》，又沿着《吕氏春秋》的错误方向，把“饕餮”还原为“蚩尤”，错误表述为“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误导了孙作云、张光直等少数现代学者。

综上所述，商周方鼎表达的是“黄帝御饕餮（蚩尤）”神话，但是祭祀礼器只能出现作为祭祀对象的善神“黄帝”，不能出现并非祭祀对象的恶神“饕餮（蚩尤）”，所以主体纹样是善神“黄帝（上帝）”，而非恶神“饕餮（蚩尤）”。其他一切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同样是善神“黄帝（上帝）”，而非恶神“饕餮（蚩尤）”，无一例外。

四 夏商周“铸鼎象物”的官方命名：上帝鬼神

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根据《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之言，商周青铜礼器主体纹样的官方命名并非“食人未厌，害及其身”的“饕餮”，而是“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上帝鬼神”。

1.东周对“铸鼎象物”的官方命名：上帝鬼神

商周青铜礼器用于宗教祭祀典礼，而商周宗教的祭祀对象是上帝鬼神，所以《史记·封禅书》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封禅是华夏宗教祭祀天帝的最高仪式，所以司马迁在《封禅书》中，用“禹铸九鼎”和“九鼎迁于夏商周”传说，言简意赅地点明了青铜礼器的祭祀对象是“上帝鬼神”。

《史记·封禅书》尽管不是商周王官之书，但以商周王官之书为据，只是司马迁所据商周王官之书汉后基本亡佚。而《左传》宣公三年的记载足以证明《史记·封禅书》所言不误，不仅提到了《史记·封禅书》所言的“禹铸九鼎”和“九鼎迁于夏商周”，而且提到了《史记·封禅书》未言的“铸鼎象物”，亦即东周官方对商周青铜礼器主体纹样的官方命名和官方阐释。

首先交待一下此事的背景：西周（前1046—前771）灭亡，进入东周（前770—前286），周室衰落。春秋早期，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率先叛周称王。春秋中期的楚庄王（前613—前591在位），于鲁宣公三年（前606，即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八年），领兵征伐陆浑戎，凯旋之时路过东周王都河南洛邑，向刚刚即位的周定王炫耀武力。周定王不得已派遣大夫王孙满作为官方使者劳军。这段关于商周青铜礼器主体纹样的官方问答，足以证明民间著述《吕氏春秋》的“饕餮”是错误命名。

楚庄王毫不掩饰代周为王的野心，于是向王孙满询问周室所藏夏传商、商传周的禹铸九鼎之轻重，成为重要典故“问鼎中原”的出处。

王孙满代表东周官方答曰：

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 铸鼎象物 ， 百物而为之备 ， 使民知神奸 。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 魑魅魍魉 ， 莫能逢之 。用能 协于上下 ， 以承天休 。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王孙满批评了楚庄王问鼎中原、代周为王的野心，其言分为三节。

第一节，只有一句“在德不在鼎”，提出论点。

第三节，讲述禹铸九鼎，夏德衰而迁商，商德衰而迁周，提出史证，即《史记·封禅书》所言“鼎迁于夏商周”。

第二节，是对夏商周“铸鼎象物”的官方阐释。“铸鼎象物”专指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亦即杜预所注：“象所图物，著之于鼎。”参看《楚辞·天问》王逸序：“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

“铸鼎象物”的目的，是“使民知神奸”。“神/奸”并提，一如“上帝/魔鬼”并提，但是一切中外正教仅祭上帝，不祭魔鬼，因此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所象之物只可能是“神”（上帝鬼神），不可能是“奸”（饕餮），亦即下文所言“魑魅魍魉”。假如青铜礼器所象之物是“魑魅魍魉”（饕餮），就与“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牴牾。唯有青铜礼器所象之物是“上帝鬼神”，而非“魑魅魍魉”（饕餮），才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顺便一说，《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言“魑魅魍魉，莫能逢之”，证实了《左传》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所言“（四帝）以御魑魅”，“魑魅”正是“魑魅魍魉”的略语。

尽管《左传》、《史记》所言“禹铸九鼎”和“九鼎迁于夏商周”并非信史，仅是夏商周“神道设教”的官方说教，但是蕴涵了两项真实信息：

其一，夏商周青铜礼器的唯一功能，是祭祀“上帝鬼神”，而非祭祀“饕餮”或“蚩尤”。

其二，夏商周铸鼎所象之物，是其祭祀的“上帝鬼神”，而非不祭祀的“饕餮”或“蚩尤”。

以上两项真实信息，正是商周甲骨卜辞“贞”字即“鼎”字的谜底。因为必须先用铜鼎祭祀鼎象所铸的“上帝鬼神”，再用甲骨卜问鼎象所铸的“上帝鬼神”，所以鼎象所铸的只可能是作为祭祀对象、卜问对象的“上帝鬼神”，不可能是并非祭祀对象、并非卜问对象的“饕餮”或“蚩尤”。

王孙满所言“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百物”是“百物之神”的略语，证见《周礼·地官司徒》：“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百物之神”，又作“上帝百神”，证见西周 钟铭文：“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为什么王孙满仅言“百物”，不言“百物之神”或“上帝百神”？或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由于商人崇鬼神，周人崇人文，所以周人王孙满只愿略言“百物”，不愿明言“百物之神”或“上帝百神”。

第二种可能，王孙满所言原本正是“铸鼎象物，百物之神而为之备”，但是《左传》遵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导，把王孙满所言“百物之神”简化为“百物”。

1987年俞伟超发表论文《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准确解释了王孙满所言“百物”即“百神”：

这里所谓的“物”，指鬼神而言。王孙满当然知道三代铜器图案的含义。全文之义当为：供奉了“百物”，便能抵御鬼怪侵扰，使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夏鼎上的图像既然是驱散“魑魅魍魉”的诸神，三代铜器上习见的神化动物形象，当然就是种种神灵的象征。

1996年俞伟超又发表论文《楚文化中的神与人》，更为深入地解读了王孙满之言：

就夏商周而言，最具文化特点的是大量青铜礼器。这主要是沟通神灵与人世的祭祀用物，上面铸出的种种图案，应该主要是崇拜的神灵。《春秋》宣公三年所载王孙满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转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从前夏代施行德政，远方之地皆献上各地所信仰的神灵的图像，九州之地并进贡铜料，用来铸造上有各种鬼神形态的大鼎。”王孙满是春秋时的周大夫，非常熟悉使用各种青铜礼器进行祭祀活动的礼仪，当然了解三代铜器上各种图案的涵义。……既然夏鼎上的“百物”图像是可以驱赶鬼怪的神灵，商周青铜器上习见的神化动物形象，当然也就是各种神灵的象征。

俞伟超对王孙满之言的正确解读，使他成了把“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的主将。

2.孔子对“铸鼎象物”的正确阐释：鼎象鬼神

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但也认为铸鼎所象之物是上帝鬼神。其证有三。

其一，《礼记·仲尼燕居》所记孔子之言：“量鼎得其象，鬼神得其飨。”概括言之，即为“鼎象鬼神”。

其二，《论语·八佾》所记孔子之言：“祭神，如神在。”“神”不可见，“在”于何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正是鼎象。

其三，《大戴礼记·五帝德》所引孔子之言，不仅涉及了祭祀要义，而且涉及了鼎象表达的“天帝乘龙巡天”神话：

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财以任地， 履时以象天 ， 依鬼神以制义 ，治气以教民， 洁诚以祭祀 ， 乘龙而至四海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 大小之神 ，日月所照，莫不砥砺。

孔言“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前句揭示了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源于天文，后句揭示了青铜礼器的上帝鬼神源于天文。

孔言“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前句揭示了青铜礼器的上帝鬼神用于祭祀，后句揭示了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是“天帝乘龙巡天图”。

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也认为，铸鼎所象之物是上帝鬼神：“禹铸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论者以为非实，然而上古久远，周鼎之神，不可无也。”

综上所言，夏商周的国家祭祀，与古今中外一切正教一样，只祭“神”（上帝），不祭“奸”（饕餮），所以鼎象只有“神”（上帝），没有“奸”（饕餮）。假如鼎祭为“神”（上帝），鼎象为“奸”（饕餮），就会构成致命矛盾，无法实现敬神祈福的愿望，只会带来渎神招祸的恶果。

五 “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的艰难历程

尽管错误命名“饕餮纹”已经盛行两千年，但是仍有很多现代学者不被《吕氏春秋》误导，长期致力于把“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早期的正名仅限于理论探索，近期的正名又得到了实证支持。

1.“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的理论探索

致力于把“饕餮纹”或“兽面纹”正名为“天帝纹”的中外学者很多，难以尽举，仅举若干较重要者。

1981年张光直发表论文《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方面接受南宋罗泌、今人孙作云的观点，认为“饕餮纹”即“蚩尤纹”；另一方面却认为“饕餮纹在商代青铜器中传达的意义是‘上帝’，其形象就是战神蚩尤”，“黄帝乃是‘上帝’” 。然而“黄帝”与“蚩尤”是不共戴天的异族仇敌，夏商周黄帝族不可能用“饕餮纹”同时象征本族善神“黄帝（上帝）”和异族恶神“蚩尤（饕餮）”。

1984年马承源发表论文《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尽管错误提倡以“兽面纹”代替“饕餮纹”，但是正确解读了《左传》王孙满之言，认为商周铜器纹样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地祇”。其言曰：

商代青铜器上装饰种种自然神的形象，其作用可以从《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庄王问九鼎的答复中见其仿佛。……虽然所讲的是夏的九鼎，但商代青铜器纹饰“铸鼎象物”这一点上却与之非常相似。 ……商代青铜器上各种复杂的自然神形象，当然也是鬼神大显身手之形，舍此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以上帝为中心的天命论对于这种情形的产生有深刻影响。 如果说，我们在甲骨卜辞中看到的是无休无止的卜问上帝鬼神和先公先王所降的休咎，则青铜器纹饰所体现的天神地祇的形象，也是同一思想范畴的产物。

1984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发表论文《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除了批评马承源用“兽面纹”代替“饕餮纹”，又提出“饕餮纹”就是甲骨文中“帝”的形象 ，但是论证尚不充分。

1987年俞伟超发表论文《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不同意马承源的“天神地祇”说，认为饕餮纹是“祖神”。其言曰：

商代或商时期铜器中的某些神化动物图像，放在当时的信仰环境中来考虑，至少有的是在表现铜器主人的 祖神 。即使有一些并非象征祖神，亦应是崇拜的 鬼神 。

马承源、俞伟超各言部分真实，天神、地祇、祖神正是华夏宗教的三大崇拜，也是“饕餮纹”的三大分类（详见本书上编）。

1991年李学勤发表论文《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又在马承源、俞伟超的正确方向上，探索商周“饕餮纹”的上古源头，认为上古至商周的“饕餮纹”都是与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有关的宗教神话形象。其言曰：

商代继承了史前时期的饕餮纹，这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

1989年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出版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综合了中国学者的合理探索，点破“饕餮纹就是至尊神上帝的画像”。其言曰：

对于饕餮之谜，中国艺术史和宗教史的专家们作过多年讨论，但不知为什么谁也没有按逻辑推想到底，因而没有把饕餮同殷人的至尊神上帝（帝）相比。然而，许多考虑却有力地说明，饕餮纹恰恰是这个神（殷人视为传说中的始祖）的画像。……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么解决饕餮纹的意义问题就是揭示殷代浮雕装饰的母题和象征符号这整个复杂世界的钥匙。而如果同意 饕餮纹就是上帝的画像 这一论据，许多事情就有头绪了。

但是瓦氏不熟悉先秦文献和先秦图像，未能充分论证其卓越直觉。

2003年段勇出版专著《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一方面采纳马承源的“兽面纹”，另一方面采纳林巳奈夫的观点，认为“饕餮纹”属于神祇，“终极象征应该是‘帝（上帝）’”。其言曰：

兽面纹昂首怒目，张牙舞爪，坚角竖耳，伸体展翅，雄踞于青铜礼器上，在其他各类纹饰衬托下，显出唯我独尊的气势。当人们在祭祀仪式上面对礼器祭告祖先、神祇时，直接承受人们膜拜的，正是这些青铜礼器、器上以兽面纹为主体的百物纹饰及器内的祭牲。

在隆重威严的商周祭祀仪式中，最主要的祭祀对象当然不是牛、羊、豕等祭牲，而是祖先和神祇。因此 兽面纹的终极象征也应是“帝（上帝）” 。

2009年杭春晓出版专著《商周青铜器之饕餮纹研究》，采纳俞伟超的观点，认为“饕餮纹不是饕餮”，而是帝神、祖神。其言曰：

在商人的神灵世界中，帝神与祖神都是源于生殖崇拜的神祇，其中帝神由生殖崇拜演化为观念中抽象的 至上神 ，它在商人眼中更多的只是概念上的意义；而同源于生殖崇拜的祖神则演化为商人生活中一种直接的、可以形状的神祇，并因为它在血缘上的亲近感，对殷人便显得更为重要、更为具体可感，从而成为巫术祭祀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是说殷人抛弃了帝神。实际上帝神与祖神的关系相对于商人既是二元对立的，又是一元统一的。……比如饕餮纹作为祖神存在于祭器之上，当其众多的形象变异发生分裂而影响到其神性的发挥时，帝神的统一概念则无疑会起到一种同化的作用，从而保证其文化功能得以顺利的实行。

2014年黄厚明出版专著《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图式与功能：以饕餮纹为中心》，吸收诸家观点，认为“饕餮纹”兼容了帝神（天神）、自然神（地祇）、祖神。其言曰：

对于殷商王朝统治阶级来说，青铜器作为世俗权力象征物，其功能的实现是通过宗教神权活动而加以推行的。从商代卜辞可知，殷人信仰体系已经形成一个相对有序的神的谱系。他们祭祀的神谱除了 祖神 之外，还有 帝神 和各种 自然神 。

2017年美国学者艾兰发表论文《商代饕餮纹及相关纹饰的意义》，也认为“饕餮纹”与信仰体系、祭祀仪式有关。其言曰：

理解饕餮纹的意义，需要了解饕餮纹发挥功能的信仰体系。……青铜器和其他礼器正是在这些祭祀仪式中发挥功能。

综上所言，中外学者已经无限接近“饕餮纹”的真实内涵，距离“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仅有一步之遥。不足之处，大致有三。

其一，每人仅言某一方面，均不全面。

其二，局限于文献阐释和学理推测，无法落实到铜器纹样。

其三，难以解释“凶恶狞厉”的“饕餮纹”为什么是“天帝”，所以信心不足，下语游移，因此这些正名努力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纳，错误命名“饕餮纹”或“兽面纹”依然盛行。

2.“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的最强实证

“饕餮纹”的“凶恶狞厉”，是正名为“天帝纹”的重大心理障碍，所以中外学者只能把“饕餮纹”含糊正名为天神、地祇、祖神，无法一步到位地正名为“天帝纹”。

这一重大心理障碍，又与1981年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对“饕餮纹”的负面描述有关：

（饕餮纹）实际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上述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所以，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

李泽厚也被《吕氏春秋》误导，认为“饕餮纹”狞厉、凶狠、恐怖、残酷，这些负面描述加剧了学者们把“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的心理障碍。直到一件特殊青铜器的出现，才消除了部分学者的心理障碍。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保利博物馆在香港收购了一件西周铜卣（图01-11.1），邀请相关学者鉴定。马承源、李学勤、俞伟超撰写的鉴定专文，成为“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的里程碑。

马承源的鉴定专文《关于神面纹卣》，放弃了自己长期提倡的“兽面纹”，改称“神面纹”。其言曰：

主题纹样器和盖一致，为近似 人面形的神 。

神面纹 的双目则似 人目 ，上下眼睑裹住眼球，和兽面纹通常表现为整体突出的形状很不相同， 改变了兽面纹的狰狞情态 ， 显得有些祥和 。鼻宽而有翼，器体纹样的上唇并刻有两条短道以示 人中 ，盖上的纹样上也刻有一道 人中 。动物的上唇自鼻端作人字分开，没有直条的人中。……虽然纹样的口中仍是呲牙咧嘴，但设计师的意图要将人的形貌与神的威力结合起来，并且 凸显人的象征 ，则是比较清楚的。

商和西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 ， 大都是神的图像 。它们所配置的各种物象，是上古神话中诸神所特有的征记。人们畏惧自然力而想象出来的各种神像，都是威猛的兽形或半兽半人的物像。具有部分人形的神，使世俗的人看了多少具有亲和感。神面纹卣的装饰，就是人创造神过程中某种愿望的反映，因而是古神话难得的实物例证。

保利艺术博物馆能够得到这件罕见的神面纹卣，真是一大奇迹。

马承源又特别指出保利神面纹卣并非孤证，他在纽约见过一件西周青铜簋（图01-11.2），也有类似的“神面纹”。可惜马承源仅仅承认保利卣、纽约簋的纹样是“神面纹”，没有承认“兽面纹”是错误命名。同时为了照顾自己长期提倡的“兽面纹”，又有所保留地说“兽面纹大都是神的图像”，不愿说“兽面纹全部是神的图像”。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其他商周青铜礼器的“饕餮纹”（图01-11.3），就能明白一切“饕餮纹”、“兽面纹”都是神面纹。

李学勤的鉴定专文《异形兽面纹卣论析》，称为“异形兽面纹”。其言曰：

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件极为瑰丽珍奇的西周早期青铜卣。……兽面纹形态新异，十分罕见，拟称之为 异形兽面纹 卣。

兽面的宽阔大鼻，极似 人鼻 ，端下还做出鼻孔和唇上的 人中 （用两条纵沟表示）。这种鼻形可参看湖南宁乡发现的 大禾人面方鼎 。两相比照，还不难看到，卣上兽面的C字形双耳，其实也是 人耳 。

李学勤用“人鼻”、“人中”、“人面”、“人耳”，含蓄否定了“兽面纹”，可惜仅仅修正为“异形兽面纹”，没有提出“人面纹”或“神面纹”。

俞伟超的鉴定专文《“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除了采纳马承源的“神面纹”，又一步到位地把“神面纹”正名为“人格化天帝”，认为一切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或“兽面纹”都是“神面纹”即“人格化天帝”。其言曰：

保利艺术博物馆最近从香港收购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神面卣”，器盖和器腹铸有 和蔼喜人 的“神面”图像，一反商周青铜器上习见那种兽面纹的神秘、严肃甚至狰狞的面目。此卣刚在北京露面，青铜专家立刻叹为前所未见。 在成千上万的商周青铜器中 ， 给人如此可爱的感觉 ， 还是第一次出现 。

十年以前，我曾提出商周铜器上的各种动物形图像是神祇。现在，持有相似看法的人愈来愈多，以至于当这件铜卣刚到北京后，就被人定名为“神面卣”，并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这个纹饰所以会迅速被认作神面 ， 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酷似人面 。

这个神面（即人面纹）本来就是通常所谓的兽面纹（即饕餮纹）。由此得到的启示是， 如果这种人面纹很容易被当作神面纹来看待 ， 那种兽面纹（即饕餮纹）不是也应该看作是神面纹吗 ？

这件神面卣不仅因其动人心魄的超凡艺术性而成为商周青铜器中的罕见杰作，而且还 解开了兽面－饕餮纹之谜 。

马承源、俞伟超改称“神面纹”，李学勤改称“异形兽面纹”，共同原因有二。

一是普通“饕餮纹”“凶恶狞厉”，符合现代人对恶神“魔鬼”的主观想象；而保利神面纹一反“凶恶狞厉”，“有些祥和”（马承源），“和蔼喜人”（俞伟超），符合现代人对善神“上帝”的主观想象。

二是普通“饕餮纹”均有兽面特征，不符合现代人主观想象的“人格神”；而保利神面纹“凸显人的象征”（马承源），“酷似人面”（俞伟超），具有“人鼻”、“人耳”、“人中”等“人面”特征（李学勤），符合现代人对“人格神”的主观想象。

然而现代人的以上两种主观想象，均不符合古代宗教神话的史实。

首先，认为古代宗教神话的善神“上帝”应该“和蔼喜人”，古代宗教神话的恶神“魔鬼”应该“凶恶狞厉”，仅是现代人的主观想象，不符合人类宗教神话的普遍史实。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宗教神话的上帝造型，大多“庄重威严”，极少“和蔼喜人”，古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只有“庄重威严”的天帝，才能主宰天地万物，才能抵御“魑魅魍魉”，包括抵御“饕餮”或“蚩尤”。因此把商周铜器所铸上帝鬼神的“庄重威严”错误解读为“凶恶狞厉”，是错误命名“饕餮纹”导致的错误阐释。

其次，认为古代宗教神话的“人格神”应该具有人形，“魔鬼”才可以具有兽形，也是现代人的主观想象，也不符合人类宗教神话的普遍史实。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宗教神话的“人格神”大多具有兽形、兽首、兽面，古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把商周铜器所铸上帝鬼神的兽形、兽首、兽面错误解读为“幻想动物”，是错误命名“兽面纹”导致的错误推论。

无论“饕餮纹”的表情被现代人解读为“凶恶狞厉”还是“和蔼喜人”，无论“兽面纹”的特征被现代人解读为“幻想动物”还是“人面特征”，都不影响其为华夏宗教神话的“人格神”。商周青铜礼器的一切“饕餮纹－兽面纹”，无一例外都是“天帝纹”。

综上所言，横空出世的保利神面纹卣，彻底颠覆了“饕餮纹”或“兽面纹”的错误命名，也彻底颠覆了“凶恶狞厉”之类的错误描述，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终于迎来了正名为“天帝纹”的历史时刻。

结语 夏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是“天帝纹”

本文已证，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左传》、《史记》等权威文献的官方命名是“上帝鬼神”，官方阐释是“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但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汉时期的历史改道，导致了王官之书的大量亡佚，于是战国晚期的民间著作《吕氏春秋》错误命名为“饕餮”，汉代《龙鱼河图》错误还原为“蚩尤纹”，北宋金石学家错误命名为“饕餮－兽面纹”，现代学者错误命名为“兽面纹”。四大错误命名的核心错误，是把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错误判断为“凶恶狞厉”，于是把善神“上帝”错误解读为恶神“饕餮”或“蚩尤”。

中外学者按照古代宗教神话的一般规律，长期致力于把“饕餮纹”等错误命名正名为“天帝纹”，但是难以克服善神不应该“凶恶狞厉”的心理障碍，导致正名难以落实。直到保利神面纹卣的可爱“饕餮纹”出现，这一心理障碍才被最终突破，于是力主“兽面纹”代替“饕餮纹”的马承源不得不放弃“兽面纹”而改称“神面纹”，俞伟超又进一步认定一切“饕餮纹”或“神面纹”都是“神面纹”，亦即“人格化天帝”。

困扰中国学界两千多年的“饕餮纹”公案，至此得以拨乱反正。然而因循守旧的学界积习，继续纠缠着很多学者。在容庚、李济否定“饕餮纹”之后的半个世纪，仍有很多学者继续沿用错误命名“饕餮纹”。在马承源、俞伟超放弃“兽面纹”改称“神面纹”的最近二十多年，仍有很多学者继续沿用错误命名“兽面纹”。因为谬误的纠正和真知的普及，是一个漫长过程。

尽管我主张把“饕餮纹”正名为“天帝纹”，但是为了避免读者误以为“天帝纹”是不同于“饕餮纹”的其他纹样，我把商周青铜礼器的主体纹样命名为“饕餮纹”天帝，并将详尽论证商周青铜器的主体纹样是《山海经》所言“天帝乘两龙”，亦即“天帝乘龙巡天图”。 kwyWucN8PcTLB86Is0jBzsQ36yZwWh23uoO3onr/5EoNKmlHh3ZoN33xVbWaKk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