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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个夏日，我在厦门的码头随母亲登上去香港的轮船，此生就注定了半世纪之久不再见大陆。当时年少，更非先知，怎料得到这一走，早年的大陆岁月就划然终止了。怎料得到，抗战的长魇也不过八年
就还乡了，而这次流离，竟然“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怎料得到，当时回顾船尾，落到茫茫的水平线后的，不仅是一屿鼓浪，而是厚载一切的神州。更未料到，从此载我荫我，像诺亚方舟的，是一座灵山仙岛。
但是不幸中隐藏着幸运，当日那黑发少年已经二十一岁了，汉魂已深，唐命已牢，任你如何“去中国化”都摇撼不了。所以日后记忆之库藏，不，乡思之矿产，可以一凿再凿，采之不尽。丹田自有一个小千世界（microcosm），齐备于我。如果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甚或更小的孩童，则耿耿乡心，积薄蕴浅，日后怎么禁得起弥天的欧风美雨？
在妈祖庇佑的蓬莱米岛上一住八年，从台大的插班生变成师大的讲师，从文艺青年变成文坛新秀，从表兄变成男友、新郎然后是父亲，那时并不很怀念大陆，反觉得那一片空阔愈来愈陌生，那陌生的社会正取代了我熟悉的童年。
旧大陆的种种像因缘未了的前世，不续不断，藏在内脏的深处像内伤隐隐，隐隐未发。这么内耗兼偏安，到我三十岁那年，母亲死了，旧大陆似乎更远了。而几乎是同时，珊珊生了，她响亮的啼声似乎是一个新时代在叩门，铜环铿铿。也几乎是同时，新大陆在西半球召我。
三去美国，第一次读书，只留一年，后两次教书，各留两年。那时有志青年的正途正是留学，所谓镀金。我一年修得硕士，就迫不及待，匆匆回到岛上，只能算是镀银。我匆匆回来，为了还没有克服丧母之痛，为了丢不下还是新娘的妻子，而新生的女婴还没有抱够，甚至看清。
第一次旅美，我目眩于花旗帝国之新奇富丽，却心怀故国与故岛。
我的乡愁真正转深，在山河的阻隔之上，更与同胞、历史、文化绸缪难解，套牢成一个情意纠结，一个不肯收口的伤口，是在第二次旅美之后。文化充军、语言易境、昼夜颠倒、寒暑悬殊，使我在失去大陆之后更失去孤岛，陷于双重的流离。唯一能依靠甚至主宰的，只剩下中文了。只剩下中文永不缴械，可仗以自卫、驱魔、召魂。
美国的经验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又不尽然。我出身于外文系，对西方后来居上的第一强国当然不无了解，更不无向往。那时我们读的英文其实是美语，对当代西方生活的印象也大半来自好莱坞。不过我在去美国之前早已读过不少美国文学，甚至为台北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译过五十多首美国诗，而我最早出版的两本中译小说：《老人和大海》《梵谷传》
，也都是美国作家所写。
第二次去美国，教书的负担不算很重，而待遇又不薄，更值壮年，体能正当巅峰，自信臻于饱满。为了认识新大陆，做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我决定学驾驶，并且用三分之一的年薪买了一辆新车。从此美国之大，高速路之长，东岸与西岸之远，都可以应召而来，绕着我的方向盘旋转。我似乎驰入了惠特曼豪放的新史诗里，一目十行，纵览美利坚魁伟的体魄，汇入了第一世界的荡荡主流。
那当然只是方向盘后最初的幻觉。从大西洋浒到太平洋岸，四轮无阻，纵然踹遍了二十四州，也不过是被吸入了美利坚抖擞的节奏，随俗流转。高速的康庄大道无远弗届，但没有一条能接到长安。时速七十英里
，纵使将芝城旋成急转的陀螺，也无法抖落岁月的寂寞。四轮之上的逍遥游，不过是一场睁眼的梦游。那几年，尤其当家人尚未越洋去相会，这一缕郁郁的汉魂，深切体认了寂寞的意义：绝对的自由，彻底的寂寞。
第三次再去火鸡帝国，不但寂寞，而且孤高。命运把我的棋子下在西部的首都，城高一英里的丹佛，所谓Mile-High City
。不过这一次我不再逍遥梦游了，只孤悬在落矶峰群
的山影里，两年悠悠的岁月像一程延长的重九登高，但用以辟邪的不是茱萸和菊酒，而是，你再也想不到吧，西部的民谣、乡村歌曲、灵歌、蓝调、摇滚乐。
其实也不是辟邪，而是抵抗寂寞。第一次赴美，我修读的是现代艺术，但认真聆听的是古典音乐，从拉摩听到拉罗，从格希文听到拉赫曼尼诺夫，
其实大半都不算美国音乐，而现代艺术的大师也轮不到美国人。我只是站在美国的窗口，遥窥欧洲罢了。
第二次旅美那两年，正当四披头席卷西方，狄伦也崛起于美国，
我却仍奉古典音乐的正统，浑不知美国青年侧耳倾心的是另一种节奏，和众而又曲高。第三次才轮到我，一个迟到的周郎，来侧耳听赏。于是从却克·贝瑞到艾丽莎·富兰克林，从琼·拜丝到玖妮·米巧，从汉克·威廉姆斯到唐诺文到亚尔伯乐，我买了近百张的此类唱片。
至于四披头的唱片，包括那张封套对折的《花椒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
，我更是搜罗齐全。美国知识青年厌弃正统的美国生活格调，有意“去美国化”，而且拔去“黄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毒刺，所发展出来的嬉皮文化甚至反文化，要在这些江湖乐手的琴音歌韵里才能领会。
这种通俗而不庸俗的江湖风格，对我颇有启发，令我认真思考，摇滚乐何以热而现代诗何以冷，并且领悟，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不妨浅出。一九七一年我回到台湾，一气呵成的那几首民谣风的短歌：《乡愁》《乡愁四韵》《民歌》《民歌手》，后来果然入乐成曲，汇成了民歌运动，助长了校园歌曲，都是由美国黄蜂社会的此一另类文化所触发、转化而来。
第三次旅美后回到台湾，此生的“美国时代”就结束了。后来虽然又多次访美，但内心的波动已远不如前，自知新大陆的缘分已尽。一九七四年举家迁去香港，本以为可以近窥大陆，多了解一点日渐陌生的母亲，却没有想到，从此竟开启了去欧洲之门，得以亲近另一个旧大陆，西方的大陆。原本要用香港做北望的看台，不期更进一步，竟找到了西游的跳板。
第一次去英国，是从纽约起飞，伦敦入境的。这样的行程正象征倒溯的怀古。其实当初我去新大陆，也是从西雅图入境，然后是中西部，最后才是东岸。就怀古之旅而言，那渐入渐深的心情真可谓倒啖甘蔗。
美国东岸的地名，以“新”开头的不少，大家习以为常，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名是指何处了。纽约人里有多少说得出“约克”在哪里呢？换了是纽罕布什尔、纽泽西
，恐怕也一样。我住惯了美国中西部，初去新英格兰，就处处觉得古旧。在那一带驾车，加油站的工人竟然对我说：Yes，governor
！这“化石口语”据说在今日的英国仍然通用，当时我却受宠若惊，幻觉是走进了旧小说里，听人称我一声“官人”。
这种古腔英国人也会带来东方。香港的“收银处”，中文已经古色古香了，但其旁的shroff
就更加冷僻，连在大字典里都查不到，美国人当然更不认得。
到了伦敦，才会觉得美国有多新，多大，多嚣张。英国的计程车是端庄的方轩，司机更像稳健的老绅士，谈吐斯文。泰晤士河边的国会大厦堂皇而不失庄重，那不倒翁的大笨钟阅世太深，钟面上却看不出多少感慨。只有朱红色的双层巴士满街游行，为迟暮而矜持的帝国古都带来童话的稚气。唐宁街十号该是全世界最不起眼的首相府了，跟白金汉宫的排场怎么相比？英国官署所在的White Hall
似乎迄无定译，不知该叫白厅、白堂或白衙。没有人不知道华府有个白宫，但敢说很少人知道伦敦有个白衙。
中文把美国的总统府译成“白宫”，歪打正着，恰中洋鸡的下怀。美国人尽管标榜民主，潜意识深处仍以帝国自命，但是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岸建一座皇宫，也不便在落矶山上盖一座古堡。其实，他们把甘乃迪与贾桂林是当做金童玉女的帝后来移情的。
不过英国毕竟不算正宗的欧洲。直到一九七八年，我五十岁时，走在香热里榭
的街头，甚至登临凯旋门上，才真有实践欧土的感觉。如果伦敦是美国人的阁楼，藏着祖父的日记，巴黎就是欧洲人的阳台，可览邻居的花园。巴黎的成功在于包容拔萃，说它是欧洲首府也许还有争议，但是当欧洲的艺都应该同然。梵谷、毕卡索、夏高、莫地里安尼、史特拉文斯基从各国蜂拥来朝圣，肖邦、王尔德、邓肯、布朗库西殊途同归，都来此安息。
欧洲之子爱伦坡没有死在巴黎，太可惜了，幸好他终于复活在法国。
凡坐船进纽约港的人，都会仰见矗立的自由女神，一手握着法典，一手高举着火炬，欢迎前来投奔的移民。那景象太有名了，简直成了美国的店招，却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设计人也是法国雕塑家巴尔托地
。这是法国精神启发美国的最显赫地标，但其光芒却遮蔽了同一造型的雕塑，许多游客竟然不知道还另有一座，具体而微，竖立在塞纳河上，格禾纳尔桥
畔的一个岛上，正是美国人所回赠。
从初践欧土迄今，我去过的欧洲国家已有十七，约为我周游列国之半；加起来旅欧的时间只有六个月，但启发颇多。于此十七国中，所见当然有深有浅，浅的像卢森堡，只有一夕，他如丹麦与匈牙利，各仅两晚；至于意大利，只到了科摩与米兰，是从瑞士入境，当晚就回露加诺了。
比较深的是西欧的大国，依次是英、法、德、西。我在这四个国家都开过车，也搭过火车。在英国与德国且开过长途；尤其是在德国，从北到南，自波罗的海畔一直到波定湖
边，纵贯了日耳曼的全长，不但路况完美，秩序井然，而且高速无限，真不愧飙车的“乌托邦”（Autobahn）。德国人在我所见的欧洲人中，是最爱整洁、最守秩序、最为勤奋的民族，一大清早日耳曼人就浩浩荡荡，在街上健步来去了。西班牙人正相反，不但早上人少，而且午休很长，晚餐要拖到九点以后，生活节奏一贯的悠悠缓缓，只有斗牛和跳佛拉曼戈
时才使出劲来。
南欧与北欧之分，全凭阿尔卑斯山系，再加上比利牛斯一脉吧。瑞士恰在分水脊上，南下的火车入隧道之前，轮踩的还是德语地区，一出隧道，咦，怎么竟闯进意大利语区了呢？德国跟西班牙的对照，也正是北欧与南欧，新教与旧教，矜持与朗爽，日耳曼子音切磋与拉丁文母音圆融的互异。至于法国，则介乎其间，难以归属南北，只能视为西欧。英国更其如此，还带一点偏北。
相对于西欧，东欧从哪里开始呢？德国以东应该就算东欧了，不但由于地理方位，更因波兰、捷克、匈牙利与巴尔干各国多用斯拉夫语，对西欧说来显已非我族类了。我去欧洲二十多年间，前半期多游西欧，后半期也去了东欧，包括匈牙利与捷克，而波兰与俄罗斯甚至各游了两次，对这些国家认识更深。
九十年代初，匈牙利开而不放，观光条件仍差，服务态度生硬而冷漠，但是多瑙河中分的布达佩斯却难掩国色，临流自鉴，明艳十分动人。一条斜行的大街以阿提拉（Atilla）命名，而匈牙利人姓在名前，也令我感到惊喜。至于布拉格，早已敞向西欧甚至全世界了，没有旅客会不喜欢。年轻俊美的海关官员竟然会和旅客开玩笑，反比美国的海关可亲。
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位小学生竟然让座给我。这种礼貌在“自由世界”也很罕见。华沙的街头，汽车也非常有礼，常常慢下来，甚至停下来，让行人过街。莫斯科的麦当劳速食店根本不播音乐，街边确有乞丐，但那些老妪的衣衫都朴素而整洁，只静静坐着，脚边放着空盘，并不追缠游客。满街都是纤修高挑的丽人，轻灵的步态似乎踏着天鹅湖而来，至于小孩子，几乎找不到一个不好看的。
在圣彼得堡，一位俄国教授请我们去他家做客。狭窄的客厅里临时搭起一张餐桌，主客六人必须在迫挤的沙发、书架与钢琴之间绕道而过。那是二〇〇〇年初夏，俄国正苦于粮荒，许多人都被迫上山去采菇充饥了，主人却罄其所有，做了美味的肥菇与鱼汤飨客，我们嚼着、咽着，感动而又不安。想到普希金与托尔斯泰的子孙还有人正蹲在街角行乞，我几度要掉下泪来。
二次大战以后，英语与美国文化逐渐风行；所谓英语，其实是美语，这方面的全球化早已开始了。五十年来，台湾接受西方的影响，主要以美国为门户，其实美国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下游。我去欧洲，乃是溯其上源，正如爱伦坡所喟叹的：“回到希腊不再的光彩，和罗马已逝的盛况。”然而迄今我始终无缘去两地：原本计划好的亚波罗神庙
之旅，和威尼斯海上之行，先是阻于波斯湾的交兵，继又挫于南斯拉夫的内战。
另一个旧大陆，近十年来却不断召我回去，不是回希腊与罗马，而是回去汉唐。我曾戏言：“欧洲是外遇”，然则回到自己的旧大陆，该是探亲，不，省亲了。
自从一九九二年接受北京社科院的邀请初回大陆以来，我已经回去过十五次了，近三年来尤其频密。例如南京，我的出生地，也是我读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古城，三年内我就回去了四次，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五月，去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像我这样在两岸三校（南大、厦大、台大）都是校友的人，恐怕很少了。这样的“圣三位一体”隐喻了我身逢战乱的少年沧桑，滋味本来是苦涩的，不料老来古币忽然变成现金，竟然平添出许多温馨的缘分。在南大校庆的演讲会上，我追述这一程夙缘，把“挤挤一堂”的热切听众称为“我隔代又隔代的学弟学妹”，赢得历久不歇的掌声。
十年来我去过的省份，如吉林、辽宁、黑龙江、湖南、山东、广西，都是第一次去；而访问的名城，如北京、苏州、武汉、广州，小时候也无缘一游。听众和记者常问我回乡有什么感触，我答不出来，只觉得纷沓的记忆像快速的倒带，不知道该在哪里停格，只知道有一样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像苦涩的喉核，那深刻而盘踞的情结，已根深蒂固，要动大手术才铲除得掉，岂肯轻易被记者或听众挖出。若是母亲能复活，而我又回到二十一岁，那我就会滔滔不绝，向她吐一个痛快。
我的祖籍福建永春，迄今尚未能回去，每次到厦门，都为行程所限，只能向北遥念那一片连绵的铁甲山水，也是承尧叔父的画境。中学时代整整住了七年的四川小镇，江北县悦来场，是我记忆的藏宝图中一个不灭的坐标，也是我近作长文《思蜀》的焦点。我在心底珍藏着它的景象，因为它是我初识造化的样品，见证巴山蜀水原来就如此，也见证一盏桐油灯映照的母子之情。真希望晚年还有缘回去一吊。
至于常州漕桥，我的母籍兼妻乡，也是我江南记忆的依托，今年四月五日倒是回去了一趟。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我存
和我随众多表亲与更繁的后辈，去镇外的葬场扫墓。只见好多位舅舅的葬处，墓简碑新，显系“文革”期间从他处匆匆迁来，也就因简就陋了。小运河仍然在流着，水色幸而不浊，流势也还顺畅，远远看得见下游那座斑剥的石桥，小时候那句童谣“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似乎还缭绕在桥栏杆上。此外，一切都随波逝去了，只留下河边的一大片菜花田，盛开着那样恣肆的黄艳，像是江南不朽的早春，对忙于加班的蜂群提醒：“有些东西永远是不会忘记的。”
乡愁真的能解吗？恐怕未必。故乡纵能回去，时光不可倒流。山河或许长在，但亲人和友人不能点穴或冷冻，五十年不变地等你回去，何况回头的你早已不是离乡的你了。何况即便是山河本身，也难保不变形变色？洞庭不是消瘦了么，湘夫人将安托呢？再迟去一步，三峡就不再是古迹的回廊了。
所以乡愁不全在地理，还有时间的因素，其间更绸缪着历史与文化。同乡会该是乡愁最低的层次；高层次的乡愁该是从小我的这头升华到大我的彼端。七年前我在吉林作协的欢迎会上，追述自己小时候从未去过东北，但老来听人唱“长城外面是故乡”，仍然会震撼肝肠，因为那歌声已深入肺腑；说着，竟忍不住流下泪来。未来如果有人被放逐去外星，回望地球该也会落泪，那便是宇宙的乡愁了。
韦庄词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难道老了再还乡就不会断肠吗？李清照词却可以代我回答：“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就算春色不变，而归人已老，回乡的沧桑感比起去国的悲怅，又如何呢？
孩时的旧大陆早已消逝，只堪在吾心深处去寻找。我回到生我育我的南京，但父母和同学都已不在，也没有马车辘辘，蹄声铿铿，驶在中山路旁。秣陵树当然还荫在两侧，都是刘纪文市长开路时栽植的法国梧桐，但是树犹如此，还认得当时爱坐在马车夫旁座的少年吗？
不，旧大陆我已经回不去了，迎我的是一个新大陆，一个比美国古老得多同时比美洲更新的大陆。高速公路从上海直达南京与北京，鲜明的绿底白字，说，左转是杭州，右转是无锡。以前是我在美国，用一本中国地图来疗乡愁，现在，是我在新建的沪宁高速公路上，把那张地图摊成廿一世纪明媚的江南水乡。想不到，六十年代在北美洲大平原上的逍遥游，一转眼竟能跳接到姑苏与江宁之间，通向吴越的战场，六朝的古迹。
是啊，我回去的是这样一个新大陆：一个新兴的民族要在秦砖汉瓦、金缕玉衣、长城运河的背景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够发挥其天才，抖擞其志气，创出令世界刮目的气象来。
二〇〇二年六月于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