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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有九条命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

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

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契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冥隔了二十七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八十,五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housewife),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house husband)。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友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取。不过新男人也不能遗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悦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交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洲,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演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

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帙,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题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地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地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地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供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

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施“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席不暇暖,怎能即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

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致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三十年代文学,夜间写八十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是。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道:“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

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所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邮轮,谢灵运再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优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

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联副》 4TIYSj8fmgjFsrJp79nFeyxW/BnYsyC4uzzmzkpMwc0zj+GNpvhph0PSGstExp8o



一笑人间万事

王尔德的喜剧《不可儿戏》六月底在香港大会堂一连演了十四场,场场满座,观众无不“绝倒”。我身为此剧的中文译者,除了对杨世彭的导演艺术衷心佩服之外,更触发下面的一些感想。

鲁迅说得好: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什么是无价值的东西呢?在王尔德的喜剧里,那就是人性的基本弱点,例如虚伪、虚荣、矛盾、自私等等,而不是特定的阶级、政党、行业,或性别。讽刺人性的喜剧似乎不如讽刺某时某地社会现象的喜剧来得写实,可是在某时某地之外,往往更为普及而耐久。王尔德那种无中生有的妙语,无所不刺的笑话,在九十年后的地球背面,仍能凭空教中国的观众放松了面肌,运动了横膈膜,而尽一夕之欢。

惹笑未必是喜剧的最终目的,但是一出不惹人笑或是笑不尽兴的喜剧却是一大失败。那样尴尬的场面真教观众无趣,演员无兴,导演面上无光。笑,未必是对艺术最深刻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最为自然,最做不得假。要把几百个颇有见识的观众逗得失声发笑,哄堂大笑,而又笑声不断,绝非易事。台上妙语如珠,台下笑声成潮,这时你会觉得:这出戏是台下和台上合作演成的。喜剧惹笑,等于提前鼓掌,最令演员增加信心,提高士气。在这种气氛中加入笑阵的台下人,更感到人同此心、与众共欢的快意。

麦尔维尔在《白鲸记》里说:“面对一切荒谬,最聪明最方便的答复,便是大笑。”孟肯 在《偏见集》里也说:“一声豪笑抵得过一万句推理。豪笑一声,不但更有效果,也更有智慧。”

王尔德的喜剧无中生有地创出了许多荒谬而有趣的对话,表达了许多荒谬而有趣的念头,出乎观众意料,却入于艺术趣味,反常之中竟似合道。男人有意独身,通常予人克己禁欲之感。在《不可儿戏》里,劳小姐(一位老处女)却对蔡牧师说:“我的好牧师,你似乎还不明白,一个男人要是打定主意独身到底,就等于变成了永远公开的诱惑。男人应该小心一点:使脆弱的异性迷路的,正是单身汉。”说到此地,台下的观众无不失笑。

剧中人物杰克与亚吉能是一对难兄难弟的好朋友。杰克受挫于亚吉能的姨妈,气得大骂她是母夜叉,结论是:“她做了妖怪,又不留在神话里,实在太不公平……对不起,阿吉,也许我不该这么当面说你的姨妈。”亚吉能答道:“老兄,我最爱听人家骂我的亲戚了。只有靠这样,我才能忍受他们。”台下观众又是哄堂大笑。

最荒谬的妙语则出于“妖怪”巴夫人之口。她盘问未来的女婿杰克:“你双亲都健在吧?”杰克说:“我已经失去了双亲。”巴夫人说:“失去了父亲或母亲,华先生,还可以说是不幸;双亲都失去了,就未免太大意了。”对此,观众报以最响的笑声。

台下的笑声,谁也不能控制,甚至不能逆料。有些地方导演和我都觉得好笑,台下却放过不笑。杰克对巴夫人控诉亚吉能招摇撞骗,巴夫人听完诉辞之后惊答:“做人不诚实!我的外甥亚吉能?绝对不可能!他是牛津毕业的。”最后一句当然可笑,却未激起台下的波纹。

妙语连珠而来,笑声叠浪而起,其间也有美中不足,令高明的导演与演员束手无策。在《不可儿戏》的第二幕,亚吉能看到西西丽在记日记,问她能不能让他看看内容,西西丽说:“哦不可以。你知道,里面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私下的感想和印象,所以呢,是准备出版的。等到印成书的时候,希望你也邮购一本。”台下人听到“是准备出版的”时,因为逻辑逆转,悖乎常理,而且颠倒得十分有趣,不禁哄堂大笑。但是下一句也非常可笑,却在上一句引爆的笑声中给淹没了。演员又不能在台上僵住,等笑声退潮,再说下去。

《不可儿戏》在香港演出,纯用粤语。我真希望台湾有剧团能用“国语”来演。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两年了,竟未引起若何反应,令译者相当失望。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联副》 4TIYSj8fmgjFsrJp79nFeyxW/BnYsyC4uzzmzkpMwc0zj+GNpvhph0PSGstExp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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