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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率红军抵达陕北后，目光关注着这位西北军的首脑。毛泽东知道杨虎城曾有过红色历史，以及和中共的密切交往，便在暗中和他联络。
一位中共密使，怀揣毛泽东亲笔信，于1935年12月从陕北鄜县西部红军前线指挥部出发，潜入西安。此人名叫汪锋。
据汪锋回忆，他那时正在瓦窑堡，忽地贾拓夫前来找他。贾拓夫那时化名关锋——三十年后“关锋”曾名噪中国，只不过那位“中央文革”的关锋，并非此关锋；贾拓夫这“关锋”在“文革”中挨斗，于1967年5月含冤去世。
贾拓夫是陕西神木县人，1928年加入中共，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参加过长征。此时，他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他通知汪锋，马上赶往前线总指挥部——鄜县西边的套通塬东村。汪锋星夜赶到那里，见到前线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才知是毛泽东找他。
毛泽东在一个土窑洞里接见了汪锋，交给他一封致杨虎城的亲笔信，要他潜入西安，面呈杨虎城。
汪锋把毛泽东的信缝入羊皮袄里出发了。他一路日夜兼程，在长武县附近被两个特务所注意，抓住他搜查，搜出了藏在羊皮袄中的信。幸亏那个人是“土特务”，见信是写给杨虎城的，吓了一跳。汪锋也就趁机说自己乃是西北军派往红军的特工，倒是把对方蒙住了。后来，特务同意用卡车“押送”汪锋进西安，使汪锋一路上省了许多麻烦。
到了西安，汪锋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杨虎城秘书。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正文如下：
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
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朽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此时此际，毛泽东所提及的，尚是“反蒋抗日”“抗日讨蒋”。
杨虎城看罢，并未对毛泽东的信作出热烈的反应，只是派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出面，招待汪锋住下，说是容他考虑一些时日。
杨虎城为什么如此冷淡？其实，他读了毛泽东的信，是极度高兴的。但是，他从不认识汪锋，生怕其中有诈——万一那封毛泽东的信是伪造的，而来者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事情就麻烦了。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杨虎城急派手下的陕西省政府秘书崔孟博去天津。杨虎城知道，崔孟博是中共地下党员，而那时南汉宸正在天津。杨虎城要崔孟博向南汉宸了解，来人汪锋究竟是何等人物，是否真的由毛泽东所派。
崔孟博抵达天津时，不巧，南汉宸外出，未遇。崔孟博于是前往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接待了他。
王世英，字子杰，山西洪洞县人，刚过“而立”之年。他虽年轻，却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多年。1931年，他作为中共特派员潜伏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派出多名中共党员打入蒋介石的特务部门复兴社。翌年，当新的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时，他又派了七八个中共党员打入。后来他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才匆匆离开南京，转往上海，又转往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
知道事关重大，王世英亲自随崔孟博前来西安。
崔孟博一到西安，马上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是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位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
王菊人巧妙地安排杨虎城和王世英见面：他先把王世英带到西安九府街杨虎城的别墅止园，让王世英坐在客厅东面的一间小屋里，然后把门反锁，带走钥匙，交给了杨虎城。中午时分，杨虎城说是要到止园午睡。待警卫们离开客厅之后，他悄然打开小屋的锁，入内与王世英进行低声密谈……
就这样，杨虎城不仅与中共北方局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从王世英那里得到证实，汪锋确系毛泽东所派。
杨虎城脸上狐疑的神色消失了，终于决定亲自会晤汪锋。他跟汪锋热烈地进行了交谈。
汪锋在西安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杨虎城进行了三次会谈。
此后，毛泽东又频频派出密使，进入那座四四方方的西安城：
1936年春，从德国留学归来的王炳南被派往杨虎城那里，负责杨和中共之间的联络工作。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又写亲笔函致杨虎城，交秘书张文彬前往西安，面呈杨虎城。26岁的张文彬，湖南平江人，曾任毛泽东秘书。他后来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于1944年死于国民党狱中，时年不过34岁，所以不大为人所知。
毛泽东这封信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战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公祺
毛泽东
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