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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蒋汪对抗、宁粤冲突之际，1931年9月18日夜10时，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动突然袭击，炮轰沈阳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导致130万平方公里、3000万人民的东三省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便落入日军之手！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汪精卫借此机会，猛烈抨击蒋介石，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
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
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
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眼下，竟然有三个“四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和上海举行！
在南京，蒋介石主持了“四全”大会；
在广州，孙科主持了“四全”大会——理应由汪精卫、胡汉民主持，会议开了一半，胡汉民回粤主持；
在上海，汪精卫也主持召开了一个“四全”大会。
汪精卫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日军侵略，民怨沸腾，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礼！
无可奈何，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布下野——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蒋介石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希匹”，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总算蒋、汪、胡三派合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开。蒋介石“下野”于奉化，汪精卫称病在上海，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留在广州，“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会议由于右任主持。会议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即由蒋、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担任主席。此外，改组国民政府，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
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毕竟缺乏权威性。
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月后，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从老家奉化来到杭州，住入澄庐。他写了一封密信，托陈铭枢、顾孟余赴沪，面交汪精卫。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立即精神抖擞，百病皆无，赶往杭州。于是，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在澄庐通宵密谈，“相见甚欢”。这次密谈，变“蒋汪对抗”为“蒋汪联盟”。
消息不胫而走，胡汉民气歪了鼻子——因为汪、胡有密约在先，两人联合反蒋，谁也不与蒋单独讲和。如今，汪背弃了胡，胡也就决心独力与蒋、汪对抗。
蒋汪携手，返回南京。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接替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主持政府工作；3月6日，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掌握军权。从此，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
从此，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联合主党”的格局。胡汉民则在两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在蒋汪之间，蒋掌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斗争也颇激烈：
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瞿秋白，又因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因犯了“左”倾冒险主义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又开始实行“左”倾机会主义……
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走马灯似的改换着领袖，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到博古……
1933年2月28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以讥诮的口吻，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
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
十五年、十六年
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十六年、十七年又有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十八年六次大会
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邓中夏退却路线的荒谬，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以此推论，你们便再若干年，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辩着共产主义不能施行于中国，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
无论你是什么策略，什么路线，左的，右的，折中的，总之是此路不通，迟早要寿终正寝……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中共确实正处于领袖危机之中——由于中共那时没有一个能够稳稳地掌舵的领袖，使中共连连失误。
然而，在蒋介石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之后——1935年1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中共舵手。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洛甫”）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人，而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军权，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
毛泽东也走过了曲折的时浮时沉的政治道路：
他上了井冈山之后，与朱德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他为党代表。这样，他最初的称呼曰“毛党代表”。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这样，人称“毛委员”。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对毛泽东的习惯称呼便叫“毛主席”。
不过，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屡受打击，时而被“开除出政治局”，时而被撤销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前委书记职务。他又几番病重，以至一度误传他病死，共产国际还为他发了讣告！
毛泽东曾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被戴上三顶帽子：一曰“枪杆子主义”，二曰“一贯机会主义”，三曰“狭隘经验论”。
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毛泽东未曾在苏联受训，得不到共产国际信任，遭到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从苏联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斥。然而，毛泽东毕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显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特别是处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谁就会在党内、军内享有威信。如果说蒋介石还算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一点军事的话，毛泽东则连这么点“资本”都没有。诗人气质的他，原本书生一个，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事，打仗则纯属外行。奇怪的是，此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居然从中谙熟韬略。虽说也曾打过几回败仗，但他十有七八能克敌制胜。就连蒋介石坐镇指挥，也多次败在这位“笔杆子”手下……如此这般，当中共中央总负责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连连指挥失误，几乎断送了红军之际，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呼声甚高，也就顺理成章。最终，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从此，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与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相对抗，也就开始了以毛泽东与蒋介石为棋手（亦即“旗手”）的两党对抗“棋赛”……
虽说在此之前，蒋介石跟毛泽东有过几番较量。那时，蒋介石似乎对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不屑一顾，称之“朱毛股匪”，先是几番“会剿”，接着又几次“围剿”——不过，那只是大搏斗之前的“热身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终于从覆灭的边缘得以挽回，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红军挺进陕北，在保安站稳了脚跟，再不是“朱毛股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的红军，在陕北迅速扩大，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于是，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