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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二全”大会后不久，2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于是，他在广州，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在蒋介石之上的那“一人”，乃汪精卫。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汪精卫年长蒋介石4岁。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1910年3月31日）午夜，27岁的汪精卫冒死在北京摄政王载沣王府附近的银锭桥下偷埋炸药而被捕，一时间震惊全国。汪精卫面对死刑，坦然自若，口占五言诗一首：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汪精卫得以死里逃生。从此，这位反清志士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声望。加上他聪慧过人，擅长文笔和演讲，有生花之笔、如簧巧舌，又为人圆滑，深得孙中山器重，以至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记录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会议召开之际，必定要全体肃立，恭读一番总理遗嘱。自然，汪精卫的声望，高于蒋介石。在人们的心目中，汪精卫乃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二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常由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作为列席者一般总是到会的，蒋介石作为常委则是会议当然的出席者，汪、蒋、毛便常常聚会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汪、蒋已是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而毛泽东只是代理宣传部部长。会上，他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会议记录所载，“蒋中正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党务、军务，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则大都关于宣传。
在1926年2月1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五次会议上，有这样一行记录：“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毛泽东生了什么病？
其实，生病只是毛泽东的托词。毛泽东既是国民党员，又是中共党员，他其实是受中共派遣，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调查、领导那里的农民运动去了。到了3月9日召开第十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时，毛泽东“病愈”了，又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场里。
就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之时，蒋介石也不在常委会上露面。2月19日，蒋介石忽地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要“赴俄休养”！
蒋介石日记手迹之一
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正扶摇直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怎么会离开广州，“赴俄休养”呢？
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有着写日记的习惯
。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如此披露心迹：
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
原本动不动回老家溪口，如今要“离粤远游”，其实都是因为处境不佳。这一回，蒋介石“环境恶劣”“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尚浅，资格尚嫩，猛然擢升，不孚众望。牵动蒋介石根基最甚的，是中共！蒋介石能把黄埔军校办成“我党我军的中心”，中共出了大力；蒋介石东征大胜，中共亦是出了大力。1926年初，蒋介石手下的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七个！蒋介石暗中担心中共势力过盛，曾要求周恩来交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名单，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苏联新派来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古比雪夫，原任苏联红军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原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因病离粤回国治疗。蒋介石跟季山嘉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要求“二全”大会对北伐作出决议，而季山嘉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支持了季山嘉，因此“二全”大会没有就北伐作出任何决议，蒋介石气得连“二全”大会的闭幕式也没有参加……
由此，蒋介石得出印象，苏联顾问支持的是汪精卫，不是他蒋介石。
不久，蒋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蒋介石独揽军权，给他所领导的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的经费特别充裕，而季山嘉则认为不该厚此薄彼，主张合理分配，削减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经费。
为此，季山嘉找蒋介石谈话。蒋介石以为，季山嘉“语多讽规，而其疑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同志疑忌我，侮弄我……”
蒋介石决心“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
他掼“纱帽”了：先是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又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接着则提出“赴俄休养”……
不过，蒋介石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很明白：当年孙中山在世时，他可以动不动就回溪口老家去，孙中山一定会一次次打电报请他出来。如今全然不同，国民党是由汪精卫“当家”，汪精卫巴不得他一走了之。倘若他真的要“赴俄休养”，那他好不容易把持的军权会马上落到汪精卫手中！
蒋介石只能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他心中的苦闷。
3月5日，他这么写道：“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3月10日，他则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也。”
他提及的“反蒋运动传单”，是刘峙、邓演达日前告诉他，有人向各处散发反蒋油印传单。
看来，受到“疑”“谤”“忌”“诬”“排”“害”，蒋介石的处境不妙。
蒋介石当然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在那年月，谁想在广州立足，不“左”不丈夫！因为中共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黄埔军校的栋梁，只有说“左”话，唱“左”歌，得到中共、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左派们的支持，才能坐稳交椅。
那时的汪精卫，如同铁蛋掉在铜碗里，是响当当、当当响的左派，他说过这么一段“名言”：“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过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就连胡汉民，因廖案涉嫌，不得不在1925年9月11日以“考察”为名离粤赴苏。在苏联，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发表了颇为动听的贺词：“国民党的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我们这些口号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一致的。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是革命的总司令部。”
蒋介石
蒋介石呢，深知不披“红衣衫”，难以得到左派们的拥戴，而广州正是左派们的营垒。
他曾热烈地称颂过俄共：
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组织严密，它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是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甚么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呢？
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
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
俄国共产党成功那样快，我们不能成功，真是我们的大耻辱，倒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他也曾热烈地称颂过中共：
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与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
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口号是帝国主义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
他口口声声，主张国共合作：
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的罪人？
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跟中共一样，蒋介石非常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我今天可以说：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必亡；中国不亡，帝国主义必倒。这正是今日世界上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是一样什么东西呢？好如毒蛇身体、美女头面一样的怪物。苟有人和他一会流睐顾盼，其结果必至丧身亡国。
如此这般，蒋介石在当年完完全全是个“红角儿”！
最令人吃惊的是，当邵力子前往苏联访问时，蒋介石居然托他捎话给斯大林：
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
众所周知，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是列宁于1919年创立的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人称“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上级机关。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受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国民党并非共产党，亦非共产主义组织，怎么可以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呢？
正因为这样，邵力子在克里姆林宫见到斯大林时，实在说不出“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话，只能说出“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对此，斯大林没作肯定答复。
不过，在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把中国国民党接纳为“同情党”，蒋介石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
不论怎么说，蒋介石的一系列左派言论、左派举动，在公众中树立了他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不过，在暗地、在私下，蒋介石对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有提防。
他在1926年3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订一限度，妥当不失自主地位。
3月9日，他又写道：
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
蒋介石的心态异常，行动变得诡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