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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的是“俱往矣”，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
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
，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
，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
，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
。丁默邨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
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
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
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往矣集》所载作者周佛海的照片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贝勒路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地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尚嫌不足，所以，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
沈之瑜在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的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
“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沈之瑜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一定级别的首长之外，一般工作人员外出没有小轿车，也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47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100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海曾大批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1921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
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勾起心中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进入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
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又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
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乏累，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