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1950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半米的距离。

那女的49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部长”，当过“上海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监狱之中。

那男的34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标牌。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虽然他的子女也姓沈，但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知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1940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率之下，进军大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你马上到建设大楼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的电话。

姚溱其人，曾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18岁加入中共。1946年，25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向他俩以命令式的口吻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的——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寻找党的诞生地是自己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

“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

“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

“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

“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萍（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

扬帆手下，有一员经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纸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化莫测。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1946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其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eJHaY9USv6AQ7TxChUSU1nlunWAlAziOorbTh3JQuQbtQCUAlrNWFB4HoB2eHY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