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画生”！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个24岁的湖南小伙子。直到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画？”

哦，“毛泽东（毛澤東）”——正好28画！

《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写《体育之研究》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这样谈及杨昌济：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善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早在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6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街豆腐池胡同15号安家，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从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当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那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钱去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

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5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400元，教授月薪起码200元。

在1936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收获：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眠井胡同7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泽东也去拜访了比他大14岁的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还去拜访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比毛泽东神气多了。毛泽东曾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这位“二十八画生”，当时尚未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然而这半年，北京大学、《新青年》、“北李南陈”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使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