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千里之外飞回上海，坐进书房“沉思斋”，我的身上似乎还散发着重庆的雾气。我写作的纪实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是全书的高潮。我实地踏勘了当年毛泽东下榻的红岩村、国共谈判所在地张治中公馆“桂园”以及蒋介石的官邸，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使我下笔之际，充满了现场感。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断代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说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说也写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却囊括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历史。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时间跨度那么大，给写作带来的困难，比前两部长篇要大得多。我不能不做更为广泛的采访，包括国共双方的人物——而前两部书的采访，主要是在中共人物的一方。我在写作时，绘制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曲线”，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波峰”和“波谷”。这起伏的曲线，既是中国现当代史的艰难发展历程，也是全书情节起伏的波澜。

由于内容实在太丰富，我不能不详略结合。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关系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庆谈判则是两人关系史上的高潮，我均予以详写。尤其是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交往的43天，写了5万字。而1949年10月后至他俩去世，漫长的二十六七年，也只写了两章而已。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20世纪20年代的交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我徜徉于历史的文献之中，从雪泥鸿爪中加以细细考证，终于写成本书的第一章“最初岁月”。

世上有“比较文学”“比较政治学”，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领袖学”。本书着眼于比较，即处处、时时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加以比较，比较他们的策略，比较他们的品格，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毛泽东与蒋介石一辈子都是政治对手，无处、无时不在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只有用比较的目光、比较的手法，才能写好他们，才能写好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正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领袖学”，我感到艰难，也感到只有用人所未用的观点和手法，才能创新。

内中，我设计了三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面对话”，即如何看待西安事变，如何看待皖南事变，以及1949年元旦的“新年对话”。这样的“书面对话”，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虚拟之外，“书面对话”中所采用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都是出自历史文献，都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原话。这三场“书面对话”，正值历史的关键时刻。设计这样的“书面对话”，也正是出自“比较政治学”。

美国《世界日报》曾经这样评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毛泽东与蒋介石》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正因为这样，我做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亦即史观、史实“两确”。

在中国大陆，历来对于毛泽东仰视，对蒋介石俯视；而在台湾，正好相反，历来俯视毛泽东，仰视蒋介石。我写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对他们两人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两人之中，相对而言，写蒋介石难于写毛泽东。我采访过毛泽东多位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他的评价也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依据。对于蒋介石则不然。我只能以自己的分析，来对他做出评价。我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仔细查考。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1993年初版本中，我便明确指出：

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

在中国大陆，蒋介石向来被视为“独夫民贼”。在1993年这样评价蒋介石，在当时是独特的，不多见的，冒着政治风险的。果真，《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93年完成之后，不像《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那样在中国大陆列为献礼书，而只在1993年10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了香港版、1993年11月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其中台湾版《毛泽东与蒋介石》成为台湾畅销书，一版再版。

13年之后的2005年2月，《毛泽东与蒋介石》终于获准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在中国大陆问世，才过了5个月，一篇题为《纪念抗战胜利要警惕一种倾向》的文章，便把《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作为值得“警惕一种倾向”进行“批判”：

叶永烈出了一本《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书。某报7月12日转载该书时，使用的标题竟是《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叶永烈写道：蒋介石“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们赞赏的：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振兴台湾经济”。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叶永烈这样叙述，显然是在突出蒋介石的“积极抗战”的形象，……除了愚蠢、无知和可笑之外，恐怕还是别有用心的。

幸亏在一个多月之后，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由于胡锦涛的这一讲话，使《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再成为“纪念抗战胜利要警惕一种倾向”。

正是因为作者在1993年写作本书初版本的时候，就能够给蒋介石以准确的评价，所以《毛泽东与蒋介石》在2000年再版时，并没有在观点上作大的修改，而只是在史料上作诸多补充。尤其是作者8次前往美国、7次前往台湾地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查阅蒋介石日记，在台北进行诸多采访，包括采访蒋介石侍卫长郝柏村（后来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等，对《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做了很多补充。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与蒋介石》英文版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出版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法文版MAO ZEDONG ET JIANG JIESHI。

叶永烈
1993年7月30日完成初稿
2000年5月3日修改、补充
2014年6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