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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虽说是跟张学良头一回见面，才说了几句话，便猛然缩短了距离。据周恩来回忆，他跟张学良一见面便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当即接上去说：“我知道，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张伯苓，天津人氏，曾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在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周恩来15岁时就读于南开中学，校长便是张伯苓。
毛泽东讲话时喜欢双手叉腰
周恩来觉得奇怪，张学良怎么也是张伯苓的学生？
张学良笑道：“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伯苓为师。”
笑罢，张学良又道：“我和你同师。”
这别具一格的寒暄既毕，双方便切入正题。
对于共同抗日，双方无须多言，早已一致：日军占据了东北军的老家，使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西北，东北军全军上下一心抗日，与中共的抗日主张完全吻合。
周恩来跟张学良会谈的核心是如何对待蒋介石。
周恩来说明了中共的立场：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即“剿共”，因此中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提出“抗日反蒋”。
周恩来说：“愿闻张将军意见。”
张学良直率陈言。他认为红军是“真抗日”的队伍，这毋庸置疑。蒋介石呢？据他观察，蒋介石也可能抗日，“抗日反蒋”这口号不利于团结抗日。
张学良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又是国民党的主流派。如果反蒋，势必抛弃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力量。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固然是错的，但蒋介石并未降日。蒋介石现正在十字路口上。
张学良说：“在国民党要人之中，我只佩服蒋介石，他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寄希望于蒋介石抗日。但是，蒋介石左右也有很多亲日派，使他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处于极度矛盾之中。我主张，我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抗日之路。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那我就辞职另干！”
周恩来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张学良这番“抗日必须联蒋”的主张，认为颇为在理。周恩来说：“作为我个人，赞同张将军意见。但这是个大政策，我要回去，带上张将军的意见，提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
对于周恩来的表态，张学良觉得很为满意。双方推心置腹，充分信任，会谈直至翌日凌晨4时结束。临别，张学良把《申报》60周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投影彩色地图赠给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
……
周恩来一行原本五人，离去时变成了六人——刘鼎亦随他前往瓦窑堡，向毛泽东汇报。
对于中共改变“反蒋抗日”口号，张学良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说巧真巧，就在1936年4月9日夜12时——那时周恩来正在肤施跟张学良密谈——毛泽东在发给洛甫（张闻天）的电报中，便写道：
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
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
蒋介石讲话时也喜欢双手叉腰
毛泽东所说的“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亦即“反蒋抗日”或“讨日讨蒋”。
周恩来一行离开肤施不久，遇到了大雨，不得不中途住在十里铺，于4月12日才回到瓦窑堡，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汇报了肤施天主教堂密谈的内容，特别是转达了张学良“联蒋抗日”的意见。毛泽东接受了张学良的意见。
1936年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不再像往常称“卖国贼蒋介石”了，而是以“蒋介石氏”这样中性、不褒不贬的称呼相称。
《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
……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这一段话，有着鲜明的“毛氏笔法”的特色。虽朱毛联名通电，显然出自毛泽东笔下。
到了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则明确地指示全党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
（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