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常璩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小读书学习，阅读了很多先世遗书。
江原常氏家族中，有不少做官的名人。譬如蜀汉设立南广郡时，就以蜀郡江原人常竺为首任太守。常竺字代文，后来升迁为侍中，回到成都在蜀汉朝中做官。常竺的儿子常伟，字公然，也走了仕途，做过阆中令。常竺的孙子常骞从小读书治学，钻研过《毛诗》《三礼》，曾以清尚知名，后来也从政了，先在州里做从事、主簿，然后郡里察孝廉，做萍乡令，选为西晋成都王司马颖的侍郎，先被派去做绵竹令，后又被召回做郎中令。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常骞因为跟随司马颖有功，被封关内侯，接着又升迁为魏郡太守，加材官将军。常骞觉得晋朝皇族内乱潜藏着很多不测之险，中原很乱不是久待之地，便“固辞去官，拜新都内史”。“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十六年，参战诸王相继败亡，被杀的官员与民众数量众多，是西晋历史上一场触目惊心的王室内部大屠杀。随后又出现了“永嘉之乱”，使得社会陷入动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西晋的衰亡。常骞回到蜀郡，使他避免了中原的纷争祸乱。后来蜀中也发生了动乱，常骞被任命为湘东太守，此时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太好，尚未赴任就病故了。
常璩的曾祖父常廓，字敬业，是常氏家族中的一位饱学之士，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说他“以明经著称，早亡”。常廓去世得比较早，没有担任过什么官职，却奠定了“阖门广学”的家风。常廓有几个儿子，都好学多才，其中以常宽最为著名。在常氏家族中，常宽和常骞是同辈，常宽是常骞的族弟。常宽很有才学，也非常能干，在著述方面颇有成就，在仕途上也担任过多种官职，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一中，对常宽的学问成绩与仕途经历就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说常宽早年认真研读过《毛诗》《三礼》《春秋》《尚书》，特别钻研过《周易》，很有心得。常宽还博览过《史记》《汉书》，强识多闻，很有学问，被称为江原当地的大儒。常宽为人却很谦虚，不喜俗务，蜀郡命功曹察举孝廉，都被他婉拒了。后来他还是走上了仕途，接受了任命，做了益州主簿、别驾，被推举为秀才，做了侍御史、繁县令。
常璩继承了家学渊源，自幼好学不倦，少年时已经颇负才名。但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由于战乱骤起，一下就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像常氏这样的大家族也难以苟安，使得少年时代的常璩陷入了流离失所的境地。
当时蜀地爆发了农民起义，社会被战乱与恐慌的阴云笼罩，一些大家族为了避乱，纷纷远徙他乡。离开蜀郡的人越来越多，迁徙避乱成了当时的一股风潮。常氏家族也深受影响，随即以常宽为首领，也随大流开始了迁徙行动。他们离开蜀中江原故地，迁往荆湘地区。很多常氏族人都跟随着常宽走了，当然也有一些族人留了下来。没有迁徙远走的族人只有结寨自保，夯筑了坚固的土墙，以抵挡土匪的侵扰，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常宽带领族人随同流民大潮进入荆湘地区之后，在零陵境内停留下来，从繁县迁徙来的很多百姓也跟随而至。东晋朝廷得知了这个情况，为了管理这些流民，便在零陵侨置繁县，任命常宽仍为繁县令，以治理民众。这是东晋王朝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采取的一种“侨治”方式。任乃强先生认为：当时“繁县民流居零陵者多，因设侨县以理之”，“江左侨立郡县，此其滥觞也”。
那个年代战乱频繁，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湘之地也并不安全。从蜀中迁徙而来的民众，在当地原住民的眼中不过是一些流民，后来相互之间逐渐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当时有位叫杜弢的成都书生，早年就以才学著称，曾被州里推举为秀才，因避乱来到了南平郡，得到当地太守应詹的欣赏和礼遇，请他做醴陵令。由于杜弢的地位与声望很高，很多从蜀郡迁徙来的民众都自发地追随他，拥戴他，使他成了流民的首领。这些来自蜀郡的流民散布在荆湘境内，遭到当地大姓人家的侵凌欺侮，都心怀怨恨。有些蜀人便开始闹事，与官府发生了争战。有人向湘州刺史荀眺进言说流民都想造反，荀眺准备杀死全部流民，于是流民推举杜弢率众起事。杜弢自称梁益二州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率军攻破郡县，迫使荀眺弃城逃往广州。杜弢接着又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官军，乘胜攻破了零陵、鄂州等，杀死了长沙太守与宜都太守等地方官员。晋元帝司马睿命令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人讨伐杜弢。前后交战数十次，杜弢的将士多数战死，于是向司马睿请求投降。司马睿起初不同意受降，杜弢便写信给应詹，自述被逼起事的原因，表示愿意为东晋朝廷效忠，投诚以后可以为朝廷北伐中原，或为朝廷西征李雄收复失土，以此救赎前罪将功补过。应詹将信呈交给了司马睿，并进言说：“杜弢是益州的秀才，一直享有很好的名望，被同乡人逼迫才聚众叛乱。现在悔恶归善，理应派使者去安抚，接受他投降，以使江、湘地区的百姓安定。”司马睿从当时的局势考虑，便派前南海太守王运去接受了杜弢的投降，并宣读诏书，赦免了杜弢与流民的反逆叛乱之罪，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杜弢接受任命之后，驻扎在附近的东晋将领们仍然不停地攻打他，这使得他非常愤怒，觉得朝廷是在欺骗他，于是杀死了前来受降招抚他的王运，再次率流民反叛。杜弢派部将攻打临川，接着攻陷了豫章；又派部将率领精兵向武陵进军，切断官军的运输路线。晋元帝对杜弢的反叛也很愤怒，下令调集各路官军，对杜弢进行围剿。经过几次激烈的厮杀，杜弢的部众被击败，全部溃散，杜弢见大势已去，于是趁乱“逃遁，不知所在”。
在这种连续不断的战乱情形下，从蜀地迁徙到荆湘的民众自然是深受其害，吃尽了动荡不安的苦头。常宽为了避乱，只得率领族人再次往南迁徙，进入交州暂时栖居。据《华阳国志》记述：“湘州叛乱，乃南入交州。交州刺史陶咸表为长史，固辞不之职。虽流离交城，衣敝（褞）〔缊〕袍，冠皮冠，乘牛往来，独鸠合经籍，研精著述。”常宽在交州的时候，生活比较清贫，仍不忘读书写作，一些重要著述如《蜀后志》《后贤传》等，都是在这个时候撰写完成的。到了晋元帝的时候，“嘉其德行洁白，拜武平太守，民悦其政。以荣贵非志，在官三年，去职”。武平属于交州，在现在的越南河内以北，常宽做武平太守的时间很短，又遭遇交州内乱，幸免于难。常宽岁数已大，后来就在交州去世了。
当时跟随常宽迁徙到交州的蜀人比较多，到李雄派兵收取宁州、招辑流民的时候，蜀人流落在交州、南中、荆湘等地的，才又陆续回归蜀地。天下之大，五湖四海皆可安家，但眷恋家乡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蜀地物产富庶，乃天府之国，对避乱远走的蜀人来说，盼望回归家乡，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很多蜀人经历了这番折腾，又从交州、南中、荆湘等处辗转回到了蜀地。常氏家族的一些人，也有回来的，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当流民潮引发大规模迁徙的时候，常璩还是少年，又由于家中的一些原因，所以没有跟着迁徙队伍远走他乡。按照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这是由于“璩时尚幼，家较贫，未能远徙，随族结坞，附青城范长生以自存。后受李雄绥抚”。
西蜀是道教的发祥地，当时范长生是青城山天师道首领，所以常璩要依靠范长生获得保护，这是乱世情形下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众所周知，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有两大派别，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或正一道，是沛国丰县人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在西蜀鹤鸣山所创，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因入教者要缴纳五斗米而得名。太平道是巨鹿人张角于东汉灵帝时所创，因奉《太平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用为人疗病的方式传教。由于当时疫病流行，广大民众纷纷求治而信奉太平道，信众发展到了数十万，后来发动了黄巾起义，遭到了东汉王朝的残酷镇压。五斗米道在巴蜀地区也做了呼应，张道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统治了将近三十年。张鲁后来投降了曹操，被迁至邺城，不久便病故了。天师道失去了统一领导，内部开始分化，但道教的巨大影响依然存在，蜀汉时期，蜀地的道教信徒就比较多。西晋“八王之乱”中的几位重要谋士都是天师道信徒。
据史籍记载，范长生是涪陵郡人，蜀汉后主的时候才迁居成都的。蜀汉后主延熙十一年（248年），涪陵发生了夷民造反事件，《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记载：“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三国志·蜀书·邓芝传》也记载：“十一年，涪陵国人杀都尉反叛，芝率军征讨，即枭其渠帅，百姓安堵。”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了这件事，说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分羸弱配督将韩、蒋，名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关于时间，延熙十三年可能是抄写之误，应该是延熙十一年。刘琳先生认为：“范氏，李雄丞相范长生，涪陵丹兴人，当即诸葛亮此次迁于蜀者。范氏当亦为板楯蛮，与李雄为同族。”又说：“蜀汉延熙十一年，车骑将军邓芝征涪陵，‘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故蜀郡多涪陵人，范贤家亦当为此时移入。”范贤为“青城山道士，涪陵丹兴人，本名长生。李雄称王，迎为丞相，尊称为范贤。世又称之为蜀才，《经典释文序录》有蜀才《易注》十卷，即长生也。自唐以来青城山有长生观，据说即其故宅所在”。《华阳国志》卷九也有关于范长生的记载：“贤名长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兴人也。”
从这些记载可知，范氏本是涪陵大族，蜀汉时期被迫迁徙，范长生一家就是这个时候离开故乡涪陵，迁居成都的。当时西蜀信奉道教的人很多，范长生也加入了天师道，长期住在青城山修炼道术，后来成为天师道首领。
青城山山门
按照道家的说法，青城乃昆仑下都、岷山南首，黄帝曾在此问道于宁封子、容成公。张道陵创立天师道，设立了二十四治，作为传教活动的根据地，以加强对道众的管理，沿岷江流域分布的有青城治、鹤鸣神山太上治等。青城治不在后来的二十四治之中，可能属于别治或游治。为了便于修道和传教，道治大都设立在群山环抱的山间小平原，南方民族称此为“峒”，附会传说有神仙石室，可上通于天，后世道教因此称之为“洞天”。“这些地方多为汉夷互市之处，是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而且“山清水秀，云遮雾绕，其自然生态既优美迷人而又充满神秘的气氛”。道教设治在这些易守难攻、进退自如的山水之间，也就有了较大的安全性。
青城山是天师道的洞天福地，是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洞天”，有“神仙都会”之称，相传张道陵曾于此修真创教。
范长生选择在青城山隐居，当然是很有眼光的，也是生逢乱世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行为。因他本是大族，有部曲跟随，又注重信义，博学多才，所以深得天师道教徒的敬服和拥戴，成了天师道的重要首领。《晋书·载记》说“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
，可见当时追随他的民众是很多的，也说明他成为天师道首领后拥有很强的宗教号召力。范长生不仅有家族部曲和道教信徒，而且有自保的武装力量，既有威望又有实力，是西蜀地区众望所归的大人物。
范长生在青城山除了隐居修炼，还办了私塾，教育子弟，跟随他学习和拜他为师的人很多。到了西晋时期，巴蜀地区爆发流民起义的时候，范长生年事已高。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说范长生在青城山“岩居穴处，求道养志”。《资治通鉴》卷九十说：“长生博学，多艺能，年近百岁，蜀人奉之如神。”
关于范长生的年龄，有多种说法，有的似有夸大的成分。常璩前往青城山求学，拜范长生为师的时候，范长生已是古稀之年了。相传，范长生开办私塾教学的地方，是在青城山的清风洞。也有说范长生是住在青城山下的，后来在原址修建了道教宫观长生宫，唐代的唐求、宋代的陆游与范成大等人都游览过，还留有诗文记录其事。
常璩青少年时代跟随范长生读书学习应该有好几年时间，这对他的人生影响比较大。首先是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形下有了依靠，常璩不用再害怕遭到匪徒的袭扰，可以安心读书。其次是常璩在此期间又阅读了很多书籍，增进了学问，也磨炼了性格，开阔了胸襟，为他今后著书立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再者是为他成年之后的仕途提供了机会。大约在常璩十九岁的时候，范长生接受了李雄的邀请，担任大成国的丞相之职。由于范长生备受成汉政权尊崇，而常璩是范长生的学生，后来常璩入仕，也很受信任，做了大成国的史官，在李势即位后被任命为成汉政权的散骑常侍。
常璩大约在二十岁时娶妻成家。这时蜀地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常氏家族在江原的产业也逐渐得到恢复，重新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关于常璩妻室的情况，有传说是娶了入蜀的流民之女，因缺少史料记载而不得其详。常璩年轻的时候，曾外出游览，去过江州（今重庆）。江州在先秦时期曾是巴国的都邑，一直是巴人的重要聚居地，常璩在这里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巴人的传说故事。常璩还出游过其他一些地方，对巴蜀各地的民俗风情都非常熟悉。据传，他很可能还到过南中等地，对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等史籍所记载的西南夷的历史地理人文做过一些实地考察。出游增长了见识，也开阔了眼界，对常璩后来撰写《华阳国志》大有好处。因为缺少史料记载，常璩的早年经历似乎相对简单，他究竟还游历过哪些地方，经历过什么曲折的故事，我们都不得而知。此处不便推测，当然也不能虚构。常璩出游归来之后，便走上了仕途。
常璩受其恩师、大成国丞相范长生的举荐，进入李雄建立的李氏朝廷，担任了大成国的史官一职。史官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官职，大约从夏朝就有了，其职责主要是负责记录和编撰史书。后来演化为两种职务：一是负责皇帝的起居注，二是负责整理史料和撰写史书。前者随侍皇帝左右，专门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后者在史馆整理史料，专门将前代王朝的历史编撰成史书。《吕氏春秋·先识》就记载了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劝谏无效“乃出奔如商”的故事。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
史的初义，就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据《周礼·春官》记载，周王朝设有五史：一、大史，新王登基，大史要参加册命典礼；二、小史，辅佐大史，掌其小事；三、内史，掌管册命诸侯，传达王命；四、外史，掌管四方之志与三皇五帝之书；五、御史，又名柱下史，掌管图书。春秋时期，设置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说：“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到了汉朝，汉武帝设置了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司马谈死后，由司马迁继其任。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史官，撰写的《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除了太史令，西汉王朝在宫中还设置有女史，专门记录皇帝起居，故而有《禁中起居注》，东汉王朝也延续了这个制度。到了三国时期，魏明帝设置史官，称为著作郎。常璩担任的史官，其职责也就是整理史料和记录大成国朝廷的政务等。
大成国是李雄建立的流民王朝，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其由来，是从流民大量进入蜀地开始的。西晋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繁，加之天灾人祸，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晋书·食货志》说：“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可见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常璩《华阳国志》卷八记述，当时“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因汉中粮食有限，于是大量流民经剑阁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常璩说“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流民为了就食，所以散布到了“三蜀”各处。
当时流民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为賨人，或称为板楯蛮。据《华阳国志》卷九记载，这些賨人“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东汉末年才移居汉中和略阳。流民首领李特便是賨人的后裔，兄弟五人“皆锐骁有武干”，“人多归之”。
流民入蜀后，同地方官府发生了矛盾。李特兄弟于是联合“六郡豪右”，率领流民，以对抗官府的压迫。《华阳国志》卷八与《晋书·载记》说，益州刺史赵廞曾利用流民武装，企图割据巴蜀，却心怀疑忌，杀死了最有才干的李庠和一些李氏族人，导致李特率部攻入成都，赵廞战败被杀。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到任后，准备强行遣返流民，并部署军队，“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而爆发了长达数年的流民抗晋之战，战火蔓延到了整个巴蜀地区。
李特率领六郡流民起兵抗晋，应是时势所迫和官逼民反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西晋末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民大起义。晋朝大为恐慌，急忙从荆州调集了数万军队前来镇压。李特不懂兵法，虽然多次打胜仗，却疏于防范，遭到官兵掩袭，在退却途中败死。其弟李流、子李雄率部继续战斗，打败了荆州兵，先后攻占了郫城和成都，后李雄建立了大成国。后来李寿称帝改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之为成汉政权。
李雄称帝后，仿照汉、晋制度设立百官，并不断对外用兵开拓疆土，逐渐占领了梓潼、巴西、巴东、涪陵、汉嘉、越嶲等郡，控制了梁、益、宁三州的大部分地区与南中之地。《晋书·载记》说李雄“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而且“性宽厚，简刑约法”，即使对待仇家也能厚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
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也说“李雄，宕渠之厮伍、略阳之黔首耳，起自流隶，（君获）〔获君〕士民，其长人之魄，良有以也”。
可见李雄确实很有才干，绝非一般等闲人物。为了巩固政权，李雄将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拜为丞相尊为国师，以充分利用民间道教的影响来增强凝聚力。李雄还采取了轻徭薄赋、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兴文教、立学官，《晋书·载记》说“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但成汉政权始终未能改变流民集团性质，“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队”。
成汉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李雄在位三十年，死后，李班、李期、李寿、李势相继登位，十余年内曾发生多次政变，后来为东晋所灭。
常璩在大成国做史官，这是个没有什么实权的闲职，却使常璩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书籍和史料，对他来说可谓适得其所。蜀地自从西汉文翁办学以来，就有了重视书籍的风气，州郡都比较重视藏书。大成国在成都建立政权，也收集了很多书籍，都交给史官来管理。这对于嗜书好学的常璩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常璩幼承家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与写文章。在治学方面，常璩尤其对史学情有独钟，对西南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特别关注。常璩的从祖常宽在史学方面很有造诣，曾撰有《典言》《蜀后志》《后贤传》，续陈寿《耆旧》作《梁益篇》等著述，对常璩的影响比较大。常璩很早就产生了著书立说的念头，与这些都是大有关系的。李雄建立的大成国，虽然疆域有限，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但蜀地人民逐渐恢复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到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的时候，蜀人在交州、南中、荆湘避乱的，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常璩四十岁左右，刚回归蜀地的常氏族人都来依附他。常璩通过回归的蜀地流民，了解到许多外地的情况，包括南中、交州等地的人文地理故事。常璩博闻强记，长期负责管理大成国的图书史料，搜集了很多关于蜀地的历史、人文、地理、民俗等方面的资料，加上访谈记录和早年实地考察所见，这使他有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积累。常璩于是开始写作，撰写了不少著述。任乃强先生经过考证，为常璩列出了生平年表，推测认为常璩在四十岁左右已经撰写了梁、益二州地记及《南中志》，不久改写《梁州记》为《巴汉志》，改写《益州记》为《蜀志》，接着又撰写了《蜀汉书》；五十岁左右改写《三州志》为《华阳国记》。
任乃强先生的考证与推测，当然是很有见地的。
常璩撰写的这些著述，记述了巴蜀和南中等地的故事，展现了人文地理的丰富多彩与蜀中文化的厚重。因为常璩是成汉的史官，他的著述自然得到了成汉统治者的重视和赞赏。当时成汉政权为了抗衡东晋，与北方的割据政权常有交流往来，李氏王朝向石虎赠送的礼物有蜀地出产的丝绸，还有蜀地的著述典籍。常璩撰写的书也被抄写传到了北方，开始流传于黄河流域。中原和北方的很多学者都读到了常璩的著述，增加了对巴蜀与南中等地的了解，后来崔鸿撰《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书》等，都依据和采用了常璩著述中的记述。
李势继位后，常璩官至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是随侍皇帝左右的显职，掌规谏奏事，能参与朝政。这说明常璩获得了提拔与重用，能够经常向皇帝建言献策了。但常璩的主要职责，仍是致力于著书立说。桓温的参军孙盛，就称常璩为“蜀史”。
孙盛是和常璩同时代的史学家，曾与桓温一起伐蜀，接受了李势君臣降晋，对常璩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简而言之，常璩在成汉做史官的时候，撰写了《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的初稿。常璩后来被桓温任以官职，迁居江左的时候，自然也将这些初稿与旧作都带去了，这为他潜心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