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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文运的勃兴，则是从西汉初期开始的。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中国从此进入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进程。秦始皇雄才大略，是个很了不起的君主，但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被后来的汉朝取代了。秦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最终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西汉。西汉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继承了秦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等诸多方面都谱写了新的绚丽华章。西汉涌现了很多杰出的人物，既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与军事将领，又有治国的能臣与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还有著书立说文章盖世的文人学者。其中也包括出自蜀地的大文豪和著名学者，如司马相如与扬雄等人，他们撰写的著作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说到蜀地文人学者的涌现，最关键的原因，其实是和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说秦李冰修建都江堰开创了水旱从人、经济富庶的天府之国，那么西汉文翁在成都办学育人，则促进了蜀地文化的兴旺与持续繁荣。李冰在水利与农业方面为蜀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文翁开启了蜀地的好学读书之风，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都为蜀地在经济文化方面的长远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翁是西汉孝文帝时很有作为的一位蜀郡守。他上任之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继续兴修水利，为蜀地的农田提供灌溉便利，保障了农业的丰产；二是在成都兴办学校，积极培育人才，倡导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
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对文翁办学的经过和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班固在《汉书》中强调了文翁的官吏身份，虽将文翁划归为“循吏”，但对文翁办学的创举和影响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川成都文翁石室内的文翁塑像
文翁石室故址
常璩自幼就熟读《史记》《汉书》，非常敬佩文翁的作为，深知文翁办学对蜀地产生的巨大影响，所以很早就搜集过文翁的史料，在《华阳国志》中也详细记述了文翁的事迹。《华阳国志》卷三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又说：“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曰〕玉室，在城南。”《华阳国志》卷十又说：“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实西鲁。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宽从武帝郊甘泉泰畤……以为扬州刺史……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
在文翁培养推荐的人才中，张叔（即张宽）被朝廷征为博士，后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其他担任各级职务的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是，文翁创立郡学使得蜀地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蜀中涌现了很多文人学者，在文学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足以同齐鲁之地的稷下学派相比，这时蜀文化已开始向汉文化转型。在汉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巴蜀与华夏之间的地域文化，这时已有了更多和更好的融合。阅读常璩的这些记述，从地方史的角度来看蜀地文化的发展变化，可以和《史记》《汉书》的记载相互参照，使我们对文翁的贡献与创办郡学的意义，有了更加客观细致的了解。
文翁在蜀中创办郡学，其直接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移风易俗，二是培养人才。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民俗民风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按照史籍中的说法，当时蜀地僻处西南部族众多，故而有蛮夷之风，文教方面更是落后于中原地区。文翁担任蜀郡守之后，对蜀地的这种状况，有意加以改变。但他并没有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来改变百姓的行为习惯，而是从兴办学校入手，来巧妙地改善蜀地的社会风俗。文翁很有眼光，也非常睿智，办学校抓教育就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当时任职的官吏大都是蜀中比较有地位有声望的阶层，文翁很果断地首先挑选了官吏子弟入学，并选派其中的优秀者去齐鲁游学，学成归来再传授给其他学生。齐鲁是孔孟之乡，也是儒学昌盛之地，游学是学习与传播知识的好办法，文翁派去的青年人才果然不负所望，将齐鲁的儒学经典著述带回了蜀地，由此而促使蜀学的兴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他年轻人都竞相入学，蜀人读书好学从此蔚然成风。文翁办学不仅改变了蜀地文教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蜀中人才，促进了蜀地文运的勃兴。文翁办学为蜀地带来了新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汉朝的最高统治者都知道了，对此赞赏有加，命令天下郡国都效仿文翁，采用官办的形式来积极兴办学校，开创了全国各郡都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的一代新风。
据文献记载，在文翁创办学校的过程中，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成都居住期间也曾执教于石室。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又根据秦宓引《地里志》的说法“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认为“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
其实早在秦宓之前，班固《汉书·地理志》对此就已经有记载了：“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由此可知，司马相如对汉代蜀地的教育事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司马相如是和文翁同时代的人，文翁兴学可能略早一点，应该是建立石室讲堂于前，司马相如执教于后。值得注意的是，据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记述，秦宓曾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
司马相如是否先在石室讲堂读书，然后又执教于石室讲堂呢？关于秦宓的说法，文翁是否确实曾派遣司马相如去齐鲁求学东受七经？《史记》《汉书》《华阳国志》中皆无此说法，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按照常璩的记述，文翁派遣的是张叔等十八人去齐鲁学习儒家七经，并非司马相如。因无其他史料记载可供参照印证，秦宓说的很可能不准确，还是应该相信常璩严谨的记述。但司马相如曾经执教于石室讲堂，则是可以充分肯定的。可见司马相如和文翁一样，也是对蜀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
司马相如青年时期在蜀中成都等地的故居，因历史久远已难觅踪迹，而传世文献记载的成都石室讲堂保存完好历久弥新，应该就是司马相如在步入仕途之前曾经执教的地方。汉代的成都石室，又称文学精舍讲堂，与文庙相邻，以后一直是历代府学所在，也就是今石室中学的前身，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创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学堂。我国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都，如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都是古代学子云集之地，可是随着历史岁月的变迁，千年以前的古老学堂皆已湮没无存，成都文翁石室迄今却依然在发挥着培养人才的作用，这也足以称为中华教育史上的千古佳话了。
文翁是继李冰之后在蜀地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杰出郡守，因而深受蜀人敬仰。李冰去世后，蜀人为他建了大墓，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九说：什邡的“章山后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又引《开山记》说：“什邡公墓化上有升仙台，为李冰飞升之处。”又引《古蜀记》中的说法，认为“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后成化，藏衣冠于章山冢中”矣。
蜀人将李冰修建都江堰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特地在都江堰附近为李冰修建了祠庙，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来纪念他。文翁为蜀地的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鞠躬尽瘁，他在蜀地因病去世后，蜀中的父老乡亲也特地为他建立了祠堂，每年也要举行祭祀活动以表达缅怀与纪念。顾颉刚先生称赞文翁在蜀地推行教育和文化的贡献说：“于是文教大行，蜀郡青年到京城里读书的数目不比齐、鲁少了。武帝看他的教育行政办得这样好，便命天下郡国都模仿他立起学堂，所以后来各地都有文庙和学宫。文翁死于蜀，蜀人替他造了祠堂作纪念，和那位大兴水利的李冰同样致敬。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谁提起四川的好官，谁都会想起这两位贤太守来。”
天府之国由于拥有了李冰和文翁这两位客居于此的杰出人物，是多么荣幸！蜀人每年持续不断的祭祀活动，就由衷地表达了对他们的缅怀与崇敬之情。
成都市图书馆内的司马相如塑像
从汉代开始，随着文运的勃兴，蜀地涌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学者。司马相如撰写的大赋，辞藻华美，气势宏大，获得汉武帝的赞扬，产生了轰动效应，当时的文人才子们都竞相仿效，由此推动了汉赋的兴盛。司马相如成了蜀中文人学习的榜样，之后的王褒、严遵、扬雄等人，都是写文章的好手。蜀地堪称人才辈出，群星闪耀，在汉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多彩的篇章，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常璩自幼就熟读了蜀中前辈文豪的著述文章，对他们产生了崇敬之情。常璩后来在《华阳国志》中专门为蜀中先贤立传，对前辈文豪赞扬有加，就真实地表达了他发自内心的敬佩与推崇。
与繁荣的文学景观相呼应的，则是蜀地史学的兴盛。蜀人好治史，特别好治地方史，亦是汉代以来蜀地文人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汉时期，扬雄撰有《蜀王本纪》，严君平撰有《蜀本纪》，可能还有许多蜀人也撰有这方面的著述，惜多已不存。东汉时期，成都人杨终撰有《春秋外传》，郫人何英撰有《汉德春秋》，雒人李尤与人合撰了《东观汉记》，等等，也大都失传。以上是文献史料记载透露的信息，由此可知蜀人治史的传统及对地方史的重视，在蜀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浓郁的风气。
蜀汉时期，蜀地史学十分活跃，谯周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先后撰写了《后汉记》《古史考》《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等大量史学著作，对当时和后世治史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谯周是西充人，自幼好学，熟读诸子文章并精研六经，对天文与史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谯周很有学问，名声在外，但口才一般，穿着不修边幅，不善于与人辩论，却很有见识，擅长写作。出仕蜀汉时，诸葛亮任命他为劝学从事，蒋琬任命他为典学从事，总管益州的学者，后主拜他为太子的老师。在魏国派邓艾从阴平小道攻入蜀地兵临成都之际，后主听从了谯周的献策而投降了魏国。三国归晋之后，谯周被征召至洛阳，后来因病去世。谯周著述颇丰，据《三国志·蜀书》记载，他撰有“《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
其中史学著述数量众多，对蜀中文人影响较大，弘扬了蜀地自西汉以来好学的传统，促进了重视地方风土民俗与历史地理的风气。谯周除了著书立说，还招收了一些弟子，向他们传授做学问的方法，其中有些弟子后来也成了蜀中的著名学者。
秦宓也是蜀汉时期一位博古通今的人才，在刘焉、刘璋时就出仕了，蜀汉时曾任长水校尉等。秦宓在史学方面很有造诣，曾发表过一些很有见识的高论，如与广汉太守夏侯纂谈论益州的优劣时，秦宓说蜀有汶阜之山为江水的源头，禹生石纽乃汶山郡人，疏江决河为民除害功冠华夏，三皇出谷口即今之斜谷，“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论之，何若于天下乎？于是纂逡巡无以复答”。
秦宓认为巴蜀的历史文化早于天下，以此抗衡中原，可谓独树一帜，他的学术思想对蜀中学者影响很大。《三国志·蜀书》记载，秦宓是谯周之师，谯周“少时数往咨访，纪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文多故不载”。
可惜秦宓撰写的著述都失传了，谯周记录的访谈也散佚了。但从谯周撰写的其他著述可知，谯周在史学方面师承了秦宓，很多学术见解都与秦宓一脉相承。
与秦宓同时代的，有从河南新野入蜀的来敏，他撰有《蜀本论》，记述了古蜀时候的蜀王事迹，可惜此书也散失了。传世的《水经注》中引用过两条记录，记述了望帝与鳖灵的故事以及石牛便金的传说，与扬雄《蜀王本纪》大同小异。
陈寿是谯周的弟子，在史学方面造诣很高，阅读极多，用功甚深。谯周写过《益州志》，陈寿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晋初，陈寿撰写了《蜀书》，记载了东汉末年刘璋、刘焉二牧以及蜀汉先主、后主君臣史事。后来陈寿做了晋朝的著作郎，“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陈寿还将诸葛亮的故事集为二十四篇，还撰写了其他一些著述。
常璩的从祖常宽撰有《蜀后志》《后贤传》《梁益篇》等，记载了晋武帝时蜀中官吏之事，还写有《典言》五篇，并“著述诗、赋、论、议二十余篇”。
从常宽的著书立说，可知常氏家族有读书好学的家风与治史的传统。常璩生于“文献故家”，自幼就受到了这种家风与传统的熏陶，并得其从祖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这对他的成长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自汉代以来蜀地文化的繁荣与史学领域的活跃，这对常璩的影响很大，给了他丰富的文化滋养，使他成为一位很有学养与见识的文人。正是常璩的勤奋好学和博览群书，丰富了他的学识，其学问逐渐进入比较全面和深厚的境界，从而为他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写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