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常璩自幼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情有独钟。常璩良好的史学素养，不仅得益于常氏家族的教育培养，也与环境熏陶有很大的关系。
自秦汉以来，蜀地的文人学者便有治史的传统。关注历史、探讨历史、撰写历史地理著述，在蜀地有很浓的风气。蜀人好学，尤其好书，这些著述也就传抄流传开来，成为蜀中学子的常见读物，有的还传播到了中原与荆楚等地。常璩博览群书，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著述，这对他自然而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早在一万多年前，四川盆地就已经是“资阳人”活动栖息的场所。而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与中原文明同样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考古发现的宝墩文化多座古城遗址以及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对此就是很好的印证。古蜀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又由于古蜀文明的突然湮没，而留下了许多神奇迷人的传说，也留下了很多难解之谜。但古蜀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实存在的，在蜀地就流传着大量的关于古蜀早期历史的传说。汉代文人学者的辞赋与著述中便收集和记载了很多古蜀的早期传说。譬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记述了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故事。当时蜀中的文豪司马相如、高人严君平、学者扬雄等人，都搜集和记述过古蜀的早期历史。常璩《华阳国志·序志》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
这段话就是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谯周等人，都搜集过蜀地的奇闻逸事与民间传说，并加以整理撰写成书。
据传，司马相如、严君平写过《蜀本纪》，而最著名的就是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汉代还有许多蜀人撰有这方面的著述，惜多已不存。譬如东汉成都人杨终所撰《春秋外传》十二卷，郫人何英所撰《汉德春秋》十五卷，雒人李尤与人合撰的《东观汉记》，等等。蜀汉时期，蜀地史学兴盛，谯周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先后撰写了《后汉记》《古史考》《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等大量史学著作，对当时和后世治史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谯周的得意弟子陈寿，撰写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三国志》完整地记述了东汉末到西晋初近百年间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被称为“前四史”之一，更是影响巨大。常璩自幼好学不倦，广为博览，对这些蜀中先贤的史学著述都是很熟悉的，也激发了他对古蜀历史的关注与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在蜀中先贤的众多著述中，对常璩影响最大的，仍然要数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
古蜀历史上，有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记载，通常认为是古蜀国的五个王朝。扬雄《蜀王本纪》就记载了古蜀国的诸多传说，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史籍，为了解和探讨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
细读这些文字，可知扬雄关于古蜀的记述，传说的色彩比较浓郁，并掺杂了巴蜀地区的神话与仙话的成分，但也透露了早期古蜀王朝的兴衰更替，曾相继经历了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的故事。
关于扬雄撰写《蜀王本纪》，虽然《汉书·扬雄传》中没有提到此事，但在汉晋之后的文人著述中，《蜀王本纪》已被经常引用，皆称扬雄所作，并无异辞。譬如东汉张衡撰写《思玄赋》中有“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后汉书·张衡列传》记录了此文，唐李贤等注就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
《文选》卷十五亦收录了张衡《思玄赋》，唐李善注此句，也引用了“《蜀王本纪》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
李贤与李善的注，引用的文字略有差异，应是转述原文，由此可知扬雄《蜀王本纪》是当时诸多文人学者相当熟悉的一部著作。
左思撰写《蜀都赋》称“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文选》卷四收录了左思的《蜀都赋》，刘逵注曰“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故曰兆基于上代也。秦惠王讨灭蜀王，封公子通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其后置蜀郡，以李冰为守”。
这些都显示了扬雄《蜀王本纪》在汉晋时期的影响。
扬雄学识渊博，擅长辞赋，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在史学方面也有所涉猎，是文史兼通的杰出学者，曾得到后来学者的评述与称赞。东汉王充《论衡·须颂篇》就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
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等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
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载：“《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东汉初“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另撰史以代之。后来班固撰写了《汉书》，取代了扬雄等人的撰续之作，故而其书无传。
扬雄撰写的汉代历史之书，虽然被取代而失传了，但他涉猎史学应该是确有其事的。扬雄曾撰《方言》，研究过蜀地的民俗，又撰写过《蜀都赋》，熟悉蜀地的地理历史，对蜀地流传的古蜀逸闻加以搜集并撰写成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北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九《扬雄别传》亦曰“雄在蜀时尝著《蜀王本纪》《蜀郡赋》，以极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实。又尝录宣帝以至哀平纪传皆备，其后班固因之”，说的便正是这种情况。由于原书流传亡佚，被人传抄引用，掺和了异闻，我们今天看到的扬雄《蜀王本纪》已是后人的辑本。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曾有学者对《蜀王本纪》提出过疑问，徐中舒先生就曾置疑《蜀王本纪》的作者与年代，认为“《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只是杂记蜀事之书，除记述有关蜀王事迹以外，还杂记与蜀王无关之事……荟萃成书，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他还认为“《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作者是蜀汉时代的谯周而不是西汉末年的扬雄”。
但有学者指出，《蜀王本纪》记载的时间上限是蚕丛鱼凫的上古时期，下限是西汉宣帝时期，可见《蜀王本纪》成书于西汉时期，且《蜀王本纪》的内容与扬雄受神仙道家思想影响相契合，加之众多的文人史籍中引用此书皆称扬雄《蜀王本纪》，足以证明《蜀王本纪》是扬雄撰写的。
《蜀王本纪》中的很多记述对常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常璩后来撰写《华阳国志》，对古蜀历史的追述，就采用了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许多说法。常璩也熟读过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等著述，对黄帝与蜀山氏的联姻记载深表赞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这段记载中提到了黄帝与古蜀的两次联姻，先娶西陵之女为正妃，又为其子娶了蜀山氏女。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海内经》就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的传说。《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等也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仆”“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的记述。袁珂先生考证说，蜀，古字通濁，《世本》说的“濁山氏”也就是蜀山氏。
与黄帝同时期的蜀山氏，很可能是岷江上游最早养蚕的部族。有学者认为，蜀山氏因为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后来便以蚕为族名，称为蚕丛氏。蚕和蜀，其实都是和养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就说：“蜀，葵（桑）中蚕也。”
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的部族，到了“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业于华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
黄帝像（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石刻）
常璩《华阳国志》在叙述古蜀历史时便充分参考了司马迁与扬雄的著作，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力图将古蜀传说与华夏历史相衔接。司马迁的著述代表了汉代正统史家的观点，而扬雄的记载则偏重于地方史。常璩觉得，古蜀的历史很悠久，应该是和中原华夏历史同步发展的。《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这说明了常璩的史家眼光，认为古蜀与华夏从上古以来就有交流往来，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充分显示了他视野的开阔。
常璩不仅注意到了古蜀与华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古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蜀与巴的关系、蜀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此有着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小邦林立、部族众多，有文献记载，大大小小的部落有上百个。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地区部族众多的情形做了真实的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其北又以什数。
汉代班固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也对此做了同样的记载。
这是汉代的情况，上溯至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部族数目可能更多。史料中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邑君”。《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的蜀当然是实力最强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
巴与蜀相邻，也是相当强大的部族。常璩后来撰写《华阳国志》时说，巴也和蜀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常璩这样说，应该是有史料依据的。
从文献记载看，巴、蜀的崛起与兴盛，成为西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国，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部族与氏族之间的联姻或者结盟，从而形成了联盟式的政权。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可见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联盟的盟主。”
这种多部族联盟的形式，正是古蜀王国与中原和其他地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不同之处。蜀国部族多，结构比较松散，内部常发生矛盾，影响了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到了开明王朝末代蜀王之时，由于蜀王腐化享乐，矛盾加剧，已趋于衰败。秦惠王准备伐蜀的时候，司马错就分析了蜀国的情形，将蜀国的众多部族比喻为群羊，说：“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
司马错认为蜀国具有地广财多容易攻取的特点。常璩后来在《华阳国志》中，对此亦做了客观而翔实的记述。
秦并巴蜀，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其意义极其深远。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秦国获得了扩展疆域的战略性重大胜利，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秦并巴蜀后，由于巴蜀地区物产丰富，从而为秦国进一步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其次是对蜀地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秦并巴蜀后，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入巴蜀地区，促使并加快了巴蜀区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社会与历史都是由不同的发展阶段组成的，古蜀国的历史也正是这样，从传说的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与开明王朝，就经历了漫长的由多个王朝更替组成的发展历程，然后被秦统一，进入了秦汉时期。传承了十二代的开明王朝虽然被秦攻灭了，传说色彩很浓的古蜀历史也由此画上了句号，却为巴蜀地区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秦统一巴蜀之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郡县制、移民入蜀、修筑城市、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和商贸，使蜀地的经济面貌大为改观，变得更为兴旺发达了。秦任命的几位蜀郡守都很有作为：司马错在军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张若修建了成都城、郫城与临邛城，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的发展，为蜀地经济带来了繁荣；李冰修建了都江堰，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成了真正的天府之国。从文化方面看，秦人的文字也传入了蜀地，四川的青川等地考古发现有出土的大量秦简，对此就有较多的揭示。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的诸子百家一直很活跃，很可能早就对蜀地有所影响，秦并巴蜀之后文化的传播自然是更为畅通了，这显然对蜀地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古蜀历史悠久，在社会结构、礼仪制度与精神崇尚诸多方面都独具特色，自上古以来便与黄河流域的中原王朝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之中，商周时期已形成灿烂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揭示，古蜀先民擅长形象思维和图像表达，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就显示了浓郁的古蜀特色，这与商周王朝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古蜀图像发达，但文字却相对滞后，扬雄《蜀王本纪》所说“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说的就是古蜀没有中原王朝那样的文字与礼乐，这似乎是古蜀较长时期的一种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因为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古蜀没有流行文字，所以古蜀在文化上比中原王朝还是要相对落后些的。
其实扬雄的这个说法还是有疑问的，孔子《论语·述而》有关于彭祖的记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老彭是个人名，历来有不同说法，有认为是指老子与彭祖两人的，有认为是指殷商时的贤大夫彭祖的，孔子以其自比，称“我老彭”，充分表示了孔子对这个人的亲切感。关于彭祖，《世本》中有“在商为守藏吏，在周为柱下史，寿八百岁”之说。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也提到了“彭祖”，与大禹、后稷等人“自尧时而皆举用”，正义曰“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史记·楚世家》也记述了彭祖。
《大戴礼记》卷九亦有“商老彭”之称，认为彭祖是殷朝的贤大夫。
常璩读书很多，对这些史料记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他在《华阳国志》卷十二中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
在近代研究古蜀与殷商历史的著名学者中，顾颉刚先生对此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老彭是蜀人而仕于商，可以推想蜀人在商朝做官的一定不止他一个。古代的史官是知识的总汇，不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应当都懂。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
《尚书·牧誓》与《古本竹书纪年》中都有蜀与彭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
，学者们大都认为，这应该是鱼凫时代的事情，鱼凫王朝与西周王朝是同时期的友好邻邦，彭也是当时的大部族，所以蜀国和彭族才参与了周武王的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古蜀与中原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这也说明了古蜀文化并不落后。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岷山之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
这是说古蜀国很早就接受了文王之化，古蜀人擅长写斑采文章，而且擅长音乐。既然能写很多斑采文章，当然是有文字的。关于音乐，开明王朝末代蜀王就擅长谱写歌曲，曾为爱妃创作了《臾邪歌》与《龙归之曲》，据说还为秦国美女创作了《幽魄之曲》。
这说明常璩的记述，表达了与扬雄不同的看法，通过宏观概述肯定了古蜀文化绚丽多彩的特点。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叫苌弘的蜀人，担任过周室的史官，博学多才，也很有名。诸多传世文献对苌弘的事迹都有记载，譬如《左传》从昭公十一年到哀公三年就有很多关于苌弘为周大夫的记述。刘安《淮南子·汜论训》说：“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
由此可知，苌弘是个才能超群的人，其主要职责是观测天象、推演历法、占卜凶吉，对周王室的出行起居、祭祀与战事等做出预测，并对天象变化、自然变迁等进行预报和解释。据《国语·周语》记述，周敬王迁都成周时，苌弘曾到晋国游说，促成了晋国率诸侯扩建成周：“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为之告晋。魏献子为政，说苌弘而与之。将合诸侯。”
这也说明了苌弘的能干以及对周室的忠心。这时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孔子于周敬王二年（前518年）来到成周，恭敬地拜访了苌弘，向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以及其他不解之处。苌弘精通乐理，对孔子给予了指教。对于这段史实，《史记》和《孔子家语》等皆有提及。司马迁《史记·乐书》记载孔子曾与宾牟贾讨论武乐：“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索隐说：“《大戴礼》云孔子适周，访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是也。”
《孔子家语·观周》亦载：孔子“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
韩愈《师说》中曾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可见苌弘为孔子之师，已成为后来文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典故。苌弘忠于周室，却遭谗言与离间而被杀。《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就有“叔向之谗苌弘也……因佯遗其书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苌弘为卖周也，乃诛苌弘而杀之”的记述。
《左传·哀公三年》也有“周人杀苌弘”的记载。
《庄子·杂篇·外物》说：“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疏云：“苌弘遭谮，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谮，遂刳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
晋人干宝《搜神记》亦说：“周灵王时，苌弘见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
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即由此而来，这个典故曾被后人广泛引用，后来便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
关于苌弘为蜀人之说，也主要是由《庄子》的记载而来的，学者大都赞同此说，认为苌弘是“周灵王的贤臣，被放归蜀，刳肠而死”
，或认为苌弘是“周王朝的贤大夫，相传流放巴蜀后被剖腹而死”。
但也有认为《庄子·杂篇·外物》中说的“蜀”是“周时一个小邑。在今河南禹县西北。传说苌弘死后，血凝成块，状似碧玉”。
这个说法比较独特，与众不同，为一家之言。在史籍的相关注引中，也有人指出并认为苌弘死后葬于洛阳，譬如《史记·封禅书》集解引《皇览》曰：“苌弘冢在河南洛阳东北山上。”
《后汉书·郡国志》说洛阳周时号成周，注引《皇览》也说：“县东北山苌弘冢。”
虽然关于苌弘之死与墓冢有不同说法，但苌弘是蜀人仍是公认的看法。
常璩对苌弘的故事也是熟悉的，在《华阳国志》卷十二有“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的记述与质疑。蒙文通先生认为，可“知旧传蜀事，也就可能是《蜀王本纪》原有苌弘化碧之说”，又说“苌弘是历法家，他死于蜀，蜀地应该有他的学术传于后代”。
刘琳先生认为，苌弘是春秋末周大夫，“关于苌弘的传说很多，大抵说他是蜀人，因忠于周室，为晋所不容，迫周杀之”。
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对有关苌弘的各种传说也做了梳理与分析，表示赞同《庄子·杂篇·外物》的说法，在前言中很明确地称苌弘为“蜀士”。
在后来的一些地理志书中，都有关于苌弘为蜀人的记述。譬如《大明一统志·成都府·人物志》卷六十七就说：“苌弘，资中人，敬王时为大夫，孔子尝从之问乐。死而血碧，蜀人祀之。”
曹学佺《蜀中广记》也做了相同记述：“苌弘，资中人。事刘文公，为其属，大夫孔子尝问乐焉”。
《汉书·艺文志》中有“《苌弘》十五篇。周史”的记载
，可惜早已散佚。总之，苌弘在春秋时期做周朝的史官，连孔子都要向博学多才的苌弘请教，这也说明当时蜀地的文化并不落后，才能出现苌弘这样的人物。
到了战国时代，开明王朝末代蜀王据有褒、汉之地，在褒谷狩猎时与秦惠王相遇，曾互赠礼品。之后，秦惠王相继赠送五头石牛、五位秦国美女给蜀王，蜀王派五丁力士去迎接，又派使者去秦致谢，扬雄《蜀王本纪》与常璩《华阳国志》对此都有记述。这里很自然涉及一个问题：蜀王与秦惠王互派使者的时候是否有书信交往？按常理推测，秦人有篆书，蜀人不仅有图语，很可能也是有文字的。彭祖与苌弘都做过史官，当然是要精通史料与各种书籍的，也说明蜀人应该有文字。但四川考古迄今尚未发现古蜀文字材料，因为缺少出土实证，古蜀时代究竟有没有文字，就成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古蜀之谜。这确实令人困惑和费解，只有期待以后的考古发现来揭示古蜀文字真相了。尽管有许多未解之谜，秦并巴蜀之后，蜀人便开始使用统一的文字，接受了来自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并使之与古蜀的传统文化习俗相互融合，则是肯定的。这对蜀地文化的发展以及秦汉之际蜀中文人的大量涌现显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总之，灿烂的古蜀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秦并巴蜀为蜀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两者，对汉晋时期蜀地的文人学者都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