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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约291—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人。
在中国历史上，常氏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姓氏，传说黄帝的时候就有大臣常仪，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吕氏春秋·勿躬》就记载了“常仪作占月”的传说。
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常仪是帝喾之次妃，生帝挚。《世本·帝系篇》也说“（帝喾）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
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的记载，唐代张守节正义说“举，任用。四人皆帝臣也”。
常先曾被黄帝任命为大臣，这是见于史载的最早的常姓。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卷十六就说：“黄帝使常仪占月，又有常先为大司空，常姓宜出于此。”
四川崇州的常璩塑像
在神话传说中，有常羲是月神之说，或记述常羲是月亮的母亲。譬如《山海经》中就记载帝俊与羲和生十个太阳，与常羲生十二个月亮。《山海经·大荒南经》说：“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羲和浴日，常羲浴月，是《山海经》中的经典神话，曾广为传播，为众所周知的传说故事。
《山海经》与《史记》都是人们熟悉的古籍，所以古人常常将史书记载的常仪与神话传说中的常羲联系在一起。其实传说与史实还是有区别的，史书记载的当然要可信一些。但也有人认为，上古时期的都是传说故事，把春秋战国之后的常氏“附会为神话中黄帝大臣常先与常羲之后，历史上实无其人，不足为凭”。
据郑樵《通志·氏族略》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分封其弟（文王第九子）于康国，世称康叔。周武王驾崩，周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摄政，发生了武庚（殷纣王之子）叛乱，周公以王命伐之。平定以后，周公将原来商朝都城周围的京畿之地及商之余民封给了康叔，建立了卫国，封康叔为卫君。因为“周公与康叔至相睦，故以其地封之，作《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命之国，而行鲁国之政，故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其地曰朝歌”。后来，又分封“卫康叔支孙食邑于常，因以为氏”。
当时的常邑大约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周朝有很多以封邑为姓的，康叔后裔便是一个例子。本来“出自姬姓，以邑名为氏……其后遂为常氏”。
所以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常氏，可能是从周代才开始出现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常氏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姓氏了。
其他史书也有关于常氏的记载。譬如《左传·昭公五年》说楚国出兵征伐吴国的时候，“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左传·昭公十三年》又说：“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楚灵王三年（前538年）举行盟会，“诸侯皆会楚于申”，越国派大夫常寿过参加楚灵王主导的这次盟会。在这次盟会上，楚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文中说的“僇”，是欺侮、凌辱或耻笑之意。由此可知，越国大夫常寿过遭受了楚灵王的侮辱，此事为后来的报复埋下了伏笔。到了楚灵王十二年（前529年），蔡大夫观起的儿子观从逃亡到吴国，“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
他们利用楚国内乱的机会，杀死了楚灵王的太子，楚灵王也彷徨山中病死了，后来楚平王自立为王。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历史故事，在越国做官的常寿过就是常氏中的一位有名人物。
到了汉代，有西汉大臣常惠，是活跃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的外交家。《汉书》卷七十说：“常惠，太原人也。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移中监苏武使匈奴，并见拘留十余年，昭帝时乃还。汉嘉其勤劳，拜为光禄大夫。”
常惠年轻时作为苏武的副使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了十九年，到汉昭帝时才得以脱身回国，被封为光禄大夫。汉宣帝时，命常惠出使乌孙，派遣了五位将军率领十余万骑兵，联合乌孙五万余骑兵，击败了长期控制西域的匈奴。《汉书》卷九十四上记述：“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汉封惠为长罗侯。”
《汉书》卷九十六下亦有相同记载，说击败匈奴后，常惠“还，封惠为长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又说：“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
《汉书》卷七十也记载了此事。西域的情况比较复杂，常惠团结乌孙、莎车、疏勒，惩治了龟兹，促成了龟兹与汉朝的联系，汉朝得以在龟兹东边的边防重镇乌垒（今新疆轮台东）设置西域都护府，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管理，使丝绸之路更为畅通。班固称赞他“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
常惠回朝后代替苏武为典属国，被任命为右将军，汉元帝时病故，谥号壮武侯。常惠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物，多次奉命出使西域，为汉朝击败匈奴立了大功，也为汉朝与西域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后代子孙继承了他的功业，太原常氏由此显赫。
关于常氏的由来，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这里就不做赘述了。总之，常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随着历代的迁徙和繁衍，逐渐成为大姓。从史料记载看，常氏在先秦时期，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常姓在起源地山东是比较有名的望族，在山西、河南、江苏等地也属于大姓。秦汉时期，曾有多次移民活动，从各处迁入蜀地的人口比较多。蜀地也出现了常姓的家族，很可能就与持续不断的移民活动有关。
史籍对当时的移民活动，就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特别是在秦并巴蜀之后，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秦国实施了从本土向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譬如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记述的临邛卓氏，便是秦汉之际从北方迁到蜀地的移民中的代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这些迁徙入蜀的北方大户，在蜀中和西南地区生产铁器，经营商贸，后来都成了蜀中的富豪家族。
司马相如的先辈也是北方人，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后来“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集解苏林曰：“守，郡守也。”
秦惠王时，司马错是秦并巴蜀后的第一任蜀郡守。到了西汉时期，已有定居在蜀中的司马氏了。譬如出生于成都的司马相如，就是蜀中司马氏家族中的佼佼者。
扬雄的先祖也是从北方迁居到蜀地的，据郑樵《通志·氏族略》记述，扬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幽王时封为扬侯，为晋所灭，其后为氏焉”。
班固《汉书·扬雄传》记述，其祖籍原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因为晋国六卿争权，扬侯被迫离乡远走，“逃于楚巫山，因家焉”。后来“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这应该是秦末汉初的时候了。到了汉武帝元鼎年间，扬氏因为“避仇”又举家溯江而上，迁徙到了社会生活更加繁华的蜀地，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郫县（今四川成都郫都区）择地安居，“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据晋灼解释，按照《周礼》的说法，一廛就是良田一百亩。扬氏在郫县定居了，所以扬雄和司马相如一样，也成了地道的蜀人。后来两人都因辞赋文章扬名立万，成为蜀中的大文豪。
常璩的先祖是何时从北方迁徙入蜀的，因为缺少记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从后汉至东晋，常氏在蜀地世代为官，已是江原有名的大家族。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江原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称江祠。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东方常氏为大姓。文井〔江〕上有（守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
这段叙述，记载了常璩故里的情况，信息量非常丰富。据有的学者考证，江原小亭便是常璩出生的故里，其地点大约在今崇州怀远一带。
常璩自称常氏为大姓，可知常氏确实是江原的名门大族。常璩是很严谨的学者，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做虚假的记录。常璩这段记述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情况。任乃强先生认为：“小亭亦乡名，即常璩故乡，故言之特详。‘有好稻田’，乡在县之西南方，属羊摩江溉灌区也。”小亭是乡名，东方可能是里名，“为常氏聚族所在”。这里土地肥沃，生产的稻谷非常优良，所以称为好稻田。常璩说到了常堤，也很重要。任乃强先生认为：“‘常堤’，即常氏堤，盖常氏合族所筑以捍卫其农田兼资引灌者。”
常氏修筑之堤，因此称为“常堤”，当然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关于常堤，《水经注》对此也有记述：“文井水又东径江原县（案：原，近刻讹作都），县滨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案：近刻作有长堤，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
这是商务印书馆《水经注》版本的记载。岳麓书社《水经注》版本中的记载与此相同。
而在王国维的校注本中，则与此有差异，将“常氏堤”说成了“长堤”。
王国维为什么称为“长堤”，而不是“常氏堤”，没有注解，不得其详。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中，已经用按语的方式对此做了说明，指出这是近代刻印中的说法。可见“长堤”是近刻，并不准确。以前版本中说的是“常氏堤”，这才是和常璩《华阳国志》一致的记述。任乃强先生在校注《华阳国志》时，也引用了《水经注》原版中的记载，认为是常氏堤：“《水经注》云：‘县滨文井江。文井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盖即所谓小亭也。”关于常堤上有天马祠，任乃强先生也做了考证，是因为当地河边牧马，有日行千里的良驹，死后葬于此处，所以立祠纪念。
这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传说。常氏家族修筑了三十里（常璩说是三十里，《水经注》说是四十里）的堤坝，主要是为了防洪保护农田，同时也有利于灌溉，可见常氏家族拥有相当可观的田地。常氏作为当地的大姓，不仅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世代做官，这些都为常氏家族提供了充裕的经济保障。
江原是一个好地方，也是有名的富庶之地。常氏江原故里不仅有肥沃的稻田，还有便利的水利灌溉，而且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商贸活动也很兴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出好麻，纺织生产的黄润细布，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纺织品，可以远销各地，为蜀郡创造了丰厚的效益。
根据后来学者们的研究，黄润细布又称“蜀布”，是汉晋时期蜀中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以雄麻纤维织成，轻细柔软，未经漂白，其色微黄，故名曰“黄润”。这种布的质地很柔软，可卷了放于竹筒中，故又称“筒中布”。常璩说的“有羌筒盛”，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刘琳先生认为，“羌筒”是一种“大竹筒，盖产于岷江上游羌中，故名”。
任乃强先生认为，“‘羌筒’谓羌中竹管，尤细长，如笛（作乐器则称‘羌笛’）。一匹能纳于羌筒中，明其极细。《张骞传》所云‘蜀布’，盖即此布”。
按照实际情况，一匹蜀布的体量颇为可观，还是用大竹筒装比较恰当。黄润细布当时很流行，驰名全国，还远销海外，可以制作成夏季的单衣，价格较贵，属于名贵的衣料。汉代的一些著名文人，在辞赋中就对黄润细布做过描述。譬如司马相如《凡将篇》，就有“黄润纤美宜制禅”的赞美。
扬雄《蜀都赋》中讲述蜀人自造奇锦，并称赞蜀人生产的细布也精美无比，“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由此可知，黄润细布的名贵程度，与其质地尤佳是大有关系的。
左思《蜀都赋》中对蜀中纺织业的兴旺，也做了生动的描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可知黄润细布和丝绸一样，在当时都是很畅销的名贵纺织品。左思还描绘了当时蜀都繁华热闹的商业贸易与市容情景：“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这说明，在蜀地的纺织生产加工行业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丝绸，采用葛麻之类材料制作的蜀布也应有相当的规模。蜀布的畅销与影响，是可以和丝绸媲美的。请注意左思《蜀都赋》中还特地讲到了远程贸易，称赞蜀布已经销售到了南亚、中东与西亚，成了外国人也同样喜欢的纺织品。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此已有真实而明确的记载：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张骞通西域是汉武帝时非常重要的大事件，他的非凡经历与所见所闻，由于《史记》的记载与传播，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张骞在大夏（西域中亚古国，其地理位置在今阿姆河上游地区）看到的蜀布，显然就来自蜀地，而且很可能就是江原出产的。
刘琳先生认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所言“黄润细布”就是“蜀中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著名全国，并远销国外。张骞在大夏见有身毒（今印度）商人贩去的‘蜀布’，即此”。
任乃强先生认为：“所言‘蜀布’，确是蜀地当时特产的纻麻布。它是古代行销印缅等地数量最大的商品，与丝绸之路的丝绸，同样是导致打开中、西交通的动力。”
值得一说的是，西南丝绸之路亦可称为“西南蜀布之路”，早在西汉之前就有了远程贸易的通商之道。蜀布就是从蜀国通过滇缅商道，远销到印度与阿富汗等地的。方国瑜先生说：“中、印两国文化发达甚早，已在远古声闻相通为意中事。最早中、印往还经过西南夷的交通线，各家所说是一致的，至于取道南海及西域，则为汉武帝以后之事。”“故很早时期，楚、蜀商贾在西南地区活动，不乏远走身毒之徒，开通中、印经济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也揭示了远程贸易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据生物学家考证，那类齿贝仅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可见，至少在三千年前的殷周之际，印度与蜀之间已可辗转相通，有间接的贸易交换”。
关于蜀布和黄润细布的由来与畅销，虽是汉代人的记述，但参照《华阳国志》引《尚书·禹贡》说巴地贡品有“织皮”，蜀地则有锦、绣、麻、纻之饶，《礼记·礼运》说后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可知蜀布早在先秦时期已是仅次于丝绸的重要纺织品。从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的穿着服装看，其中有不少当为蜀布制作，说明蜀布在三星堆时期的服饰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汉晋时期，蜀布更为精美，已成为遐迩闻名的纺织品。
蜀地出产的黄润细布亦称“筒中布”，因为质地精美名气很大，曾被视为珍贵物品与奢侈品。《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引述了《东观汉记》记载的一个故事：“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丧，及到葭萌，渡船没，几死。太守张穆持筒中布数箧与范，范曰：‘石生坚，兰生香，前后相违，不忍行也。’遂不受。”还引述了《梁书》记载的一个故事：“萧恢为郢州刺史，境内大宁，时有进筒中布者，恢以奇货异服，即命焚之，于是百姓仰德。”
这两个故事也说明了黄润细布的名贵。
关于江原县的得名，应该是和岷江有关的，其意就是首受江水的地区。在徐霞客之前，古人曾将岷江视为长江的源头。秦并巴蜀之后，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了对蜀地的治理。李冰是继司马错、张若之后的第三任蜀郡守，最大的功绩就是修建了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免除了水患，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岷江水流出岷山后，从都江堰鱼嘴分水，首先接受江水的主河道为金马河与养马河。李冰充分利用都江堰的水利灌溉，曾着力发展文井江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到了西汉初期，金马河、养马河、文井江流域的农业文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成都平原的主要农耕区。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原县，是顺应社会发展而采取的重要行政措施。在汉代以及后来的蜀汉两晋时期，蜀郡始终是中国南方最具特色的地区，成都是闻名全国的繁华富庶的大都市，而江原县的农业与手工业都很繁荣，是紧邻成都的重要地区。
简而言之，根据相关的记载可知，常璩幼时生活在江原故里，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国历史上的名门大族都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尤其重视读书。常氏家族中有人世代为官，与读书培养当然是大有关系的。常璩自幼耳濡目染，喜欢阅读，虚心好学，读了很多书，养成了勤于钻研的习惯，形成了正直的性格，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并且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功底。常璩后来厚积薄发，著书立说，逐渐成为著名的蜀中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