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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萌
传记文学由于影响范围广泛、社会教育功能多样化，一直是图书市场的热门读物。然而，当前市场上的传记作品良莠不齐，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传记文学的正能量，必须对传记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特殊文体的创作予以积极引导。
中国古代学者孟子、朱熹等人倡导自我超越与成圣成哲之道，以此求得生命的真相与价值的永恒。“作家、艺术家要想使人达此境界，就必须重建大美与崇高的审美理想，以提升人的道德精神境界，而不是逃避这种审美理想与精神境界。”（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所说的“大美与崇高的审美理想”，指的就是人生的崇高目标。有了这样的崇高目标，才能产生强大的动力，才能走向理想的彼岸。
信仰教育的文学化，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形象化的人物与生动的故事，比起一味地说教，显然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在巴金小说“爱情三部曲”中，主人公陈真、李佩珠都读俄国女革命家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妃格念尔的事迹对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根据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真实经历写成的传记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那段话被广为引用，成为激励青年一代成长的精神力量。文学化的信仰教育，会潜移默化地起着激励人的作用。
在众多传记作品中，最具信仰教育功能的是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传记。优秀的领袖传记作品，往往能够把领袖人物的人生经历、人格魅力展现给读者，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思想、传奇人生来教育人，通过他们的人格魅力来塑造人，从而彰显他们的伟大之处。例如，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政治领袖的传记，可以看到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又如王朝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展现了他在新中国成立时的雄才大略和人格魅力。
革命领袖和革命前辈的传记作品还有很多，如《周恩来传》《朱德传》《陈毅将军》《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等，都对革命前辈的人生道路作了翔实的描述，叙写了他们浴血沙场、为民族解放而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除了革命领袖的人物传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传记同样具有信仰教育功能，如《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等通过对英雄人物生平事迹的抒写，同样可以对人们的信仰教育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文化选择。“文化的选择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其基点。社会的发展及其需要总是在对文化作出强有力的选择，一种或一部分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淡化、消失或改造，另一种或另一部分文化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强化、挖掘或创造。”（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远大的志向，往往在青少年时代就要确立，而后为之奋斗才能成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材中，就有《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古代名人传记，也有《哥白尼》《邓稼先》等科学家的传记，还有《左忠毅公逸事》《五人墓碑记》《记王忠肃公翱事》《梅花岭记》《谭嗣同传》《柳敬亭传》等古代人物传记。传记文学选读进入中学选修课程，经教育部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正式出版的中学课本有温儒敏主编的《中外传记作品选读》和陈兰村主编的《中外优秀传记选读》等。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选取竺可桢的《哥白尼》、侯仁之的《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和杨振宁的《邓稼先》等传记为课文，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了古代科学家张衡的传记作为课文，这是对青少年进行成长教育的好教材。这些课文的传主哥白尼、徐霞客、邓稼先和作者竺可桢、杨振宁，都是著名的科学家，通过学习可以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既了解科学家传主，又了解科学家作者。
如何将传记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转化为青少年成长的精神动力？常见的方式为紧扣人物的传奇经历，最大限度地展现传主的奋斗精神和人格魅力。如通过阅读传记《邓稼先》，可回溯两弹元勋邓稼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对民族的伟大贡献，感悟邓稼先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同时，拓展传记文学中的励志教育内容，可不局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除了延伸传记课文的阅读，还可以根据社会上的热点，有选择地推荐他们阅读一些正面人物的传记。通过众多的优秀传记作品，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
传记文学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必须能产生美感，才能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首先，传记文学通过人生故事使大众受到真善美的陶冶。真善美是文艺作品一贯追求的东西，也是人们所共有的一种审美心理。如李建军的《邵逸夫传》描述了邵氏兄弟公司发展的曲折历程，其中穿插了商战硝烟以及邵氏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大力捐助，树立了邵逸夫这位令人敬佩的企业家形象。再如，万伯翱的《被岁月擦亮的名字》，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中那些被铭记的成功人士，讲述了他们成功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引导读者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给予读者以思想的启示和艺术的感染。通过歌颂真善美的人和事，来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可以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明辨是非、见贤思齐、陶冶情操，从而提升思想境界与审美层次。
其次，传主非凡的人格魅力为读者展示了人性美。传主的事迹通过传记文学表现出来，正面形象的传主，往往是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2016年5月，杨绛逝世后，《杨绛传》追思纪念版很快上市。杨绛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界，展现了一位学者的人格魅力与人性美。许多成功人士都有过艰苦的奋斗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几经周折或几度沉浮，最终才达到理想的境界。
再次，文学艺术家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可供鉴赏的艺术美。如影视传记《卓别林传》、姜贵梅译的《马克·吐温自传》、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锺书》等，都属于文艺家的传记。一方面，这些传记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本身就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另一方面，由于传主身份特殊，他们的传记往往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特性。
传记文学具有警世教育的作用，反面人物不是不能写，而是要妥善处理好“溢恶”的问题。所谓“溢恶”就是暴露传主丑恶的一面。古代文艺批评家非常注重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提到：“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甚矣！”（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儒林外史》写了正反两方面的众多人物，闲斋老人明确指出，写“恶者”的目的，就在于“惩创人之逸志”，即做反面教材。
如何把反面人物的传记做成反面教材，将负面的东西转化为正能量？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传记文学的作者在选择传主时要有针对性，要有意识地选择那些有警世作用的传主来作传；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注意素材的处理，做到详略得当。比如，不要渲染传主的“作恶”手段和细节，防止不良者加以效仿。在描写过程中，对反面传主要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写，而不是一味地“溢恶”，在写到传主的有关事件时，必要时甚至可以用精短的语句加以“点评”。
要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功能，在以反面传主为中心的传记中，还要处理好“真实性”与“导向性”的关系。对于有争议的人物要客观加以描述，同时又要注意分寸，注意作品的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将负面的故事转化为正面的东西，才能更好地发挥传记文学的警世教育功能。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