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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篇文章都是在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后，作为全球化受益者和推动者的中国，该如何应对。
一个核心思路是，无论全球化怎样变化，中国都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坚持和现代价值观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秩序不脱钩。
中国因开放而兴，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19年前三季度出口占全球13.1%，进口约占全球11%），外贸部门直接或间接带动的就业人口在1.8亿以上。
中国越发达的地方，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越高。据第一财经统计，中国大陆有14个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超过50%，分别是：东莞、苏州、深圳、厦门、金华、上海、珠海、北京、中山、宁波、大连、无锡、天津、青岛。绝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佛山、广州、绍兴的外贸依存度也在40%以上。在中西部城市中，外贸依存度超过30%的有3个，分别是郑州、西安和成都，这几个城市近年的经济表现都很亮丽。
由于内需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下降，从2007年的66%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不到32%。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对GDP占比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
但和全球趋势相比，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下降速度过快了一些。2008年全球贸易与GDP之比为51.86%，2018年为45.9%，下降了6个百分点左右。而中国同期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中国当下强调“六稳”，特别提到稳外贸、稳外资，应该不是偶然的。而且外向型经济不仅关乎增长与就业，对一个区域的发展视野、开放度、国际化接轨程度、信息流通程度、管理与技术的先进程度，乃至人的素质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中国为何要再开放、更开放。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阻断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逆全球化”“有限全球化”“双轨全球化”等情境。悲观者更认为，世界将越来越分化、分离、对抗，甚至出现战争。
我认为，今后的全球化，确实将是附加更多约束条件的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未来将面临4种新的压力：
1.各国将更多地考虑供应链的安全与可控，因此会降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度。
2.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会更加关注贸易公平。与此同时，在一国内部，将更多地实施国家干预，运用政府这只手，促进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行业的发展。
3.各国对贸易往来国在政治信任和价值观信任方面的要求将会提高。
4.各国对外部资本、外国企业的合规要求将会更多、更严。美国证监会2020年4月发布声明，要求新兴市场到美国上市的公司“应该以简明扼要的英文提出风险，并具体阐述”。这就是新的合规要求。
全球化附加新的条件并不可怕，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应对、建设性调整，而不能让这些附加条件产生“去中国化”的效果。
国内有一种声音，中国内部市场足够大、供应链足够强，就算未来脱钩，全球化变成“一个世界两个系统”，也吓不倒中国。纯粹从底线思维讲，这并不是错，但却是一种非常消极、被动、狭窄的思维，而且对世界的判断也是以偏概全。如果这种声音扩大化、一致化，很可能出现那种人群齐步走引起的桥梁物理反应，“诱致”脱钩真的发生。
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平常心，以及对自己的信心。
2020年4月，红杉资本的沈南鹏和全球最大另类投资集团黑石集团的主席苏世民对话，他问：“有一些国家正计划将其生产和供应链搬回国内，这是否预示着世界正走向逆全球化？”
苏世民回答：“我认为这并非就是关于全球化的表态。现在很多公司从中国获得产品供应的能力经历了严重的错位。我认识一个时装业的老总，他说，‘我的货源100%来自中国。我现在什么货都拿不到，我的公司要倒闭了’，一旦遭遇过这种情况，普通的生意人就会说，我不能再让自己的风险敞口全部集中在一处——不管是哪个国家，我必须让自己的供应链更加多元化。世界各地都有人学到这样的教训，未必是要针对中国……至少他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供应链现状。我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与其说是撤走现有业务，不如说是增量业务可能将回归离本国更近的更多地方。各行各业的生意人都在说，我只是不想将所有业务都集中在一个国家。”
沈南鹏又问：“无论是行业还是国家，都应该努力优化其供应链，避免过度集中，这是对国家和行业最有利的？”
苏世民回答：“是的。但即便如此，那些极具竞争力的国家，比如中国，还将处于优势地位。在走出此次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之后，中国很可能会是全球范围最强的增长型国家。”
我觉得他们所说，都是客观的情况。我们不要把一些正常的调整当作不正常的脱钩，就如中国内部，因为要素价格的变化，也一直存在着区域间的产业转移。
很多人接着会问，如果有些具有卡脖子能力的国家就是要和中国脱钩怎么办？
我的答案是，中国会受到打击，但打击是暂时的，中国不会被击垮。中国是从“两弹一星”年代走过来的，外部的高压只会逼得中国人愈挫愈勇，自强不息。
更何况今天中国有上亿户市场主体，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规模从存量看居世界第三（截至2018年年底为1.9万亿美元），从流量看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及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如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输出）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怎么可能脱得了钩呢？
在经济全球化下，很多产业高度融合，很难再分离。也许会调整，但不代表脱钩，只是以新的方式挂钩。
2019年华为发布P30Pro手机后，日本一家研究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通过拆解发现，在1631个零部件中（总价值为363.83美元），中国大陆企业提供了80个（价值占比为38.1%，下同），日本企业提供了869个（23%），美国企业提供了15个（16.3%），中国台湾企业提供了83个（7.9%），韩国企业提供了562个（7.7%）。
研究还表明，从价值占比看，美国苹果的XS高端机型，对韩国零部件的依存度达到32.9%，对美国零部件的依存度达到30.7%，对日本零部件的依存度为13.5%，加在一起超过77%。但苹果手机的生产加工，主要又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
这些研究表明，没有哪一台智能手机可以全凭一国之力做出，都是多国供应链合作的产物。区别在于，华为因受美国打压在供应链上不断“去美国化”，提升国产化程度，苹果在供应链上则更加日韩化。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说，美国公司离不开中国供应链，中国公司也离不开美国供应链，互相反制对双方都是巨大伤害。但美国的制裁，“会让我们从没有生态的硬件公司，成为有自己生态的伟大公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政府补贴与公平采购等，中国自身也在修正，而美国选择的打压与封堵的做法，事实上无助于解决美国的结构性问题。
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在2020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查德·鲍恩的一项研究，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覆盖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2/3，平均税率为19.3%，而加征之前为3%；中国的报复性关税覆盖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57%，平均税率为20.5%，加征之前为8%。
显然，目前中美双方的平均关税水平已非常接近，而这是在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只有另一个国家的1/6的情况下达成的。同时，“与美国不同，中国一直在下调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并致力于解除贸易壁垒”。
佐利克说，美国需要挽救、升级乃至扩大以开放精神、对规则的遵守和纠纷的公平解决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展现美国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贸易机会的提供者的形象；美国需要在与中国展开互利合作的同时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分歧。美中两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分歧，“利益攸关方”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对分歧的管控应该在一个能够产生共同利益的更大的框架内进行。
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融入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我认为中美之间接下来大概率不会走向“新冷战”，而会走向“新竞合”，即竞争与合作并存，在竞争激烈的敏感地带可能会产生一定疏离，但总体上脱不了钩。当然，摩擦、谈判和不断磨合，会是长期性的。
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全球已经有不少国家对中国供应链进行抑制，主要是通过“双反”加征关税的方式。但中国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衰退，而是运用全球视野，在全球进行资源布局，以消化“双反”的影响。
中国企业家面对外部挑战的精神和能力，是超乎寻常的。
我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总部位于嘉兴的全球最大玻璃纤维企业——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世界玻纤巨头纷纷亏损裁员，它们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有很多补贴、向国际市场倾销为由，策动相关国家对巨石提起“双反”调查。2009年12月，欧盟发布公告，对中国输欧长丝玻纤发起反倾销调查，2010年9月，初裁反倾销税率为8.5%～43.6%。如果是国企，则直接加征最高税率。巨石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开始税率也有31.8%。同年，印度和土耳其也先后发起针对巨石的反倾销调查。
“巨石对欧盟的出口，原来关税是7%，反倾销之后是38.8%，而我们的利润率只有百分之十几。我们这才意识到，巨石虽然产能是世界第一，但还不是世界级公司，因为产地太单一，都在中国。巨石‘走出去’搞国际化，是被逼上梁山。”巨石总裁张毓强说。
他们第一时间成立了反倾销应对领导小组，聘请了中国、布鲁塞尔、印度在公平贸易方面的著名律师，填写问卷、提出抗辩、参加听证，还积极寻求商务部、工商协会、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并通过举行听证会、积极游说等方式，发动下游玻纤用户向反倾销调查当局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通过一年积极应诉和化解，2010年12月，欧盟对巨石最终加征的“双反”税率为13.8%。土耳其一开始的临时反倾销税率为38%，终裁税率为23.75%。印度最后的反倾销税率为18.67%。
尽管欧盟等对巨石的反倾销税率降低了，但张毓强下了决心，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到不受反倾销影响的地方直接进行投资、生产和销售。他们选择了埃及。埃及基本可以就地解决生产玻纤的原料问题，劳动力便宜，产品运到欧盟运费低，最重要的是，埃及不涉及欧盟的反倾销，而且为了积累外汇，埃及还对出口创汇企业实行100%退税。
从2012年至今，历经努力，巨石埃及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一颗明珠，年产玻纤20万吨，近2000名员工中98%都是埃方员工，机器设备和技术都是最先进的，在环保方面做到了“零污染”，得到了埃方的信任和好评。
但问题并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2019年2月，欧盟针对埃及和中国的玻纤织物和玻纤纱又开始进行新一轮反倾销调查。重点对象之一就是巨石埃及。根据巨石内部的评估，巨石做得光明正大，没有什么把柄好抓，只要奉行公平交易原则，即使真要加征，也不会被加征比较高的税率，可能只是几个百分点。此外，巨石埃及可以向美国发货，再由美国向欧盟发货，虽然多了一些运费，但能够避免受到关税变化的影响。
张毓强说：“巨石在国际市场的新常态，就是要将全球各生产基地的产品交叉互补。我们只能进攻，未来在欧洲、东南亚、美洲再布局、再加强，再有三四年，竞争对手可能就完全没有办法了，只能让市场进行终裁，承认我们才是老大。”
有人或许会说，“走出去”那么麻烦，风险又大，好好把国内市场做好不就行了吗？
答案是：如果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会被憋死，因为我们的产能太大了。当全球化的外部约束增大，中国企业无法再走“以内供外”的路子，必须“以外供外”，未来甚至可能“以外供内”。
张毓强说，国外有些地方的政策非常利于投资，比如马其顿、斯洛伐克，“在自贸区建设工厂是零关税，企业赚多少钱都可以拿走，企业的投资额在5到10年内最多可以拿走90%”。
我想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总部位于宁波的全球最大纵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洲国际”）。
在过去差不多10年时间里，申洲国际在柬埔寨和越南建起了规模宏大的一系列成衣工厂和面料工厂。
在柬埔寨，目前员工有1.2万人，成衣产能为25万件/天，是柬埔寨最大的外资服装企业，享受柬埔寨对欧盟出口的免税政策，年产值占柬埔寨GDP的1.5%（柬埔寨有大量旅游收入等未计入GDP）。
在越南，目前有2.4万名员工，产能为面料400吨/天，成衣25万件/天，鞋2.5万双/天，完全达产后产值将占越南GDP的0.5%。越南给予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为“4免9减半”（即4年全免，9年减半）。
但申洲国际打动我的并不是这些数据，而是下面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越南的一位领导人见到申洲国际董事长马建荣，一脸冷淡。第一个问题问的是环保。马建荣回答：“越南的废水排放标准，COD（化学需氧量）是100（每公升100毫克），我们是20以下。”第二个问题关于员工待遇。马建荣说：“我们员工的待遇比本地水平高15%。”第三个问题关于税收。马建荣向他试算了税收优惠期结束后每年的贡献。结果，这位越南领导人立即满面春风。
“我们‘走出去’，是要代表中国的软实力，我们也是在做民间外交。”马建荣说。申洲国际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工业园，无论是自动化的织造染整设备、恒温恒湿实验室、监测中心、立体货架仓库，还是与政府共享数据的污水处理厂，以及条件良好的员工食堂、宿舍、操场、篮球场、游泳池、咖啡厅、台球室等，无不体现出今天“走出去”的中国龙头企业，完全是按照世界级企业的要求在运营的现实。
中国民营企业家有着最敏感的嗅觉，他们为了走向世界，可以跑遍一切可能的投资地。最终找到比较中性化的、政策又很优惠的国家投资。有人或许也会问，为什么不好好待在自己的国土上呢？
答案是：第一，无论从要素成本还是出口的关税条件上看，在中国已经不经济；第二，你可以缩在国内，但你的国外竞争对手会到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资，并在那里建立起由他们主导的供应链网络，最后在市场上打败你。所以，千难万险，千山万水，还是要“走出去”。
我想举的第三个例子，是湖州安吉的一家上市公司——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家居”）。它的市值只有20亿元左右，远不能和申洲国际、巨石相比，但也很有特点。它99%的产品出口，一半出口美国。
中源家居的董事长曹勇指着一台办公桌问我：“你猜猜多少钱？使劲往下猜。”我说：“800块吧。”他说：“25美元。”我惊讶怎么能做出来，他说：“就在我们安吉这一个县，就有两三千家和家居相配套的各种各样的中小企业，高度分工和专业化，把每一种配套的性价比都做到极致。全世界的办公家具，每3把椅子就有1把来自安吉。我只要现在打个电话，20分钟之内，所有配套的东西都会运到我这里，然后组装，这样的网络优势举世无双。”
疫情的冲击让曹勇加快了通过跨境电商打造自有品牌的速度，虽然这部分业务目前的规模还很小。它们原来基本做代工，代工的问题不是利润低，而是中间渠道习惯做成熟产品，对创新不感兴趣。如果通过跨境电商打造自有品牌，就可以直接接触C端的消费者，在C端数据的牵引下，可以更好地进行创新。有创新才有真正的未来。
曹勇说：“做品牌挺不容易，但如果能做出来，附加值就会提高，零售价加几个百分点很容易，就比做代工还要被加征关税好做得多。”
已经有好几年时间，每当我对中国经济和环境感到压抑、不知出路何在时，我就会到一线的企业里，呼吸一些新的空气。
其实每个成功企业走过的路都不平坦，很多都是九死一生，中国企业家和无数劳动者所受的压力和委屈要是能倒出来，估计可以溢满若干条河流。但是，他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生逢几千年、几百年难得的国运，他们是世界上最不怕吃苦和最有商业头脑的群体之一，因此他们有巨大的空间和机会，用奋斗和创新绽放自己、造福企业、贡献社会。
如我之前曾经写过的，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远不只是成本竞争力，还包括效率竞争力、管理竞争力，以及正在喷薄而出的创新竞争力。
根在中国的新跨国公司时代，刚刚开始。中国经济不只是中国之内的经济，还包括在全球的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国资本创造的经济。
之前有段时间，我也非常担心，全球化会变成“半全球化”，中国的发展空间会被堵住。而这些调研让我意识到：只要把眼光从中国移向全世界，就会发现，在一个更大的赛场上，很多中国企业早已走了出去，在全球精心布局，以创造更大价值。我突然觉得，万重山外，还有无限江山。
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市场化、国际化环境中打拼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如果它们今天才考虑“逆全球化”的问题，那已经太晚了。事实上，它们早已出发，虽然默默无闻，却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牢牢扎根。它们是中国人的经济，也为投资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税收，拉动了经济增长。
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不阻塞自己的想象力和生命力，谁也堵不住中国人的发展之路。
我们的确面对着更多的全球化约束条件，这也是客观现实，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意识到，全球各地对于安全、环保、本地化利益、公平贸易的重视，并不是阻止中国“走出去”的障碍物，而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机会、激发、超越和升华，那么我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中国的再出发。
1.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向外资进一步打开大门，让它们分享中国大市场。
2.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走出去”，造福投资地，做投资标兵，树中国形象。
3.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更好地保护和吸引外商投资，扩大外资便利条件。凡在中国投资、遵守中国法律的外企都是中国企业，我们要一视同仁。
4.继续推动中美贸易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致力于在开放、非歧视、公平竞争、透明和互利基础上打造更平衡、更和谐的双边经贸关系。
5.团结一切力量致力于WTO改革合作，坚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推动内部改革，同时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合规水平。
6.继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盟、日、韩（10+3）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力争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7.从制度建设、社会治理、舆论氛围、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等方面，营造更好的改革开放的氛围。不要把全球化的调整理解为“与中国脱钩”，而要把全球化的调整与压力，化为促进对内对外更加开放、实现更具吸引力的全球化的新动力、新契机。
……
世界并不尽如人意，但未来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里。看长远，信自己，爱世界，中国才会有更远大的未来。中国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赢家，也应该成为下一轮全球化的负责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
2020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