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孔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所以大臣死后能够获得“文”的谥号是很高的荣耀，唐代韩文公（愈）、宋代朱文公（熹），都是实至名归；可对皇帝而言，庙号“文宗”，却总是和孱弱无能绑定在一起，实在算不上好。
唐文宗李昂是穆宗李恒次子，敬宗李湛之弟，宝历二年（826）宪宗遇害，李昂被宦官拥立，昏头昏脑地做了皇帝。即位以后，李昂不甘大权旁落，一直寻求机会铲除宦官势力，但筹划不密，最终酿成甘露之变。李昂晚年问臣下：“我算得上怎样的君主？”臣子当然拿尧舜作比，皇帝叹了口气说：“我是问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知道臣子无法应对，皇帝接着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我现在受制于家奴，恐怕连他们也比不上啊。”不久便郁郁而终了。
“文”也含有文明、文教之意，唐文宗虽然“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于文化建设仍有功劳，其贡献之卓著者即是《开成石经》。
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就有镌刻石经的建议，《封氏闻见记》说：“天宝中，余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文儒道消。”与封演同时的李阳冰也曾表示：“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可惜遭遇安史之乱，遂致搁浅，如封演感叹，“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至于今传李阳冰篆书《谦卦碑》，或许就是大唐石经的试笔。
《开成石经》（局部）
李阳冰《谦卦碑》（局部）
待石经之事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唐已经进入尾声。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上奏：“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皇帝允可，延至大和七年（834）十二月，乃正式下令：“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
石经由已经升任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郑覃主持，工作进展异常顺利，终于在开成二年（837）九月完成，十月奏进。镌刻十二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另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附于《春秋左传》之末，碑石一百一十四块，经文六十五万字。石经的书写者有艾居晦、陈玢、段绛等，此数人书史并不知名，但楷法端严，应该是经过严格遴选的。论者谓“其用笔虽出众人，不离欧虞禇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所见甚是。
唐末长安城缩建，国子监所在的务本坊划在城外，《开成石经》碑石弃置荒野，文人学士看不过去，乃游说主政者云：一旦敌人兵临城下，这许多的石材，正好被碎为矢石，简直是助贼为虐。主事的官员觉得有理，于是遣人将石经搬运到城内原唐尚书省之西隅。北宋元祐二年（1087）当时任陕西路转运副使的吕大忠有感于石经存放场所“地杂民居，其处洼下”，碑石“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认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于是决定将碑刻安置在“府学之北墉”，形成西安碑林的雏形；至崇宁二年（1103）又复迁至府城东南隅，即碑林今址。
《开成石经》展室
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关中大地震，《开成石经》严重受创，延至万历年间发起整修，据《重修孔庙石经记》说：“凡点画失真者正之，苔藓污者新之，泐而欲欹者理之，文义断阙者稽群书补之。”修补文字皆小碑另刻，便于传拓以后补入正文恰当位置，其慎重如此。宋代《孟子》列为经典，遂有“十三经”之说，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遣人从《开成石经》中集字，补刻《孟子》五万余言，至此“十三经”完足，成为西安碑林第一镇馆之宝。
近闻碑林将扩建，这本来是好事，又听陈根远兄讲，碑林扩建，《开成石经》也将北移，此则万万不可的举动。兹事体大，根远兄为此撰文演讲，上下呼吁，阻止石经搬迁，不遗余力；我辈人微言轻，谨以这篇读碑小文表示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