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请雨刻石,河北元氏县的《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都与求雨活动有关,《白石神君碑》最晚出,乃援引《三公山》《封龙山》的成例,为白石山的山神求法食。我曾经为一件《三公山碑》整纸拓本题书引首,忽然词穷,于是信笔写了“白石所宗”四字,此碑称得上齐白石艺术灵感的源泉,这样题便有双关的意思。
艺术家有最适合自己的创作风格,如果不能找到这个风格,很难成就。《三公山碑》即在齐白石艺术风格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齐白石的绘画和篆刻很早就从《三公山碑》汲取营养,但正式书写《三公山碑》字体,并以此形成风格,年代较晚。
嘉德拍卖二十周年纪念大展上见过一副齐白石篆书八言联:“食叶春蚕,应抽芳茧;著花老树,自无丑枝。”这是白石老人六十一岁时(1924)应齐如山之请所书,边款说:“癸亥冬十又一月,门人贺生出纸求余作篆字,余以不能却之。生曰:‘请以刻印之积学,作画之手段合为之。’余果如其请,试书之。适吾家如山老兄见之,亦有此请。余曰:‘君固不听死于碑下者论非,苦于工力者说短,余为君为之。’遂并撰此十六字,请两正。时甲子春二月,弟璜白石山翁。”这算得上齐白石书法里程碑样的作品。
此联其实是从友人赠句“老树著花偏有态,春蚕食叶倒抽丝”变化而来。“贺生”即贺孔才(1903—1952),跟从齐白石学习治印;这里说听从贺孔才的建议,乃“以刻印之积学,作画之手段”试作篆书,虽是谦抑之辞,道出的则是实情。这副对联中每一个字的盘曲错落都按照印章审美来安排布局,单个字在朱丝栏中尚好,合在一起则欠呼应,由此看来,这种篆法显然不适合于齐白石。
齐白石篆书
《三公山碑》
至于题跋所谓“不听死于碑下者论非,苦于工力者说短”,应该是有所指,他与胡佩衡论书法中也有类似的言论:“苦临碑帖至死不变者,为死于碑下。”按,齐白石自己何尝不是苦临碑帖?他早年学习李邕、何绍基、金农,描摹字形几乎都能乱真,只是移居北京以后,与文人圈子有些隔阂,因为出身木匠,便被人刻意贬低为缺书卷气。他自己也觉得气短,所以经常在作品上吐槽这类牢骚话。比如行书对联“文章江左家之玉,烟月扬州树之花”,边款长跋说:“余行年六十,学书不成,以为书不必工,但能雅足矣。尝见人摹写汉碑,其用笔摆舞做成古状,以愚世人。尝居海上,时人称为书中之圣、书中之王,深知书中三昧者耻之。”这其实反映齐白石在中年以后,书法创作上的焦虑情绪。
齐白石篆书
《三公山碑》让齐白石重新找回自信,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前后。《三公山碑》的字体在篆隶之间,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说:“字势长短不一,错落古劲,是兼篆之古隶也。”又作《三公山碑歌》有句云:“杂隶与篆均八体,繁省增减从所宜。前有程邈后次仲,周篆秦篆趋坦夷。五凤之石定陶鼎,西京笔法尚可窥。曾见虑俿建初尺,书言府弩铭争奇。此碑字势正相亚,短长直取天机随。”翁方纲谓“短长直取天机随”,可称的论,《三公山碑》的篆字随形就势,无视小篆的结体和笔法,长短伸缩自如,是汉篆中的自由体。
齐白石以艺术家的眼光摄取《三公山碑》字体中的美学元素,深得个中三昧。比如常写的对联“群持山作寿,常与鹤同侪”,联语中“山”“作”“寿”“常”有原帖可参,居于似与不似之间;“群”“鹤”参考原帖“君”“翟”的结构而增饰,其余四字自我作古,通篇则浑然一体。
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于《三公山碑》都有所取法,或许是嫌笔法变化不多、字形结构简单,浅尝即止。但如西谚所说,一人之美食是另一人之毒药,俟齐白石“由秦权得纵横平直自然之理”,再以此笔法写此碑,竟然就圆融无挂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