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馆坛碑》考

同样一件碑拓，鉴藏家考察字口的存完，以判别传拓年代，确定珍罕程度；书法家留心点画波折，希望在书写技法上有所吸收借镜；史学家更关注碑文本身，碑与史互证，如果信息能补传世文献之不足，则尤其令人欣喜。传世碑刻能兼此三者的并不多，梁代陶弘景在茅山树立的《旧馆坛碑》是其中之一。

《旧馆坛碑》全称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许长史”即东晋道士许谧，道教上清派的主要创始人；天监十七年（518）陶弘景培修许谧旧宅，工程告竣，乃“缮勒碑坛，仰述真轨”，以垂不朽。南朝有碑禁，金石传世甚少，如《旧馆坛碑》这样的巨迹自然引人注目，宋代以来著录不绝。原碑在嘉靖初年毁于大火，尚有拓本流传，翁大年乃将《集古录目》《金石录》等书中相关记载汇为一编，并附录己见，撰成《旧馆坛碑考》。

检视拓本，开篇“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弟子华阳隐居丹阳陶弘景谨造”之后，赫然镌刻着一行小字：“此一行隐居手自书。”黄伯思因此相信碑题及题署的二十四个字出自陶弘景亲笔，《东观余论》说：“陶隐居书故自入流，其在华阳得杨、许三真君真迹最多而学之，故萧远淡雅，若其为人。今金陵有许长史《旧馆坛碑》，最先一行乃隐居书。又世有《画版帖》四十三字，与碑字笔势同。”黄伯思的说法并非无根，据《太平御览》引《真诰》云：“孙韬字文藏，会稽剡人也。入山师潘四明，参受真法，学摹写，遂大巧妙，后学王书，殊有深意，当时称之。《南洞大碑》及《许长史坛碑》并是韬迹也，陶隐居手为经题，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惟传孙韬与桓闿二人而已。”所谓《南洞大碑》，指普通三年（522）在茅山华阳南洞所立《九锡真人三茅君碑》，据《茅山志》，此碑“三洞弟子领道士正吴郡张绎立，茅山道士孙文韬书，袁道与刻字”，与《太平御览》的记载正相吻合。

碑文、碑额分出两人之手比较正常，但如《旧馆坛碑》这样，碑题与正文各自一人书写的情况真不多见，所以后世颇有不同意见。曾见论文将《太平御览》引文断句为：“《南洞大碑》及《许长史坛碑》并是韬迹也。陶隐居手为经题‘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惟传孙韬与桓闿二人而已。”认为《旧馆坛碑》全体都出自孙文韬的手笔，陶弘景手为经题的是“握中秘诀”，后人误将“手为经题”属上句，遂附会陶弘景手书碑题。按，“握中秘诀”即《上清握中诀》，今存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汇录上清派炼养方术。如《通志·艺文略》所记，《上清握中诀》乃陶弘景纂集，谈不上只是书写了“经题”，所以这样断句算是强作解人。

《旧馆坛碑》（局部）

华阳砚拓片

顾炎武别有说法，《金石文字记》云：“梁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陶弘景正书，天监十七年，今在句容县茅山。碑首云‘弟子华阳隐居丹阳陶弘景造，隐居手自书’，前此未有列书人之名者，此其始也。”不知何故，顾炎武将刻石上的“此一行隐居手自书”，漏看成“隐居手自书”，于是认为全碑都由陶弘景书丹，并将此视为题写书家姓名之滥觞，当然不对。

不过，“此一行隐居手自书”数字滥入碑文，确实另类，《宝刻丛编》引《诸道石刻录》有“唐重立许长史《旧馆坛碑》，梁陶隐居撰并书，普通二年正月记，唐裴行矩重立”，现存拓本恐怕就是唐代重刻者。

即使是唐代重立之碑，书法仍存南朝之仿佛，清末岭南四家之一的曾习经特别嗜好《旧馆坛碑》，觉得与《张黑女墓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章士钊有诗赞曰：“二樵不出名天下，蛰庵宦游人罕知。南海潮音动虚牖，十年静写《馆坛碑》。”小注说：“梁任公告余，刚父酷嗜《馆坛》，闻余有佳拓，恨未得见。”又曾见华阳砚拓本一枚，钱泳将《旧馆坛碑》二十四字碑题勾勒在砚侧，翁大年、张廷济题跋，尤称雅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