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多心经

前不久一件赵孟頫行书的《心经》册页，拍出亿元天价，“懂行”的人一看经题中的“股”字，就断定是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临本。行家的判断当然正确，《集王圣教序》中所有的“般若”都写成“股若”的样子；至于因此传说王羲之没有写过“般”，怀仁不得已而拈“股”来代替，却是无根的谰言。

篆书“般”从“舟”，汉代隶定渐渐就有讹写成“月”者，比如《鲁峻碑》碑阴中“平原般（县）”都写成“平原股（县）”。又如服务的“服”字，本来也是“舟”旁，隶定以后，渐渐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因为“般”写成“股”容易与“肱股”相混淆，故行楷书仍然以“般”为正字，但写成“股”确实也不算错误。

赵孟頫《心经》册页（局部）

怀仁识文断字没有问题，反倒是作为僧人，他的佛学水平似乎有些问题。集字的《心经》前后都有经题，前面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题则是“般若多心经”。启功先生有一段题跋说：“经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者，华言智慧也。‘波罗蜜多’者，华言到彼岸也。后世误以‘多心’为词，遂有称‘多心经’者。今观怀仁集书，此经尾题作《般若多心经》，夫佛经固非无简称之例，如《妙法莲华经》之称《法华经》，《大般若波罗蜜经》之称《般若经》。如依例简称《般若心经》，固无可议，而多此一‘多’，其意何居？乃知怀仁盖亦读作‘多心经’者。”确实如此，所以赵孟頫那份《心经》临本，尾题还是写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而没有如怀仁那样省写成“般若多心经”。

怀仁《集王羲之书〈心经〉》

《心经》附在《圣教序》之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专门提到弘福寺的这块集字碑，该书卷七云：“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按照传记和碑刻实物，“帝可之”的时间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而落成时间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在此期间，玄奘早已离开弘福寺，奉敕入主慈恩寺，又徙居西明寺，麟德元年（664）在玉华寺圆寂。

据《开元释教录》卷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于终南山翠微宫译，沙门知仁笔受。”可见《心经》的翻译已在唐太宗允准刻碑之后。不仅如此，玄奘法师所开创的法相宗，根本经典是《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至于“般若”系列的经典，主要为禅宗所宗奉，这可能也是怀仁弄错经题缩写的原因。所以，在《圣教序》之后附录《心经》，肯定不是出于玄奘的安排。刻《心经》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碑文的最后一段，“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等奉敕润色”，合法地刻上去，令读者误认为这块集王碑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等高官参与润色加工。

对照《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显庆元年（656）玄奘请求循前代之例，译经除有僧人参与外，还当有君臣赞助，以示隆重。高宗乃敕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校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可见，于志宁等奉敕润色的是玄奘翻译的佛经，完全无关于这块集字碑，更何况咸亨三年于志宁、来济、李义府早已去世，也不可能润色碑刻。

怀仁施用移花接木手段，将早年监阅润色大臣的名单附在集字碑后面，乃是“拉大旗作虎皮”。为了避免受到追究，选刻了一部最短的佛经，却根本没有考虑《心经》翻译时间较早，并非于志宁等润色，更没有在意经题简称之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