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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广泛推广以前，文献依靠手写，辗转抄录，难免“鱼成鲁，帝成虎”，不利于信息传播。儒家经典作为立国的根本，要求更加严格，所以东汉熹平、曹魏正始、唐代开成、后蜀广政、北宋嘉祐、南宋绍兴、清代乾隆，都刻有石经。
东汉的碑刻已经有志墓、记事等多项功能，但将竹帛上传抄的长篇文献镂刻到石板上，也是了不起的创意。蔡邕是发起人，《后汉书》本传说：“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将文本内容固定下来并公开展示，可算是文献传播学的革命，其背后则有不得已的理由。《后汉书·儒林传》说：“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白话言之，经过党锢之祸，学术风气坏烂至极，纨绔子弟甚至可以干出篡改“标准答案”的事情来。
后世对蔡邕刊订石经之举大加称赏，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谓《熹平石经》“尤为一代大典”。所论当然不差，不过当时宦者专权，这件大事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也办不成，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宦官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
据张国淦《历代石经考》，所见《熹平石经》后记残石有“巡欲凿石正书经字立于太学”字样，可见李巡确实参与其事。范文澜对此则有进一步的推论，《中国通史》说：“五经文字与宦官本来毫不相干，因为太学生在太学争考试等第的高下，往往闹到官府里去争讼。宦官早已被名士们议论政事吓得发狂，乱杀一阵，现在这些太学生又来纠缠经学，扰攘不休，对宦官确是一种可厌的刺激，《五经》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静了。”这一解说看似不经，但如果体会汉末风雨飘摇的政局，宦官集团实在是害怕太学生们任何原因的聚集，担心引发群体事件。李巡等支持蔡邕刊立石经，更可能是出于“维稳”的需要。
《熹平石经》
《后汉书》说《熹平石经》有“古文、篆、隶三体”，这是与曹魏《正始石经》混为一谈了。马衡《汉石经集存》说得清楚：“盖立于学官之十四博士，皆为今文学。今文者，即当时通行之隶书，为挽救流弊而立石经，当然用今文，以符合博士教授之本，此天经地义也。”所以《熹平石经》只有隶书一体，故又称“一字石经”。
蔡邕有书名，《四体书势》表扬他的篆书，“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提到蔡邕“善篆隶”，又说“真定宣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所指似乎还主要是篆书。或许是受《后汉书》说蔡邕书《熹平石经》的影响，渐渐将汉末隶书名碑，如《西岳华山庙碑》《郭有道碑》《夏承碑》《边韶碑》《九嶷山碑》，乃至邕卒后四十余年的《范式碑》，都归在蔡邕名下，这当然不可能。其实，从《熹平石经》庞大的文字体量和诸经不太一致的书写风格来看，本来就不出自一人之手。更何况蔡邕熹平四年（175）奏请校订经书，光和元年（178）即因上书陈灾变论朝廷阙失，被流放朔方，而石经至光和六年（183）才告完成，所以石经书丹之事，恐怕也是范晔误听传言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