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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诗歌的时代，也是书法的时代，能够兼书家、诗人双重身份者却不多。李绅（772—846）的诗书皆不算一流，但留下两首《古风》，一块《龙宫寺碑》，也堪在唐代诗歌史、书法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古风》亦题作《悯农》，《唐诗纪事》说：“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唐代士子有以行卷投递达官权贵的习惯，一旦得到赏识，就有可能在科举中获益。吕温学行卓越，又富于悲天悯人的情怀，他《闻砧有感》诗有句，“所恨捣衣者，不知天下寒”，情绪如此，难怪见了李绅的诗篇引为同调。
吕温果然没有看错，李绅于宪宗元和初年登进士第，宦海沉浮，终于在会昌二年（842）以七十之龄拜相，年高无所作为，不数年病风疾，“足缓不任朝谒，拜章求罢”，出为淮南节度使，旋薨，赠太尉，谥文肃。
李绅亦善书，朱长文《续书断》列为能品，有谓：“尝观其《法华寺诗》，笔老字劲，亦无愧于前辈焉。”《金石录》记李绅书两种，《濠州四望亭记》和《法华寺诗碑》，皆不传，今嵊县之《龙宫寺碑》，则是硕果仅存者。此碑是李绅在浙东观察使任上大和九年（835）所立，绅撰文并书，字体在楷行之间，点画间隐隐有李邕、徐浩的影子，无愧王派正脉，但整体结构稍显拘滞，此所以称不得一流。
宗教题材的碑文总免不了要讲述一些神奇，通过渲染不可思议事件来强化神圣性。李绅在碑中说，贞元十八年（802）初上天台，遇到一位修真法师对他说：“后当领镇此道，幸愿建龙宫，以资福履。”当时以为是孟浪之词，乃笑而不答，法师又说：“星岁有期，愚有冥告。”多年后又见到法师，虽然老病，仍然谆谆嘱咐，希望不忘先前的约定；等到大和七年，自己果然出镇浙东，修真法师圆寂已久，感念前言，于是捐施俸钱三百贯，资助重修龙宫寺，并亲自撰书碑文。
此事也不完全出于虚构，李绅《新楼诗廿首·龙宫寺》，诗前有小序，所叙较碑文尤详：“此寺摧毁积岁，贞元十六年，余为布衣，东游天台。故人江西观察使崔公，以殿中谪官，移疾剡溪。崔公坐中有僧人修真，自言居龙宫寺，起谓余言：‘异日必当镇此，为修此寺。’时以为狂易之言，不之应，僧相视久之而退。至元和二年，余以前进士为故薛革常侍招至越中，此僧已卧疾，使门人相告：‘曩日所言，必当镇此，修寺之托，幸不见忘。’僧又偶言寺中灵祇所相告耳。余问疾而己，不能对。及后符其言，而讯其存没，则僧及门人悉已殂谢，寺更颓毁，惟荒基余像而已。因召僧人会真，余出俸钱为葺之，累月而毕，以成其往愿。”
李绅《龙宫寺碑》（局部）
《云溪友议》又记传说，李绅读书剡川之天宫精舍，看书入神，酣然进入梦乡。一老僧看到一条大蛇盘在李树上，便加以驱赶，蛇爬往东厢，忽然投入李秀才的怀中，一下子就没有了踪影。老僧于是问：“秀才睡中有所睹否？”李绅回答说：“梦中上李树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见上人。”老僧知绅是非常之人，于是给以资助。待李绅后来功成名就，“遂更剡川为龙宫寺额，嗟老僧之已逝，为其营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于龙宫一寺矣”。这显然是以修《龙宫寺碑》为素材敷衍出来的传奇，但文学研究者却引为信史，实不妥当。
又翻检中华书局新出《李绅文集校注》，所录《龙宫寺碑》：“（修真）法师曰：‘星岁有期，愚有冥告众。’元和三年……”此句显然不辞，对照碑文乃是：“法师曰：‘星岁有期，愚有冥告。’臮元和三年……”按，“臮”同“暨”，等到的意思，点校者不识，遂生讹误。碑刻之于文献研究，可贵如此。